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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特权集团（第1页）

“我演讲时必须要有一大群听众，”希特勒有一次对朋友这样说，“因为在都是好友的小圈子里，我从来不知道该谈些什么。“1919年10月的一个夜晚，他作为德国工人党的演讲者初次亮相，到场人数只有100人，但是他们却足以激发希特勒的雄辩之才。尽管希特勒当时不是最具吸引力的人物，但是在那个秋季夜晚，他慷慨陈词，激情似火，极大地提高了募捐活动的效果，巩固了他作为党内宣传人员的地位。从现在起，他要鼓动演讲，宣传造势。用他自己喜欢的话来说，他要成为“运动”的“鼓手”。当时希特勒还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股政治力量的领导人，只把自己视为摇旗呐喊、替别人招买兵马的小人物，为将来出现的党内铁腕人物、德国独裁者争取民众的支持，扩大影响。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当那位独裁者出现时，向他交出一支忠心效力的队伍。”2

1920年2月，希特勒作为一名严肃的大众蛊惑演讲者正式登场亮相。地点是慕尼黑赫赫有名的皇家啤酒馆。后来他在自己所写的那本矫揉造作的宣言式著作《我的奋斗》里，把那次亮相演讲赞颂为史诗般的英雄时刻。然而，其实际情形反倒有点平淡无奇。那次聚会的中心人物是另一位演讲者。在德国工人党的传单上甚至连希特勒的名字也没有。不过希特勒虽然是一位后备演讲者，却使大约2000名听众兴致高涨，群情振奋。即使在陈述该党那个高谈阔论又平庸乏味的二十五点纲领时，希特勒同样博得了支持者的欢呼喝彩，也引起了数百名社会党对手们的嘲笑奚落。后者专门为演讲而来，将此次聚会变成了激烈的政治集会。人们站在桌椅上互相大声指责。3在纳粹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差点爆发冲突之后，听众们离开了啤酒馆，在大街上继续高声辩论，谈论着希特勒和那次演讲，谈论着各种问题。一伙表示反抗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唱起了左翼歌曲——《国际歌》。希特勒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使德国工人党引起了公众关注。“无论他们嘲笑，还是谩骂，这都无所谓，”他后来写道，“关键是他们提到了我们。”

听众越多，希特勒现场发挥就越好。他发现自己有能力同民众打成一片，有能力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一个伟大的演讲家能够与广大听众情感相通；他能够感觉到哪些话可以说到他们的心坎里，”希特勒这样写道，“他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是否被说服了。”4广大听众的热情关注和过分赞扬使希特勒大受鼓舞。这是一种双向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后来深深影响了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有时“我面对着2000名听众发表演讲，其中就有1800人用敌人的眼睛看着我，”希特勒回忆说，“三个小时以后，我看到听众越聚越多，他们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因为他们被希特勒描述的政治恶行深深地激怒了。5虽说希特勒在文过饰非、夸张造势方面功夫一流，但是有关他成功发表长篇演讲的报道至少使上述说法具有一定可信性。

就在皇家啤酒馆举行那场极为重要的盛大集会之前，德国工人党内部对于预定这样大型集会场地是否明智曾经展开过激烈争论。该党创建者之一哈勒担心届时会有一半的座位空闲，整个活动看起来可能会失败。希特勒认为情况正好相反，事实证明他说对了。在希特勒那次演讲大获成功之后，德国工人党对于在大型场所举行群众聚会不再回避退缩。无论希特勒在哪里现身，他都是重要演讲者。他的大名只要出现在宣传海报上必定意味着群情激昂，甚至还有可能引发冲突。他屡次回到皇家啤酒馆，经常吸引到大批听众。1920年秋季，希特勒对着满场听众发表狂热演讲《为什么我们是反犹太主义者？》，被现场2000多名听众的喝彩欢呼声打断了50多次。6

在扮演“鼓手”角色期间，希特勒还不是德国工人党领导层。但是形势很快变得非常明朗：宣传鼓劲是该党的活动重心。德国工人党不参与竞选，不推出候选人，在任何委员会或官方机构没有自己的成员代表。它只是宣传造势，吸引大众，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而希特勒是该党头牌宣传鼓动名嘴。

随着希特勒吉星高照，卡尔·哈勒变得黯然失色。希特勒这位后来居上者大获成功之处正是哈勒的失意短板所在。因此哈勒大受刺激，退出了德国工人党领导班底。在希特勒的倡导建议下，德国工人党的名称扩展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德语缩写为NSDAP.希特勒在该党原来的名称上加上“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语，旨在超越最初仅仅针对工人阶级的建党宗旨，希望引起更多阶层的共鸣。他力图从民族主义角度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内涵，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际概念。他不接受共产党人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希望树立全国性的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观念，捍卫私有财产，猛烈抨击“垄断资本”（经常被作为替罪羊）所造成的各种破坏性后果。在希特勒心目中，“国家（的）”与“社会（的）”是两个相同的公有社会概念。希特勒解释说：“‘国家’首先意味着在行动中体现出对（德国）人民的无限热爱。……‘社会’意味着……每个人都要为社会利益而效力，时刻可以为它献出生命。”7

