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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从骑士铁十字勋章到木制十字架（第1页）

5月10日。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数天后，我们终于有时间考虑一些个人的事务了。一个星期前传来了一个糟糕透顶的消息，深受大家尊敬的连长由于头部的重伤而死去了。显然他没能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我们回想起他那堪称楷模的品质—作为一名领导，也作为一个人。弗里茨?哈曼和我都知道，我们的连长痛恨战争，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深深影响了我们的模范，他做出的贡献超过了大多数人。我们受到威胁或是发起反击时，他会朝着敌军开火。但当敌人举手投降以保全性命时，他也会很高兴。许多苏军俘虏肯定会惊讶，一名德军军官居然会递给他们香烟和火柴。由于这些人性化的想法和行为，他使自己远远超越了现在描绘这场战争时被渲染得越来越厉害的仇恨。可是，这些品质并未能让他逃离死神：它无情地带走了他，也把他带离了连队战友们的友情—在他的领导下，我们连从未如此顽强过。

5月11日。今天，我从连部得到了休假三周的批准文件。最快明天早上，我就会跟连里另外两名士兵一同离开。古斯塔夫?科勒抓紧时间给我剪了个不错的发型，他甚至拒绝我付给他钱。作为回报，我将把战友们的信件带上，回到德国后再帮他们邮寄出去，这比通过战地邮局寄信要快得多。

尽管我知道自己的探亲假早已确定下来，但这个消息的到来仍让我感到惊喜。现在，逃离泥泞和危险两个星期的机会终于变成了现实，我真的应该好好高兴一下。可事实并非如此，我的感觉很复杂。一方面，我很高兴能再次见到自己的亲人，并能睡在真正的床上，但另一方面，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战友，这又使我感到伤感。长期以来，我们同甘共苦，生死与共。这就像在危险来临时离开自己的家人那样。等我回来时，还能看见活蹦乱跳的他们吗？连路上的时间，我将离开他们三个多星期，对身处前线的士兵们来说，这段时间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聚在一起喝了好多罗马尼亚葡萄酒，直到每个人都略有醉意，这才使我暂时忘记了明天向大家告别的伤感。

5月12日。我们的司机，二等兵约斯特，在清晨四点时叫醒了我。半个小时后，我们三个获准休假的士兵坐在了汽车上，一路赶往火车站。我只跟弗里茨?哈曼和瓦利亚斯告了别—其他人闹腾了一整夜，此刻还在呼呼大睡。

回家休假的途中，你必须把时间算宽裕些—我被告知了这一点。列车早已不再按照旧时刻表运行，你得去站长办公室弄清楚新的时刻表。不过我们很顺利地从罗马尼亚人手里得到了时刻表。列车上，大部分士兵都是从前线下来的，和我一样，没人想说话，只是觉得疲倦，伴随着列车晃动的节奏，我们很快便睡着了。火车到达维也纳后，一些士兵下了车，车厢里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通过对方的军装，我注意到他们都是些身处后方的士兵，他们谈论着各自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风流韵事。

5月13日。返家的途中，在列车和车站上，我被所谓的“链狗”至少盘查了五次。“链狗”是我们对讨人厌的宪兵的称谓，因为作为其权力的标记，他们的胸前戴有一块盾形金属牌，通过一根金属链挂在他们的脖子上。时不时地，他们会把某些人带走。他们专门检查所有的休假及旅行证件，也包括写入每个士兵身份证件中的评语。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看看是否有人佩戴不属于自己的勋章或是冒充得到了晋升。在部队里，宪兵无疑是必要的，他们起到了维持秩序的作用。

宪兵从我所在的车厢带走了一名中士，这位中士佩带着一级铁十字勋章和银质近战勋饰[1]，但他却掏不出任何恰当的证明文件。就我所听到的来看，这名中士拿不出相关证件，所以，他可能是一名逃兵。通过与其他士兵的交谈，我发现部队里的士气不是太高，显然存在着一些逃兵和持不同政见者。这可真是一段不景气的时期！这些人被称为“祖国的叛徒”，因为他们不愿承担我们都必须承担的责任，尽管我们对此也不太喜欢。战争期间没人可以随心所欲—我们都属于国家和人民。这听上去不错，因为这意味着所作的一切都可以被冠以“人民”的名义—换句话说，是以我们的名义。

5月14日。到达家乡花了我整整两天时间。我很高兴再次见到自己的母亲和姐姐，姐姐暂时住在母亲这里，一些朋友死亡的消息也使她得到了“锻炼”。我们居住的村镇，通常是安静而又空空荡荡，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座忙乱而又拥挤的“城市”。街道上满是士兵以及来自柏林和其他大城市的母亲和孩子，她们来这里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可她们能躲多久呢？

