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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传播方式中（第4页）

另外，还有一篇民间露布则颇具喜剧色彩。与玄宗朝的那位“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一样，高宗朝的权臣李义府也被时人称为笑里藏刀的“李猫”。所以，龙朔三年（663），当李义府因罪流放时，朝野称庆。于是，有人便依照露布格式作了一篇《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榜之通衢”，对他极尽戏谑嘲讽。刘祥道是按问李义府一案的刑部尚书，属河北道人士，故称“河间道行军元帅”；而李义府故园距当时的铜山不远，故有“铜山大贼”之谓。这篇民间露布有一句最是巧妙，连史家都禁不住将它著录下来：

义府多取人奴婢，及败，各散归其家，故其露布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资治通鉴》卷201。

这两句说得俏皮而生动，如果再知道它的出处就更会忍俊不禁，击掌称奇。当年刘邦当上皇帝后，把老爷子接到京城安享荣华富贵，谁知当惯农夫的太上皇偏偏思乡成疾，为解父忧，刘邦在长安附近依照老家的格局弄出个新丰县，其中连鸡巢狗窝都一如旧里，后人记述其事，写下这么两句：“混鸡犬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资治通鉴》卷201。而这正是“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之所本。将老家的鸡犬运到新丰自然得混在一起乱放。等到了目的地它们不辨真伪还只当又回到原籍，于是便争先恐后地各投家门。“破铜山大贼”露布，巧妙地化用此典，讽刺李义府仗势将许多人的奴婢据为己有，等他身败名裂后人家又各回各家了。

一纸檄文敌千军

论及露布，不能不连带地说到檄书。因为，在许多方面，露布与檄书同属一类，多有相似。从体裁上看，它们均为军旅文书，只不过檄文是在战前发，露布是在战后发。就新闻传播的功能而言，一者可谓新闻报道，一者可谓新闻评论；露布以报道战事为务，檄文以评论局势为旨。不过说到底，露布与檄文都在于长自己的志气、灭对方的威风。故而，在人们的心目中，二者实为一体，互为连带。如：

唐薛收在秦府（秦王李世民府），檄书露布，多出于（薛）收。占辞敏速，皆同宿构，马上即成，曾无点窜。《太平广记》卷174“薛收”条。

薛收即大诗人薛道衡之子，英年早逝。

再如：

（李）习吉，右相（李）林甫之后，应举不第。黄巢后，游于河东，摄榆次令，李公（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辟为掌记，笺檄之捷，无出其右。梁祖（后梁太祖朱温）每读河东书檄，嘉叹其才，顾敬翔曰：“李公计绝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人之智算，得习吉之才笔，如虎之傅翼也。”（宋）孙光宪著，林艾园校点：《北梦琐言》，1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其中提到的“笺檄”、“书檄”，便是对檄书、露布等军旅文书的概称。当然说到传受双方的关系，露布是一种上行公文，檄书则是君主或统帅发布的一种下行文告。这或许是二者的根本区别，因为传播关系往往决定着传播内容。

檄书，又称檄文或檄。隋文帝开皇八年（588），杨坚在大举发兵伐陈之前，曾向江南地区散发了三十万纸的诏书，“暴帝（陈后主）二十恶”，而这份诏书实开隋唐檄书之先声，其中写道：

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夺阎闾，资产俱竭，驱逼内外，劳役弗已；穷奢极侈，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欺天造恶，祭鬼求恩；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场；昼伏夜游，鼠窃狗盗。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一举，永清吴越。《资治通鉴》卷176。

读到这样的檄文，恐怕没有人不觉得陈后主恶贯满盈、十恶不赦，应被千刀万剐、天诛地灭了。有趣的是，时隔约三十年，隋末义军首领李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子，效法杨坚平陈诏书发布了一篇历数其子隋炀帝十大罪的檄文。该文以“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一句而声震遐迩，名传千古，并由此形成“罄竹难书”的成语。

这篇檄文是617年李密兵逼洛阳，号魏公、称元年后发布的，它写得义正辞严、声势恢宏、有理有据、回肠荡气。一开篇，作者先阐明自己的观点，即自古至今从来没有“暴虐临人”而能够“克终天位”的帝王。接着，便以人所共知的事实，暴露了隋炀帝如何“暴虐临人”的十大罪恶。当泪血之笔一一历数这些触目惊心的罪恶后，作者与读者都会愤然发出“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心声，都会自然得出“无小无大，愚夫愚妇，共识殷亡，咸知夏灭”的结论。不过，檄文若至此结束，便只说了半句话，因为它不仅要灭敌方的威风，还需长自己的志气。于是，作者在说了炀帝之不义与将亡的上半句话，笔锋一转开始说自己之正义与将兴的下半句话：“轰轰隐隐，如霆如雷，彪虎啸而谷风生，应龙骧而景云起。我魏公聪明神武，齐圣广渊，总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出。……呼吸则河、渭绝流，叱咤则嵩、华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击阵，何阵不摧。譬犹泻沧海而灌残荧，举昆仑而压小卵。……海内英雄，咸来响应。……牛酒献于军前，壶浆盈于道路。……”真是气壮山河，好不振奋人心!最后，作者以恩威并施、软硬兼备的口吻晓谕敌方人员，干脆利索地结束全文：

