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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丁玲多次跟我说过，当初她同意办《中国》，设想是：利用她这个招牌把刊物办起来，然后就交给他们去办，她自己并不想拴在这里，她还是要写完她的长篇。她越是感觉到来日　无多，这个念头就越强烈。

但是现在她被困于《中国》了，死死拴住，无法脱身。

她要写完的长篇，就是《在严寒的日子里》。那是1954年她在黄山开始动笔的，一年时间写了八章共五万字，曾经在1956年10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出。1958年她被打成右派，　在黑龙江国营农场劳动期间，又断断续续写了一些，但写完的稿子又在动乱中失落。这部长篇多灾多难，始终没有完成。1979年回到北京以后，生活条件好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却　少了，来客、电话都躲不开，必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

选来选去，最后，丁玲选定了河北的蔚县。

蔚县在北京西边，离桑干河不远。1954年秋天，丁玲为写《在严寒的日子里》搜集素材时曾经去过，老县委书记王纯是土改时涿鹿县的区干部，与丁玲是老熟人，如今退居二线当　顾问。王纯写信来介绍情况说：那里的夏季，“白天一般是26到29度，夜晚是14到20度。有一所闲着的房子，就在我的前院，按这里条件我看是挺好的。离县城十几里有个万亩水面的水库，风景很好。反正我看比　你们在北京那高楼上搞创作是好得多。”王纯还和新任县委书记一起来北京，当面邀请丁玲，并说要派车来接，县里有个很好的面包车。

1984年11月24日，丁玲、陈明去了一趟蔚县，汽车早晨9点出发，经八达岭、延庆、怀来、涿鹿，下午五点抵达蔚县，住在县委招待所。她看了王纯安排的那个小院，的确环境幽静　。但那次只是考察，只住了一日就匆忙赶回来了。

1985年6月，丁玲终于下了决心，要住到蔚县去写完那部三十年来一直萦绕在心的长篇小说。她先和曾克商量，又给雷加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希望他能多承担一些工作，得到他们　的理解和支持后，我们就开始做出发的准备，采购了一批要带的物品。

行前，她要去看叶圣陶，恰巧上海社科院的包子衍、袁绍发来看她，就想一道去看叶老。7月3日下午去了北京医院，陈明要我买了一盆栀子花。

叶圣陶指着包子衍问：这是谁？他瘦得很。丁玲说，他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现代文学的，专门研究冯雪峰的，想来看看你，留点资料。小袁同志也在文学所，给你照个相。

叶圣陶问丁玲：你最近上哪里去了？丁玲说，我上澳大利亚了，那里空气好，地方大，人少，还有钱！说着就哈哈笑起来。她在叶圣陶面前无拘无束，经常朗声大笑。

丁玲告诉叶圣陶：过些时候我要下乡了，去桑干河，那里的老朋友给留了间房子，让我去。我躲躲人，到那里去写点东西。下去有一个好处，有的事情就不去想，脑子就简单了，　现在在北京，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刊物，你当顾问的那个刊物，你也不“顾”呀！

叶圣陶问，出到第几期了？丁玲说，第三期快出来了，晚了一点，拖了一点期。第四期看校样了，第五期发稿了。叶圣陶问，发行多少？丁玲说，第一期八万五，第二期八万一。　叶圣陶办过《小说月报》，十分在行地问：八万五要亏本吗？陈明说，八万五不亏本，还能赚几千块钱，都给出版社、新华书店赚去了，我们赚不到钱。从明年起由邮局发行，我们自己也发一点，也得有点钱，没有　钱就不自由。叶圣陶问，反映怎么样？陈明说，反映挺好，有年轻作者的作品。

丁玲换了个话题说，你的脑子很清楚，说话声音也很清楚。叶老的秘书姚兀真说，他老说自己得癌了。丁玲又哈哈笑起来说，不会，你这个人不是得癌症的，癌细胞对这些人没办　法，你乐观，通达！叶圣陶说，我都住了半年了。丁玲安慰他说，你住到这里比家里好，这里是恒温。

