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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被判处死刑（第1页）

6月9日，我再次回到了战斗中。据空中侦察报告说，在敌人的集结地发现了大批坦克。可是，据此判断苏军正在发起一场大规模攻势并未被证明是准确的，我们只卷入了一些小规模战斗，仅有两名士兵负伤。

6月15日。今天，我们位于雅西和特尔古弗鲁莫斯之间，在一处高地上挖掘阵地，我们俯瞰着一片绿色的平原，视界极好。在我们身后，几座农场的建筑被敌人的迫击炮火击中后正在燃烧。风不时地将黑烟吹到我们的脸上，烟雾的气味相当可怕，令我们难以呼吸。那些房屋早已被它们的主人所丢弃，可他们逃走时没能将牲畜牵出建筑，带上它们一同离开。要是这些牲口没被饿死，它们也会被炮弹炸死。牲畜的尸体躺得到处都是，腐烂的程度不一，散发出可怕的臭气。

6月16日。夜幕降临后，我们小心留意着阵地前方宽广而又平坦的地面上敌人的动静。预期中的进攻并未到来，但敌人用高爆弹对我们轰击了一整夜：敌人能看见我们的位置，这是因为我们身后的火焰不断升起，清晰地暴露出我们的身影。

6月17日。灰暗的拂晓出现了浓雾，在风力的推动下，大雾似乎正朝着我们这里慢慢移动。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雾气。敌人也许会利用清晨的雾色，在其掩护下向我们逼近。

乳白色的雾墙朝着我们逼近，看上去似乎越来越浓。透过瞄准镜，我注意到前方出现了一个猫着腰的家伙的轮廓，他的背上好像还背着个背包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我瞄准了他，在至少一公里的距离上，我朝着他打了个短点射。这一点射的效果如此出色，大家爆发出一阵欢笑。俄国人肯定是在身上携带了某种烟雾弹—显然，这就是出现“浓雾”的原因。我的子弹刚刚出膛，那个俄国佬的背包上便窜出了一股浓浓的白烟。他没有扔掉背包，而是转过身，沿着之字形路线狂奔起来，仿佛身后有人在追他似的。最后，他那背包里所有的烟雾弹都被引发了，在其他人看来，这家伙就像是装了个火箭助推器。

我们的重型武器随即朝着浓雾猛烈开火，彻底打乱了敌人的计划，阻止了他们的进攻。烟雾散去后，大批尸体以及几门迫击炮和其他一些武器散落在我们下方的地面上。

6月20日。尽管这些天来我们的行动主要是防御性的，但还是遭受了一些伤亡。负伤者中包括我们的上士，他再次奉命指挥我们这个实力严重受损的连队。没人知道他到底负过多少次伤：他佩带着在尼科波尔桥头堡获得的金质战伤勋章（五次负伤后才能得到）。如果负的是轻伤，他会待在连部里休养恢复，但这次，他的伤似乎要严重些，因此，他不得不被送往团救护站，后来，他大概被转到国内的一所军医院了。

6月27日。我们团在6月21日被撤下了前线，此刻在波佩什蒂附近的一个休整地。尽管我们号称一个团，但实际作战兵力只相当于两个连。除了一名下士，我们连的老人只剩下七个。就连不时被分到我们连队的补充兵，此刻剩下的也已寥寥无几，大多数人不是负伤就是阵亡。所以，来自因斯特堡的新兵被补充进我们的连队。我们得到的就是一群混杂着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大杂烩，在他们当中还有许多德裔东欧人，另外还有一些俄国志愿者。上面不是用我们急需的武器重新武装我们，而是试图用一群只受过仓促训练的炮灰来弥补我们的实力。这简直是发疯！

7月14日。两个传闻四下流传。一个说法是，我们将被调往东普鲁士，以守住我们在那里的边境。我们想到，政府—指的是希特勒—是否真的相信敌人很快会到达那里。另一个说法是，“人民掷弹兵师”已经开始组建，目的是为了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我们不知道“人民掷弹兵师”是怎样的一种部队。许多士兵开玩笑说，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祖父辈的老人将作为最后的兵源被征召入伍。最近刚刚分到连队里的新兵们谈起了某种即将被投入的“报复性武器”。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些新式武器何时能投入—等我们的城市被夷为平地并被敌人占领后？休假期间我也曾听说过这些神奇武器，我觉得这只是个谣传，仅仅是为了给老百姓们带去某种新希望罢了。

7月15日。几天前派来了一名少尉担任我们的新连长。我甚至已数不清自1943年10月以来，我们有过多少位领导了。他似乎并不太差劲，但他无法给连队带来必要的归属感和战友情谊。不知怎么回事，某些东西消失不见了—我们这些老兵能感觉到这些。太多的生面孔加入进我们的队伍，我们不得不试着习惯他们。

我们这些老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新兵们对我们所获得的勋章以及丰富的前线经历钦佩不已，但我们对他们不太起劲。新来的领导者也是一样—他们不了解我们，无法对我们做出准确的判断，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部署我们这些老兵，从而使连队达到最佳化。返回前线后，我们会等待并观望，在前线，我们相互依赖，那种团结感和战友情几乎是油然而发。