若隋代官人，同吠尧之犬，尚荷王莽之恩，仍怀蒯聩之禄。审配死于袁氏，不如张郃归曹；范增困于项王，未若陈平从汉。魏公推以赤心，当加好爵，择木而处，令不自疑。……高官上赏，即以相授。如暗于成事，守迷不返，昆山纵火，玉石俱焚，尔等噬脐，悔将何及!黄河带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丽天，知我殷殷之意。布告海内，咸使闻知。《旧唐书》卷53。

恐怕谁也想不到，这篇大气磅礴的檄文，竟然是出于一个“容貌短小，言辞讷涩”的书生——祖君彦。据《隋书·祖君彦传》：“大业末，官至东平郡书佐。郡陷于翟让，因为李密所得。（李）密甚礼之，署为记室，军书羽檄，皆成于其手。及（李）密败，为王世充所杀。”祖君彦有才学，早年曾为隋代大诗人薛道衡所称赏。这篇传世檄文，既表明了祖君彦之才，也证实了薛道衡之识。

就整体的知名度而言，祖君彦的这篇《为李密檄洛州文》（617）显然不如骆宾王的那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684）。但从文理章法上讲，后者无非是对前者的仿效，当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高明仿效。这篇被后世视为范文的檄书，也由三节构成：即痛诋对方之无道，所谓“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颂扬己方之神威，所谓“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及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召降纳叛”。其中的“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一句，显系出自祖君彦的“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击阵，何阵不摧”。不过，由于骆宾王也是文坛高手，与王勃、杨炯、卢照邻一起被誉为“初唐四杰”；加之他的檄书才藻纵横、词理典赡，虽用四六骈体，但俊逸清新、气势雄健，极尽檄文铺张扬厉摧枯拉朽的宣传鼓动之致，因而，当时（空间）与后世（时间）都产生了极富冲击力的传播效果。据时人记载，当武则天读到檄文前面的“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一句，竟会心地微笑起来，当她读到篇末的“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高宗尸骨未寒，太子已丢帝位），更在击节叹服之余责怪宰相未能发现骆宾王这样的英才：“宰相何得失如此人。”《酉阳杂俎》前集卷1。连被檄文声讨的对象本人都禁不住赞赏此作，可见其威力之大与效果之著。另外，从篇幅上看，骆宾王文只相当于祖君彦文的约八分之一，显得短小精悍，这不能不说是它流传广远乃至成为范文的一大原因。今之传者对此当予深思。下面便是这篇古今第一檄书的全文：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神人之所同疾，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嫠帝后，识夏庭之遽衰。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遗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桓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誓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闻。《骆临海集》。

不待多言，上论几则檄书多有夸大虚妄、捕风捉影之辞，与现代新闻评论摆事实、讲道理尚不可同日而语。揆情度理，檄书更近于宣传而不是新闻。

在唐代的檄书传播中，元万顷的《檄高丽文》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倒并非由于檄文本身写得如何气势夺人，而是由于它关涉信息保密、新闻检查、情报泄露等问题。高宗乾封二年（667），唐朝又对高丽大举用兵，主帅为李，元万顷以通事舍人从军，任掌书记之职。李是隋唐之际的名将，多谋善战，军功显赫，此次出征不用一年便获全胜，攻拔平壤，擒获其王，取得连英武的太宗皇帝都未能取得以致耿耿于怀赍志而没的辉煌战绩。李原名徐世，降唐后赐予国姓成为李世，后又因避李世民讳而改李，史书中时见三名混用，其实乃属一人。他在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则天的行动中，起了关键作用，以一句“此陛下家事，何预外人”而一锤定音。谁料，后来他的孙子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以一纸凌厉的檄书传谕天下，弄得他又惨遭开棺戮尸的报复。

