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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小钱朝老板使劲啐一口，举起手上的文件夹，狠狠打在老板的脸上。老板一下就蜷缩到地上，血水立时从他的嘴角渗了出来，喉咙里咕嘟咕嘟地直响，不知是想喊什么。这时跟在小钱身后的两个穿工商制服的年轻人将堆在门口的竹器一顿乱踹乱扔，嘴里还不停地骂着什么。在将那些竹器砸了个乱七八糟以后，那两个穿制服的年轻人进到店铺里面，连拖带拽地将老板从店里面拖了出后，然后塞到了猎豹牌越野车的后座上。老板的女人哭嚎着想阻止她的男人被抓走，但在形单影只之下显得是那样地无助。有那么一刻，我的脑子里闪现出五六十年代的电影里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地下党的情节，我竟有阻止小钱的行为的冲动，但仅仅只是那一刻，我的冲动就没有了。确实，这老板现在的处境是可怜的，但这可怜是谁造成的呢？换句话说，若小钱不来，那可怜的不是他，而是我们。像老板这样的人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还非常多，为了蝇头小利，他可以什么都不顾。良心，道德，情操，在利益面前连狗屎都不如。有人说，这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即物质文明的发展是以精神文明的堕落为代价的，但我不认为是这样，我更愿意将这一结果归于部分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劣根性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几年，几十年，几百年。说句良心话，眼前的这老板，既可怜，又可嫌。我在内心里唏嘘不已。

小钱将父亲和我送上车时，一脸歉疚的表情，不停地赔小心，说不该在湘临这个地盘上让父亲和我受这样大的委屈。

我开着车和父亲默默地上路了，两边是连绵不绝的山峦，山都不高，但植被都很好，在西斜的阳光下，像一头头温顺的绵羊一样，静静地卧伏在路的两边。但此刻，我更多的感觉是那些山一座接一座沉沉地压在我的心头，让我一时无法喘过气来。我的脑子就没办法停顿下来，一会儿浮现那老板凶悍的模样，一会儿又浮现那老板可怜兮兮的模样。两者的反差是如此之大，像两位旗鼓相当的拳击运动员一样在我的脑子里你来我往，争斗不休。真的，我不知道那老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农民吗？不像。是社会上的混混吗？也不像。是欺行霸市的地痞流氓吗？更不像。

我扭头看一眼坐旁边的父亲，他眉头紧锁，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若有所思。我问他在想什么？

父亲轻轻叹一口气，说：“刚才那老板嘴角渗出的血水总在我的眼前晃动。”