哈勒辞职后，只有另外一位本党创始人德雷克斯勒横在希特勒与纳粹党最高领导的职位中间。在哈勒离开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希特勒终于坐在了那个位置上，尽管不无装腔作势与逢场作戏之举。希特勒非常反对同另外一个党派合并，在1921年7月他愤然离开领导层会议的会场，并在三天后提交了一份辞呈。德雷克斯勒和党内其他领导人在震惊之余意识到，他们要失去的不仅仅是本党最具吸引力的人物，而且还有他们的摇钱树。纳粹党大规模集会上的明星与吸引民众捐款捐物的重量级人物眼看就要脱离本党。仿佛为了更加高调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希特勒以自己的名义单独采取行动，几天之内在慕尼黑最大的室内场地——克朗马戏院，吸引了6000名热情听众。

希特勒的最后一张牌果然奏效。一周后，德雷克斯勒与本党其他领导人恳求希特勒重新回到纳粹党，对他让步，满足他“拥有独裁权力”，实行一人领导全党体制的极端要求。希特勒发动了一次内部政变，大获全胜。上述决定也标志着该党迈向元首制[1]的一次战略性转变。这种原封不动的领导制度后来一直在纳粹党内部以及整个第三帝国时期的纳粹德国贯彻实施。在这种领导体制下，元首讲过的话被视为第一重要，不可改变，绝对可靠。这样便消除了任何内部民主权力或集体负责的可能性。各种建议和提案并不总是能够得到讨论或争论，而是经常直接反映给希特勒，回馈之后便是定论，不可更改。发生在1921年夏季的这次权力交替标志着希特勒开始把纳粹党改造为元首党——元首一手遮天，说一不二的党。这也是迈向希特勒个人崇拜的第一步。单身未婚，专心致志，执着不移，胸怀自己的使命感，希特勒除了政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

希特勒的领导才能主要体现在宣传鼓动方面，这方面的有关决策非常谨慎，极为出色。但是作为一位管理者，他表现得非常糟糕，随心所欲地在市内到处走动，经常忘记同别人的约会。闲暇时，他去自己喜爱的咖啡馆，喝两杯，或者到他新近收购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V?lkischerBeobachter，原名《慕尼黑观察家报》，希特勒收购后改名为《人民观察家报》）编辑部看一看。希特勒“精力充沛，好像火山一样存储着巨大能量，你永远不可能不让他出现在大街上”，一位密友这样回忆说。8希特勒在他居住的简朴公寓里起得较晚，经常在上午11点一边剃须或一边往早餐面包上涂黄油，一边召开当天的第一次会议。“大家从来都站着研究问题，”早期纳粹党成员赫尔曼·埃塞尔回忆道，他后来成为《人民观察家报》的总编，“他从来不给客人端上咖啡或茶水。他用一把刀剃须，后来有钱了，买了一个单面刀片专用剃须刀。他在剃须时总是割破皮肤，有时到了晚上还在流血。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9

希特勒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他的思想观点不仅仅对那些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工人阶级具有号召力，而且对于那些比蓝领工人高出一格，却担心自己地位下滑的小资产阶级民众也特别具有吸引力。此外，希特勒对于富有的保守人士，尤其是那些被一名观察者称为疯狂的“大街上的高等公民”的反犹太主义者也具有吸引力。10

除了演说平台和他掌控的党报之外，希特勒还着手打造一个真正的政治团体所拥有的其他重要外在标志。凭借对大众心理和激动人心的象征之物的精准把握，希特勒打造出以纳粹万字符、海量的旗帜和纳粹党制服为基础的本党标志性身份象征。万字符起初借鉴于印度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数百年来被各种宗教及其教派使用过。后来它又被极端日耳曼民族主义组织极北之地等种族主义团体改用为日耳曼民族至高无上的象征。经过仔细审察各种纸质草稿之后，希特勒亲自选定了纳粹党旗的三种颜色：红底色，白圆圈，正中央斜立着一个极为简洁的黑色万字符。同当时流行的各种复杂装饰的万字符相比，希特勒选择的极为简洁大胆的万字符图案无疑是广告天才的神来之笔。纳粹党旗具有强烈的号令装饰效果，即使在远处也易于辨认，必要时还能使人心生畏惧。希特勒这样解释他的选择结果：“红色代表作为纳粹运动基础的社会公正思想；白色代表民族主义信念；万字符象征着赋予我们的使命——为雅利安人的胜利而奋斗。”11另外，红底色也是对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的一种狡诈挑衅，因为他们认为红色归他们所有。希特勒认为，通过误导一些左翼人士走进用鲜红颜色广而告之的集会会场，纳粹党人就能够“摧毁他们的立场，进而同这些人士展开对话”。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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