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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阁楼的房子（第1页）

（一个画家的故事）

一

这是六七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我住在某省某县一个叫别洛库罗夫的地主的庄园里。这是一个年轻人，早晨起得很早，穿一件腰部带褶的男上衣，每天傍晚都要喝啤酒，并老向我诉苦说，从没有人同情过他。他住在花园中的一个小厢房里，我住在地主老房子里一个有圆柱的大厅里，那里除一张宽大的长沙发和一张桌子外，没有任何别的家具。我就在长沙发上睡觉，在桌子上玩牌阵。那里的一个古老的阿摩司式的炉子，即使是在晴天也总是嗡嗡作响，而在大雷雨的天气里，则响得整个房子都颤动起来，好像就要爆裂，成为碎片了，尤其是在晚上，当那十扇窗户突然被闪电照亮时，真叫吓人呢！

我生来就是闲散命，什么事情也不做。一连几个钟头我都从自己的窗户里往外望着天空，瞧着鸟雀，瞧着林荫道，或者是阅读邮递员给我捎来的所有报刊信件，要不就是睡觉。有时我也走出房子，到一个什么地方去闲逛，直到很晚才回来。

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无意地闯进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庄园里。太阳已经落山了，正在开花的黑麦地上铺满了一片黄昏的阴影。两排栽得很密、长得很高的老罗汉松挺立着，宛如两堵严实的墙，构成一条幽暗而又美丽的林荫道。我轻易地越过一道栅栏，沿着这条林荫道走去，在覆盖了一俄寸厚的罗汉松针叶的土地上滑行着。周围一片静寂、漆黑，只是在高高的树梢上有的地方颤动着金色的亮光，蜘蛛网上闪现出道道彩虹，空气中有一股浓重得闷人的针叶气味。后来我拐进一条长长的椴树的林荫道，这里也是一样荒芜和古旧。陈年的树叶在我的脚下悲戚地发出沙沙响声。树木中间已隐藏着暮色的影子。右边的老果园里有一只金莺不大乐意似的有气无力地鸣唱着，大概也是只老鸟了。瞧，我已经走到了椴树林的尽头，穿过一所带露台和阁楼的白房子，眼前立刻豁然开朗了，地主的庭院和一个宽阔的池塘呈现在我的面前，池塘边有浴棚，有翠绿的柳树，对岸有一个村庄和一座又高又窄的钟楼。钟楼上的十字架在夕阳的映照下发出亮光。顿时间，我感到有一种亲切而又十分熟悉的、令人心醉神迷的东西，仿佛觉得在孩提时就已见过这种景象。

石砌的白色大门，从院子里通到田野。在古色古香的坚实的大门上雕着狮子。大门旁边站着两个姑娘，其中一个年纪大些，清秀、白皙、很漂亮，一头蓬松而浓密的栗色头发，一张倔强的小嘴，表情严肃，做出一副并不在意我的样子；另一个则十分年轻，不过十七八岁，也长得清秀而白皙，有一张大嘴巴和一双大眼睛。我从旁边走过时，她惊奇地看着我，说了一句英语，有点难为情似的。我觉得，这两张可爱的脸好像早就认识似的。我就带着这种感觉走回家去，仿佛做了一场好梦。

此后不久的一个中午，我和别洛库罗夫正在房子附近散步，忽然一辆带弹簧座的马车沙沙响地从草地上驶进了院子里，车里坐着的就是那两个姑娘中的一个，是年纪大一点的那个。她是带着捐款名册来为遭火灾的人募捐的。她没有看着我们，而是非常严肃而详细地对我们讲述了西雅诺沃村烧了多少房屋，有多少农夫农妇和孩子们无家可归，救济委员会首先打算采取什么措施，而她现在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她让我们签了单之后，把单子收起来，便立即跟我们告别。

“彼得·彼得罗维奇，您把我们全忘了，”她对别洛库罗夫说，伸给他一只手，“您来吧，如果某先生（她说出了我的姓）想看看他的才能的崇拜者如何生活而光临寒舍的话，妈妈和我都会很高兴的。”

我点了点头。

她走了之后，彼得·彼得罗维奇便讲开了。据他说，这个姑娘上流社会出身，名叫莉季娅·沃尔恰尼诺娃，她和母亲及妹妹住的田庄，和池塘对岸的村庄一样，都叫舍尔科夫卡。她的父亲从前在莫斯科地位显赫，去世时是三等文官。沃尔恰尼诺娃一家虽然财产丰厚，却一直住在乡下，夏天冬天从不离开。莉季娅是舍尔科夫卡村地方自治会办的学校里的一名教师，每月领取二十五卢布的薪俸。她只用这些钱开支自己的生活费，并为能自食其力而感到骄傲。

“一个很有意思的家庭，”别洛库罗夫说，“或许我们哪一天到她们家一趟吧，她们会很高兴的。”

那是一个假日，吃过午饭后，我们想起了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于是就动身到舍尔科夫卡去了。她们，母亲和两个女儿都在家。母亲叶卡捷林娜·帕甫洛夫娜以前大概是个美女，而今却肥胖而萎靡得与年龄不相称，害着哮喘病，忧郁、精神恍惚，极力与我聊绘画。她从女儿那儿得知我可能到舍尔科夫卡来，便连忙回想起她在莫斯科画展上看过的我的二三幅风景画，现在她就问我那几幅画里想表现什么。莉季娅，或者按家里的称呼，莉达，则跟别洛库罗夫比跟我谈得更多。她脸无笑容，表情严肃地问他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会去任职，为什么迄今一次地方自治会的会议都不参加。

“这不好，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责备地说，“不好，应感到害臊。”