临湘与湖北省交界的那一片地域原称咸宁地区，现已改为咸宁市，包括蒲圻、嘉鱼、通山、通城等几个县市，在地理上，统称鄂南。这是一片曾经被鲜血浸染过的土地，七十年前，在这片土地上曾暴发过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齐名的鄂南暴动。毋庸置疑，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因为我们相信她与我的爷爷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所以每每踏上这片土地，总有一种无以言表的虔诚的情感不能抑制地涌上我的心头。自打记事时起，我的脑子里就留有我的祖父在这片土地上与那些饥寒交迫、衣不蔽体的农民一道揭竿而起的记忆。奶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用执着的语气不止一次向我讲过：“你爷爷不是土匪，也不是反革命，他是共产党员，他参加过鄂南暴动，并且打过长沙。”奶奶的话象刀子一样刻在我的记忆里，我知道她老人家的希冀。长大以后，我利用自己力所能及的知识，搜寻了与鄂南暴动相关的一切信息，希望通过有限的材料来证明奶奶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令九泉之下的奶奶失望的是，以过多年的努力，我并没有找寻到我的爷爷曾经参加鄂南暴动的只言片语，有关鄂南暴动的文字记载也少得可怜，几乎是一片空白。我的脑子里仍记得《江夏县志》中有关鄂南暴动的简单记载：“大革命失败后，*湖北省委根据党的“八&；#8226；七”会议精神和《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制定了以鄂南为中心的《湖北秋收暴动计划》，并成立了鄂南特委，由吴德峰任书记，负责指挥鄂南全区工作。9月8日，发生了中伙铺劫车事件，鄂南秋收暴动正式爆发。10日，在鄂南农民军总司令曹振常的直接指挥下，咸宁农民革命军兵分两路，形成对县城的战略包围。先攻占了汀泗桥，击溃守敌一营，毙敌营长以下20余人，缴枪20余支，子弹数十箱，并没收了汀泗桥一带最大土劣张万顺的全部家产。然后，攻打贺胜桥“建国军”周东山部，消灭周部100余人，缴枪数十条，并破坏了贺胜桥至横沟桥的铁路交通。13日，农军向马桥逼进，马桥守敌非常恐惧，自忖不是农军对手，遂缴械投降。同时，官埠桥农军捣毁铁路，河背土枪队攻打敌人运输洋船，使敌人水陆交通瘫痪，首尾不能照应。15日晚攻打咸宁县城，击溃守敌两个连，后因弹尽粮绝，加上敌军援军接踵而来，敌我力量发生变化，鄂南秋暴受挫。曹振常率余部转移到柏墩，坚持武装斗争”。虽然仅此而已，但是，在骨子里我从来没有怀疑奶奶所说的话。是的，我相信，我一辈子都相信，我的脚下，我驾驶的车子所辗过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浸润着我从未谋面的爷爷与鄂南暴动中的那些勇敢的人们洒下的汗水和鲜血！我在脑子里努力地勾画那些衣不蔽体、面黄肌瘦的人们在抽象的斧头镰刀旗下，振臂高呼，勇往直前的影象。虽然我没办法在历史上将我的爷爷从一个被政府枪毙的反革命分子洗刷成一个革命的先行者，但是，在内心深处，我坚信我的爷爷是一个不折不扣、无可非议的革命先行者。即使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者他自身的原因导致他的蜕变，但最起码他曾经参加过革命，曾经为革命高呼过，呐喊过！。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三

到达马鞍山镇派出所时已六点钟了，所长杨卫平与王平安在办公室里边聊天边等我。他没让我坐下喝杯茶歇口气，就拉着我的手往餐馆里走：“哈哈，难得我们兄弟俩又聚到一起，并且老爷子也来了，我们今天得好好喝一杯。”杨卫平与我渊源颇深，这主要源于我们俩都是地道的马鞍山人，并且在同一所警察学校毕业，只是他比我大一届，平日里我称他师兄。

走到院子里时，杨卫平扯开嗓子朝镇镇政府办公室那边喊：“老汤，曾帆到了。你的人到齐没有。”话音未落，马鞍山镇镇长汤振业那破锣一样的声音就响了起来：“怎么才到呀。”随着声音，汤振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汤振业五十出头的年纪，头发半秃，长得肥头肥脑，一副十足的弥勒像，是全县二十三个乡镇中出了名的汤大炮。他在马鞍山镇已当了十多年的镇长，因为他的家眷全在县城，出于照顾，前几年县里有意将他调到企业局当局长，但他死活不干，说在马鞍山呆习惯了，换个地方若搞不好工作，怕辱没了领导的关心照顾，结果就继续在马鞍山呆了下来。跟在他后面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镇政府办公室主任崔大元，另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只知姓田，具体搞什么工作记不清楚了，他们俩与汤振业一样，家眷全在县城，轮到周末才能回去。