姚兀真说，他听广播，什么都关心。前天胡乔木来了，坐了半个多小时，劝他出全集，他不愿意出。丁玲说，湖南给我出了一部文集，不是全集，我没拿来，你不能看了。

她告诉包子衍说，叶老同我们的关系，在现在的青年人和我们之间，再也不会有了。包子衍问为什么，丁玲说，我们把他当老师呀。包子衍说，现在我们也把你们这些老作家当老　师呀。丁玲说，但是没有我们的关系这样深厚，很多作家都是他从来稿中发现的，像巴金，像我，像杨刚，都是。他那个编辑，真的是编辑。那个时候的《小说月报》，就一个徐　调孚帮助他嘛，给他做下把手嘛，而且从来也没有拉拉扯扯，结成一伙。他没有整过人，没有“打”过人，这个不容易！我们不少作家都有，在人家后头扔石头，吐口水，他没有　。

告辞的时候，丁玲又跟叶圣陶开玩笑说：你现在是林黛玉，不来看吧，盼得慌，多来吧，又怕打搅你。我来的太少了，下次来，我给你讲《中国》里面的好文章！

2。　在医院中（一）（1）

7月13日下午，丁玲住进协和医院外宾病房304号。

几天后，我参加完函授期末考试去医院看她，回家后在日记里写道：“老太太脸色发黄，且有些浮肿，精神不好，脾气烦躁。”

是啊，躲不了清静，就只得继续面对烦人的现实！

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找牛汉谈话，说，我真不知道，你们内部乱成这个样子！要停刊检查，作协所有的刊物，没有一个乱成你们这样子的！丁玲听了十分气恼，一天，作协党组成　员鲍昌来医院看她，丁玲很生气地说，让《中国》停刊检查，到底是哪一条？我们的实际困难你们一个都不解决，推过来推过去，怎么会不乱！

丁玲感觉到自己每况愈下，担心来日无多，着急把要写的文章都写完。除了《在严寒的日子里》，她还想把1955年和1957年挨整的事情写出来。她对我说：“有些事我得赶快说出　来，五五年、五七年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说，今后谁说呀，没有人能讲得清楚！”她要我把录音机拿到病房里，每天对着录音机讲一些往事，留待以后慢慢整理。

来看她的人很多。她怕寂寞，高兴有人来，但话说多了又累。她的脚肿得很厉害，病情没有好转。西战团时的好友罗兰在北京中医院住院，偷偷溜出来，约了夏革非来看丁玲，坐　在病床边，她一直抚摩着丁玲浮肿的双脚，出门下楼的时候，罗兰哭了。

丁玲最喜欢谈作家谈作品。冯至来看她，他们谈到李劼人，谈到他的小说《死水微澜》，丁玲说，这个小说我还是1956年秋天去四川的时候，在火车上读过的，很吸引我，拿起来　就放不下。当时我很想写一篇文章来评论它，推荐它，现在我是没有那个激情了。丁玲对随冯至来的社科院文学所一位同志说，你来写这篇文章，李劼人对中国文学确实有贡献，　凡是这样的作家，都应该使后人记住、知道，这些好作品应该储存入库。

9月2日下午，丁玲又对着录音机录音，谈的内容是中国作协1955年的整风：“五五年的问题是从胡风那里引起来的，是从五四年引起来的，是从批评《文艺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来的。”陈明插话说：“五五年你正在无锡疗养院写《在严寒的日子里》。五四年批评《文艺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我记得在青年剧院的楼上开的座谈会，开了好几天，胡风、　鲁藜都讲话。张光年提出来了，说《文艺报》不光是后期有问题，前期也有问题，也有路线问题。但是我记得没有别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发言。”丁玲说：“后来他们动员了康　濯，康濯对《文艺报》前期提了些批评。康濯事先告诉我了：哎，我明天可能要批评《文艺报》前几期了。我心里就晓得了，就是有人要他发言。究竟是谁呢，我也没有问。我说　好吧，你发吧，结果第二天他就发言了。要想办法问一问作协，这些东西还在不在。第一个要问丁宁，五七年也好，五五年也好，她都在秘书处。还有一个人，就是张林池的妹妹　高铮，是作协党组的秘书，给党组保管文件的，但是现在肯不肯讲这些事情都难说。过去高铮对我还很好，后来有了这些运动就不大一样了。她也要划清界限嘛，她是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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