“对，莉达说得对，”母亲附和着说，“是不好。”

“我们整个县现在是巴拉金一手遮天，”莉达转身对着我继续说，“他自己是参议会主席，并把所有的职位都分给了侄儿们和女婿们，为所欲为。必须进行斗争。青年人应当结成强有力的一派。可是您看，我们的青年怎么样呢？羞耻啊，彼得·彼得罗维奇！”

妹妹燕尼娅在我们谈论地方自治会时没有说话。她不参加严肃的谈话。在家庭中她还不被认为是成年人，而是还像小姑娘一样，被称作米修斯，因为她小时候曾称呼过她的家庭女教师为MИCC。她一直好奇地瞧着我。我在翻阅相册时，她便给我讲解“这是舅舅……这是教父”，并用小手指指着照片，这时她就像小孩子那样，用自己的肩膀碰碰我。我离她很近，看见她那柔弱的、尚未发育起来的胸脯，瘦小的肩膀、发辫和用腰带勒紧的苗条身材。

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在花园里散步、喝茶，然后有很长时间用晚饭。在有圆柱的又大又空的厅里住过之后，来到这个不大的却是舒适的房子里，墙上既没有粗俗的彩色画，大家对仆人又以“您”相称，我心里觉得很自在，又由于有莉达和米修斯在场，我感到一切都显得年轻而纯洁，洋溢着一片正派的氛围。晚饭后，莉达再次跟别洛库罗夫谈论地方自治会，谈论巴拉金，谈论学校图书馆。这是一个活跃、真诚、有坚定信念的姑娘，听她说话很有趣，尽管她说得太多，声音很大，也许是因为她在学校里讲课已经习惯了。可是我的彼得·彼得罗维奇却是从大学时代起，就养成了把一切谈话都归为争论的习气，说起话来枯燥、乏味、冗长，总想显示自己是个聪明、进步的人；他打手势的时候，袖子把调味汁碟子打翻了，弄得桌布湿了一大片，不过除了我之外，似乎谁也没有注意这一点。

我们回家时，路上一片漆黑、静寂。

“良好的教养不在于你没把调味汁洒在桌布上，而在于，当别人做出这件事时，你不说出来，”别洛库罗夫说，并叹了一口气，“是的，了不起，是一个有教养的家庭。我落在优秀人们的后面了，唉，完全落伍了！都是由于事务，事务！事务！”

他说，一个人要想做一个模范的农业经营者，就不得不去做许多工作。我却在想：你是个多么笨拙的懒人！他一旦严肃地谈起什么事，就会紧张地拖长声音说“唉，唉，唉……”他做事也像说话一样：慢慢吞吞，拖拖拉拉，错过时机。对他的办事能力我是不大相信的，因为我托他到邮局寄过信，他竟把信几个星期揣在自己口袋里，忘了寄出去。

“最难受的是，”他走在我旁边时对我说，“最难受的是，你不停地工作，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一点同情也得不到！”

二

此后我便经常到沃尔恰尼诺娃家去，通常都是坐在露台下一层的台阶上。我不满意自己，心里感到难受，为自己的生活惋惜。生活过得如此之快，而且没有意思。我老是在想，我的心那么难受，能把它从胸膛里掏出来就好了。正在这样想的时候，露台上有人说话了，听得见衣服的窸窣声和翻书页的声音。我很快就熟悉了这里的情况：白天，莉达给病人看病，分发书籍，她常常不戴帽子，而是打着阳伞到村子里去，晚上便大声地谈论地方自治会，谈论学校。这个清秀、漂亮、表情总是很严肃、小嘴轮廓优雅的姑娘，每次开始谈事时，都是干巴巴地对我说：

“这事您不会感兴趣的。”

她对我没有好感。她之所以不喜欢我，就因为我是风景画家，在我的画里没有表现人民的贫困生活；而且她觉得，我对她如此坚定地相信的事情漠不关心。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件事：从前我在贝加尔湖边遇到过一个布里亚特姑娘，她穿着中国蓝布做的衬衣和裤子，骑着马，我问她能否把她的烟袋卖给我。我们交谈时，她轻蔑地瞅着我这张欧洲人的脸和我的帽子。不一会她就讨厌跟我说话，大叫一声，疾驰而去。莉达也一样轻蔑地把我视为陌生人。表面上她没有流露出任何厌恶我的样子，不过这一点我是感觉得到的，于是我坐在露台下面的台阶上，憋着一肚子气，便说，她自己不是医生而给农民看病，就是欺骗农民，而且你有两千俄亩的田产，要做慈善家，还不容易嘛。

她妹妹米修斯则没有任何操心事，像我一样，过着十分悠闲的生活。她早晨起来，立即拿上一本书，坐在露台上一把很深的圈椅里，两只小脚几乎挨不到地，看起书来；或者是拿着书躲进椴树林荫道里；或者干脆走出大门到野外去。她一整天都在看书，贪婪地看着书本。只是由于她的目光有时变得疲惫和呆板，脸色极度苍白，人们才看出来，这种阅读使她的大脑多么疲乏。每当我到这儿来，她一看见我，就有点儿脸红，搁下手里的书，活跃起来，用一双大眼睛瞧着我，讲述起这里发生的事情来，例如仆人房间里的烟囱烧着了，工人在池塘里捉到一条大鱼等。平时她一般都穿淡颜色的衬衣和深蓝色的裙子。我们一起散步，摘做果酱用的樱桃，划船。当她跳起来摘樱桃或划桨时，她那双瘦弱的胳膊就从宽大的袖口里露出来。或者我在写生时，她就站在一旁，出神地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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