107国道旁边的向阳酒家是杨卫平的老窝子，老板陈向阳是杨卫平小学同学，现在镇小学当老师，四十出头的年纪了，还是一张娃娃脸，一点儿皱纹也看不到。在这种场合父亲只能身不由已了，被他们死活硬按在主席上。菜在我们到达马鞍山之前就已点好了。甲鱼、桂鱼、乌龟什么的都有，一会儿功夫就摆了满满一大桌。杨卫平还不停地向我保证，这些东西都是地道野生的，家养的吃不得，都是用激素摧了的，有的还用了避孕药。城里人不知道厉害，只知道贪便宜，吃亏活该。酒是法泗镇产的桂子酒，杨卫平叫服务员一口气就开了四瓶。他让服务员将小酒杯全撤了，换上可装四两酒的玻璃杯，他还振振有词地说，这主要是照顾我，若用小酒杯，他们就有以多胜少的嫌疑，因用小酒杯喝到后面不知道数了，容易醉。酒是他亲自倒的，倒的当儿他仍兴高采烈地讲了那个我至少听了四次的故事，说是*年的时候，他到安徽当涂出差，当地公安局派了八个人陪他一个人喝酒，他死活不用小酒杯喝，而是用大玻璃杯，一人一杯，公平合理。一桌子人在酒量上难免有高下，一大杯喝完后，酒量大的不要紧，酒量小的就不敢再应战了，他也就顺水推舟，不喝了。他说，他就是用这办法将安徽当涂县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喝了个现场直播。全桌只有父亲一个人用的是小酒杯，父亲年纪大了，在家里母亲将他控制得非常严，每顿最多只能喝二两。在外面我同样得将父亲控制住。

谁知在我们全部站起来相互碰杯，第一口酒还未进口时，一个老人将我们的仪式给打断了。其实在杨卫平倒酒时，我就看见过这个老人，当时他只是在房间的门口晃了一下，就不见了，从他的神态看，我感觉他好像是在找人。现在，这老人进到我们的房间，犹豫着向父亲走过去：“是庆国老弟吗？”老人说话时，松驰的脸上整个都在哆嗦，语音也明显地含混不清。

父亲端着酒杯，怔住了，两眼直视着这位老人。好一刻，眼泪竟漱漱地从父亲的眼睛里淌了下来，他哆嗦着双唇，哽咽着小声地问：“真的是庆德哥吗？”

老人的眼泪也淌了下来，没有吭声，只是微笑着点点头。

我和全部在座的人应该从来都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两位年近七十岁的老人竟像年轻人一样紧紧地相拥在一起，抱得那样紧，那样的专注，那样的热烈，那样毫无顾忌。在他们的意识里，时间不存在了，我们周围的这些人也不存在了。什么样的人才能在见面后能够这样忘掉一切呢？我想，除了曾经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人再也找不到第二种理由。

还是杨卫*应快，他吩咐服务员赶快在父亲的旁边加上一套餐具，并走到两位老人的旁边，轻轻地说：“两位前辈，边喝酒边谈吧。”