大军未动，檄书先行。正当李兵逼高丽、大战将临之际，不料元万顷草拟的一份《檄高丽文》惹出了麻烦。当时，不知为什么高丽未在鸭绿江设防，按说这为唐军的进攻提供了难得的良机。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檄文有一句竟指斥对方主帅“不知守鸭绿之险”。于是，人家颇有风度地回报了一句：“谨闻命矣!”说完便“移兵固守鸭绿，官军不得入”《旧唐书》卷190。等于给敌人出谋划策帮了个忙。怨不得，“上（高宗）闻之，流（元）万顷于岭南”《资治通鉴》卷201。对此始料未及的失误，掌管书檄的元万顷自当负责，因为他的职位既相当于新闻发布官，又相当于新闻检察官，事关重大怎能掉以轻心。也许由于他的这一疏忽，唐军又要多付出许多血的代价。近代的新闻记者常常抱怨军方封锁消息，不肯积极配合战地报道，但从《檄高丽文》事故中不难看到，事关军事行动的新闻传播稍一不慎即酿成灾难，难怪军方往往索性采取守口如瓶的态度。不过元万顷虽属咎由自取，但身为主帅的李似也难辞其责。不管怎么说，这一次元万顷随李出征不仅没有得到军功章，反倒落个流放岭南的下场，而当李的孙子起兵时，他又因与徐敬业（李敬业举事后又被还姓徐）兄弟友善，再次被发配岭南，并死于贬所，这真有点宿命的味道了。

关于露布与檄书，我们先谈这么多。总括而言，露布与檄书是官方新闻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向天下四方通报军国大事上作用显著。在印刷技术尚未进入普及应用的条件下，露布与檄书是传播最为广泛、受众最为众多、影响最为巨大的新闻扩散之手段，就传播的普遍性与时效性而言，它们都不亚于现代的大众媒介。如隋文帝的三十万纸平陈诏书，在偏安一隅，版图仅有“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的小小陈国陈之郡县数见《隋书》卷2、《通鉴》卷177。平均合每县七百五十份，覆盖率已经相当惊人。隋朝能以破竹之势横扫江南，出师才两个月便一鼓攻取建康，生擒陈主，除去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外，与檄书的攻心作用也大有直接关系。作家林语堂曾论及骆宾王讨武曌檄的巨大功效，他说：

檄文传至京都，轰动一时，而徐敬业起兵一事，反倒显得冷落，不甚惹人重视，有些名句，深入人心，人人争相传诵。除去文章的声调铿锵，掷地有声之外，其内容正道出国内百姓的真正心思，表达出儒生、官员平日只敢在家窃窃私话的话。意思表达得痛快淋漓，文字秀拔刚劲，历述武后人神共愤之罪过，对武后名誉之损害，远胜过十万大军。《林语堂文集》，第六卷，43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一纸檄文胜过十万大军的话，无疑是套用那句据说是出于拿破仑的名言——记者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若这么换算，则杨广统领的平陈部队就不是五十万，而是六十万了。

当然，露布与檄书虽然发挥了相当突出的新闻传播及宣传鼓动作用，但从新闻传播演进的历史上看，它们都还处于原始的自然状态，还未从文章或文学中脱离出来，与“开元杂报”以后以进奏院状报为代表的那种“醒觉”的新闻事业尚不可同日而语。比如，它们的语言不仅古奥诘屈，频繁用典，而且充满浮言虚词，夸张矫饰。以之鼓舞士气是一回事，以之传布消息则是另一回事。有时我们不能不怀疑，像张说的《为河内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和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之类的文字，究竟有多少百姓能懂，又有多少民众能信——不是说大家不信，而是说其中实在没有说出多少可让人信的事情；即便有点实事也被美文华章卷得扶摇直上，搅得云天雾地，使人难得其要领。或许是有鉴于此，隋初还发生过一桩企图以行政手段改变文风的事件，旨在求得“公私文翰，并宜实录”（《隋书·李谔传》）。关于此举，我们将在传播思想一章中详述。这里仅以隋末李密的一篇露布结束本章，因为它已颇具新闻报道的感觉与匠心了“报导”一词已见于唐人文献，但它与《旧唐书·张行成传》中“古今用人，必因媒介”的“媒介”一样，与现代用法相去甚远。当时，“报导”乃指一种从事特殊营生的人，每年新进士放榜后他们专门替新科进士游冶开路引道。大概是这类人既需吆喝，又需导引，故而被称为“报导”。王定保《唐摭言》卷3中有这么一则故事：

薛监（会昌元年进士薛逢，官终秘书监）晚年厄于官途，尝策羸赴朝，值新进士榜下，缀行而出。时进士团所由辈数十人，见（薛）逢行李萧条，前导曰：“回避新郎君!”逢冁然，即遣一介语之曰：“报导莫贫相!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

（王）世充以今月十一日平旦屯兵洛北，偷入月城，其月十五日，世充及王辩才等又于仓城北偷渡水南，敢逼城堞。《资治通鉴》卷185高祖武德元年正月胡三省注。

用现代新闻学的眼光看，这篇露布可谓五W俱全，而且简洁流畅，犹如一则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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