7月18日。休整和放松的日子结束了。我们驱车赶往罗曼，然后搭火车完成剩下的路程。实际上，我们的目的地是东普鲁士，尽管在途中，我们接到的命令发生了改变，我们重新赶往波兰。据说苏军已经渡过了布格河，正向西推进。

7月20日。当天发生了刺杀希特勒的事件。我们当中没人知道这一事件的原因。据说这是高级将领之间的阴谋，这些人将被处死。我们还惊讶地获知，从现在开始，传统的军礼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德意志礼”—我们必须使用举手礼，就像党卫军那样。但命令就是命令。我并不认为这个规定会对部队的士气起到任何提高作用。相反，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他们凭什么认为能打动我们这些士兵，从而与那些党的要人们更加亲近呢？不管怎么说，这些大人物总是前呼后拥，我们还得设法保护他们。他们给部队的指挥部派遣了政治军官，还给我们派来了具备国家社会主义理想的士兵。这纯属狗屁！难道这能帮我们生存下来？谢天谢地，我从未遇到过这种类型的家伙。我很怀疑这些家伙是否有胆量跟我们一起在战壕中御敌。

7月21日。进入波兰后，我们的任务是守住桑河上雅罗斯瓦夫附近的防线。敌人已经在几个地段试图渡过该河。白天时，我们遇到了一股与自己部队失散的德军，他们惊慌失措，沿着河岸的低地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许多战友被波兰游击队打死了。夜间，我们与敌军发生了激战，成功地阻止了他们渡河的企图。

7月25日。天色尚黑时，敌人的一队坦克搭载着步兵发起了进攻。我们没有反坦克武器，不得不撤出了阵地。所有人惊恐地四散奔逃，在玉米地里寻找着隐蔽。敌人的坦克追了上来，很快便超过我们，坦克上搭载的苏军士兵发起了攻击，我们中的许多人在这场白刃战中身亡。瓦利亚斯和我躲在一片被雨水打湿后压平的稻草堆下。由于天色黑暗，我们幸运地没被敌人发现。

一个小时后，敌人的一些坦克被击毁，他们再次被赶了回去。我们壮着胆子爬出了玉米地。我和瓦利亚斯平安无事，甚至连我们的重机枪也完好无损。

这是血腥的一天，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许多战友在与敌步兵的短兵相接中惨遭杀害。头颅破碎、腹部开口的尸体躺得到处都是，有许多已被坦克压扁。逃入玉米地时，我们的连长—那名少尉—失踪了。有人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正跟着一些士兵奔逃，一辆坦克在身后追赶他们。他是负伤还是阵亡，或是落入了敌人之手，没人知道。根据眼前的这场屠杀来判断，敌人没抓俘虏。“失踪”这个词给家属带去了一线希望，尽管经历过俄国战事的人对这种希望不会抱有任何一丝幻想。敌人被压抑已久的仇恨，使得任何一个落入他们手中的人都不会有丝毫的生存机会，所有的希望都像春季阳光下的积雪那样融化消散。

尽管对我们的少尉不太了解，但我们还是对他的失踪感到非常遗憾。他可能只是经验不太足，但却是个具有强烈责任感、堪称楷模的军官。弗里茨?哈曼的副射手也牺牲了，连同他一起损失的还有他那挺重机枪的枪架。现在，可用的重机枪只剩下我这挺了。

7月26日。一名中尉被任命为新连长，他接管了我们这支所剩无几的连队，同时还包括第7连的残部。在沃拉佩尔金斯卡附近，敌人不停地攻击着我们的防线。我们的损失越来越严重，阵亡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在战斗中获悉，新来的连长也阵亡了。盛开的生命之花被扼杀的速度清楚地表明，这场战斗是多么艰苦，多么可怕！更为糟糕的是，一名领导接替了另一名。在这场野蛮的杀戮中，连里的新兵们变得越来越焦虑。他们打仗仅仅是因为灌输给他们的责任感。激战中，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只是勉强前进，试图尽可能长久地停留在隐蔽处。

战斗进行的过程中，要是我需要更多的子弹，往往不得不大声喊叫，因为携弹手躲在散兵坑里或其他什么地方，根本不敢跑到我们身旁。结果，瓦利亚斯和我不得不亲自跑到后面，以便取得弹药。那些携弹手，很多都是志愿者，他们声称周围太过嘈杂，所以没听见我们的叫喊声。结果，这让我们冒上了更大的危险，没多久，我那位老搭档—瓦利亚斯—的肩头便负了伤，不得不撤下阵地被送往急救站。

现在，身边没有了瓦利亚斯，我明显感到失去了什么，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征服了我，我很想爬到一个坑中躲藏起来。但我感觉到，要是自己甩手不干，会使那些新兵的士气更加低落，因为他们把我们这些老兵看作是无所畏惧、战斗经验丰富的人。因此，我觉得有责任至少让自己摆出一副英勇无畏的姿态。通过平日的态度以及战斗中多少有些顽强的举止，我已成功地树立起了自己的这一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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