5月15日。我觉得自己的感觉非常复杂，休假并不如设想的那么愉快。在前线，我们想的是其他的事情。我们想得更多的是自己的生存以及战友和朋友们的生命。尽管长期以来，我们早已习惯了与危险作伴，但焦虑总是会出现，并侵蚀着我们的神经。这使我们年轻的面孔看上去苍老不堪。我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迹象：下个月我就21岁了，可我觉得自己的年龄比这大得多，特别是因为我比许多更加年轻的战友活得更长。

尽管我负了五次轻伤，但我还是平安无事地从战场上回来了。战斗期间，我的神经多少有些不太正常，但我至少能保持自控。最近几个月里，我经常看见一些比我年轻或年长的士兵在一夜之间头发变得灰白，他们的神经崩溃了，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激战中，他们彻底崩溃了。难道这一切都是徒劳吗？但愿这种事情再也不要发生了！

5月16—6月2日。我艰难地试着享受这段假期，并让自己散散心。我最喜欢的消遣是……睡觉！下午的时候，我会骑上我那辆竞赛型自行车四处游逛，或者到湖边钓鱼。晚上，我通常跟几个朋友在一家餐馆里度过，或者就是跟我在入伍前结识的女友待在一起。但情况与过去一切太平时不同了—没人喜欢现在这个状况，我从居民中感到了某种焦虑和不满。他们都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不敢公开表达而已。

我经常能听见，他们又逮捕了某某人，并把他们送去了某个集中营。有人说，那是个“劳动营”，那里的看守是党卫军的人。他们把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反对第三帝国的人投入集中营。但没人知道确切的情况，因为从来没有人能从那里面出来。

6月3日。最近我失眠得厉害。太多事情在我的脑中盘旋，我一直思念着那些战友。我有一种感觉，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如果他们仅仅是负伤，那么，他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要是他们阵亡的话，那就再也无法回来了。在每一次新的战斗中，总有些人命中注定会送命。离休假结束越接近，我越是心神不安，这证明了我的感觉与前线战友是多么接近。

6月4日。我在一列叮当作响的列车上已经坐了几个小时，正在归队的途中。与妈妈道别时，她非常难受，她已尽可能让我的休假过得舒适愉快。打理店铺使她忙碌不已，所以她无法按照自己的心意为我做太多的事情。我的父亲被征召进“人民冲锋队”，他们已被部署到边境地带。

火车上挤得满满当当，全是来自各兵种的军事人员。我所在的车厢拥挤不堪，我只能坐在过道中的行李袋上。

6月5日。火车开了一整夜。我们遇到了两次空袭警报，火车停在露天的铁轨上，但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不安，大部分士兵呼呼大睡。列车车厢的地板上躺得全是人，有的人为了能舒服些，干脆睡到了行李架上。车厢内一片漆黑，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亮光。不过，偶尔也有几次，手电筒的光亮划破了黑暗，或是有人点燃了打火机，以此来提醒其他人，他要去撒尿，不想踩到别人的头上。

拂晓时，我们靠近了维也纳。可是，列车无法进入这座城市，等我们进站后，已经是午饭时刻，我们可以下车活动活动。我们获知，列车还要搭载送往前线的补充兵。在站长办公室，我遇到了第26装甲团的一名下士，和我一样，他也刚刚结束休假，所去的目的地跟我一样。我们发现，我们的部队仍待在原来的地方。到了夜里，我们才再次出发。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还需要两天，中途还要换车数次[2]。

6月6日。我们所在的团彼此相邻[3]，就在雅西—莫内斯蒂附近。最近几个月和几个星期里，两个团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这使他们不得不被重组为“战斗群”。中士很快便被他团里的车辆接走了，很快，我也搭上了一辆营里的补给卡车赶往自己的连队。我们俩分手时说要经常保持联系，遗憾的是，这一点无法做到：这将是我们唯一的一次相见，而且，与发生在战争期间许多次其他的见面一样，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尽管我时常会想起这些偶遇。

6月8日。早晨时，我搭乘营里的补给车回到了自己的连队。走进连部，我立即注意到，“萝卜”下士不见了，军士长也不在。一位我不认识的二等兵告诉我，两个星期前，“萝卜”在一次空袭中负伤，当时他正待在汽车里，后来被送进了医院。

在宿舍里，我遇到了弗里茨?哈曼和高个子的瓦利亚斯，他们很高兴能再次见到我。连里发生了许多事情。有些消息令我惊喜，而有些则让我感到痛苦。最糟糕的两件事是，上个星期，克莱姆阵亡了，而“教授”则被手榴弹炸断了右臂，导致血流不止而死。三等兵哈尔巴赫，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太长，他也负了重伤，很可能保不住性命。这些糟糕的消息再次提醒了我，前线的战斗是多么可怕。我没见到古斯塔夫?科勒，于是我问起了他，结果让我大吃一惊。他们俩故意让我等了等，然后，弗里茨?哈曼说道：“古斯塔夫获得了骑士铁十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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