在父亲向在座的介绍这位不期而至的老人是他的堂哥时，我才从迷茫中回忆过来。没错，在一九七四年前后，我曾见过这位老人，并且那时我称呼庆德大伯。

……那时的马鞍山镇，不，那时叫马鞍山公社，正热火朝天地建人造小平原，整个冬天，将全公社的青壮年劳动力全召集到一起，将107国道东边的那一大片高低不平的小山包全给削平了。应该讲，这人造小平原的活动就是当时的形象工程，全马鞍山镇那么大的面积，荒废的山丘水洼多的是，在哪儿造小平原都是顺理成章的，却偏偏就选在这107国道旁，并且要将五百多亩上好的农田整个儿翻过身，建成没有一点儿肥质的小平原。不说是好大喜功，起码也是劳民伤财。这把火是陈兴旺点起来的，那时他才四十来岁的年纪，在马鞍山公社当书记，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在动员大会上带领几千社员群众向毛主席像宣誓时那虔诚、亢奋的模样。如果撇开政治色彩，单就劳动场面而言，确实让人激动。整个劳动工地全是人和旗帜的海洋，汗水和激情将寒冷的冬天烘烤得热烘烘的。现在我经常想这个问题，那时的人们是因为单纯，还是因为信仰，为什么就那么容易感召呢？人们从不考虑政府的决策是对还是错，只要说这一决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达的，就狠不能将整个身心交付出去。现在的人们可就复杂多了，什么事情都会在脑子里划上数不清的问号，更不谈无偿劳动了。据说当时参加人造小平原劳动的社员群众有五千多人，全住在周边老百姓的家里，我家里住了五个二十岁不到的小姑娘，全是我的老家新屋边这个村子里的，她们的辈份都比我大，所以那时父亲母亲要我称这个为姑姑，那个为奶奶什么的，我还老大的不情愿，毕竟她们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是，即使是现在，我的脑子里对她们仍有清晰的记忆，感觉她们都长得很美，有的扎两根短得不能再短的扫把辫，有的蓄着两根长得过了腰际的长辫子，但都用红色的毛线扎着，看着就像一团团青春的火苗在不停地燃烧。晚上她们全睡在我家堂屋的地板上，一个紧挨着一个。晚饭后，她们都只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做针线活，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有的在纳鞋底，有的在绣枕头，还有的在绣手绢。不说枕头，就是鞋底和袜底上都绣有活灵活现的花鸟，多是荷花、鸳鸯什么的。这个时候，现在这位老人就会到我们家来与父亲聊天。那时他不像现在这样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而是一副黑框的圆形眼镜，就像现在的电影里日本鬼子戴的那种非常老式的眼镜。那时他的头发仍像现在一样很长，只是偶尔见上几根白发，但现在，全白了，一根黑头发也见不到。他每次到我们家来时，都会带一些东西给我吃，好的几颗水果糖，差一点的是在水田里挖出的几颗蒲荠或者菱角，有一次他还带来了一只拳头大小的乌龟，他对母亲说就将这乌龟扔火里烧熟，洒上盐，小孩吃了大补。母亲让我称他庆德大伯，至于他与父亲是什么关系，我就懒得去认真探寻了。他与父亲聊天非常投机，他们说话时声音都压得非常低，即使这样，我还是听到一些，原来谈的是《三国演义》、《封神榜》、《三侠五义》等一些书里的故事。他还偷偷地借一些书父亲看，这些书父亲是从不让我动的，不看时他总是锁在箱子里。在我的记忆里，这些书都是老式的线装书，没有封面，异常地破烂。现在想来，肯定是禁书，要不，他们为什么偷偷摸摸呢？有时，他们还就着母亲炒的一碟子黄豆喝酒。有一次庆德大伯在喝得半醉时说到毛主席去世后国家怎么办的问题。他的这句话确实吓了我一大跳，要知道那个时候在我们小孩子的意识里，毛主席是不会死的。心里就感觉这个庆德大伯思想反动，不是好人。还有，这位庆德大伯还喜欢与住在堂屋的那几位姑姑、奶奶开玩笑，都是找婆家什么的，经常将她们说得脸彤红彤红的，有胆子大的，还追着他打。我认为这位庆德大伯的年纪比她们大了不少，与她们开玩笑总觉得与他的年纪不相称，也就认为他这人有点儿不正经。由于在潜意识里对这位庆德大伯没甚好印象，所以我也懒得去对他有更多的了解。

整个冬天过去后，规模浩大的小平原也修得是模是样了。完工典礼时，省里还派来了一位领导。后来听说陈兴旺就是在这次完工典礼上认识省里派来的这位领导的，并且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和工作关系，后来这位领导在省里青云直上，陈兴旺在县里也就跟着飞黄腾达。完工典礼后，住在我们家的那五位姑姑、奶奶也在一夜之间全回到了新屋边，我也再也没有见到我没甚好印象的庆德大伯。但是，在以后的几年里，父母亲却经常念叨着他，多了，我也就对这位庆德大伯的以前有了一个抽象模糊的认识。庆德大伯的父亲与我的爷爷是小孩时伙伴，两人几乎是同一天离开新屋边的，爷爷到北京读清华大学，而庆德大伯的父亲则跑到西北的一所军校里读书。庆德大伯的父亲最后成了一位职业军人，与共产党打过仗，与日本人也打过仗。解放战争快结束时，已是国民党的一位少将师长的庆德大伯的父亲眼见大势已去，就脱下军装，在四川成都开了一家茶庄，原本想隐姓埋名，了此一生。谁知年幼无知的庆德大伯一时争强好胜，导致他的父亲最终落入法网。原来庆德大伯父亲所开的茶庄的对面住有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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