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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克勒普（第1页）

我站在走廊上，皮夹里装着一团淡金色头发。有一秒钟之久，我尽力透过皮革、上装衬里、背心、衬衫和汗衫去感触到这一团头发，但是我太疲乏、太满足了，而这种满足又是以那种奇特的快快不乐的方式得到的，所以，我无力把我从小间里偷盗来的东西想象成这样或那样，而只把它看做是梳子梳下的脱落的头发。

这时奥斯卡才承认，方才他寻找过别的珍宝。我在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里逗留期间，曾想证实那个韦尔纳博士在小间的某处存在着，即使仅仅通过那些我所熟悉的信封而存在着。但没有任何迹象。没有信封，也没有写过的信纸。奥斯卡承认，他曾把道罗泰娅姆姆的侦探小说一本本地从放帽子的那一格里抽出来，翻一遍，检查题赠和书签，注意有没有夹着照片，因为奥斯卡虽说不知道马利亚医院大多数医生的姓名，但认得他们的面孔。可是，没发现有韦尔纳博士的照片。

看来，韦尔纳博士不知道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他若是见到过它，也未能留下痕迹。这样，奥斯卡本该有充分的理由高兴的。难道我不是领先于那位博士很大一段距离了吗？难道小间里没有那位医生的痕迹不正好证明，医生与护士之间的关系仅限于在医院里，所以是公务性质的，如果不是公务性质的，那也是单方面的？

可是，奥斯卡的嫉妒心需要一个动机。如果韦尔纳博士留下蛛丝马迹，那会给我沉重的打击，但同时又会给我同样程度的满足。然而，这种满足是无法同我在衣柜里逗留而产生的小小的、短暂的结果相比较的。

我现在记不清是怎样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的，只记得听到在走廊另一头关住某个叫闵策尔先生的房间的那扇门后边，传来一阵装出来为引起别人注意的咳嗽声。那位闵策尔先生跟我有什么关系？刺猬的女房客不是已经够使我费神了吗？难道我还要给自己增加一个负担？何况，谁知道闵策尔这个姓名背后藏着的是什么。所以，这阵有求于人的咳嗽声奥斯卡听而不闻，确切地说，我不懂得人家究竟要我干什么。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以后才明白，我不认识也跟我毫不相干的那位闵策尔先生连连咳嗽，是要诱使我，奥斯卡，到他的房间里去。

我承认，我由于对那阵咳嗽声没有作出反应而久久感到遗憾，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房间狭窄至极，但同时却又十分宽敞，因此，跟连连咳嗽的闵策尔先生聊上一聊，即便是累赘，是迫不得已的，也会令我感到欣慰。可是，我没有勇气事后或者当场在走廊里故意咳嗽几声，同走廊另一头房门后面的那位先生建立联系，而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交给屋里那把厨房椅子坚硬的直角，马上变得激动不安，正如我一坐到椅子上就会处于这种状态那样，并从床上抓起一本医学参考书，接着又扔下这本用我当模特儿挣来的血汗钱买来的、价钱昂贵的厚书，弄得它满是褶印。我又从桌上取下拉斯科尼科夫送的礼物，铁皮鼓，抱住它。奥斯卡既不能用鼓棒去敲铁皮，也没有淌下眼泪，落到白漆圆面上，发出无节奏的宽慰声。

现在可以着手写一篇论文，论失去的清白，可以把击鼓的、总是三岁的奥斯卡跟驼背、失去声音、无泪无鼓的奥斯卡作一番比较。这可是不符合事实，奥斯卡还是鼓手奥斯卡时就已经多次失去清白，但事后又重新得到它，或者让它重新长出来，因为清白好比杂草，不断滋生蔓延——读者只需想到，所有清白的祖母曾经全都是堕落的、充满仇恨的婴儿就行啦。算啦，奥斯卡不想让罪过与清白的游戏从厨房椅子里产生出来。不，还不如说是对道罗泰娅姆姆的爱吩咐我离开房间、走廊、蔡德勒的套间，到艺术学院去，虽说库亨教授跟我约定的时间是下午晚些时候。

奥斯卡身不由己地出了房间，踏进走廊，费力地打开套间的门，弄出很大声响，又待了片刻，听听闵策尔先生的门后有无动静。他没有咳嗽，我则羞愧，愤怒，满足，饥饿，既厌烦生活又饥渴地需要生活，忽而微笑，忽而近乎哭泣，于是离开了寓所，离开了尤利希街的房屋。

几天以后，我着手实行一项盘算已久的计划，若不是连细节都准备就绪的话，我绝不会认为它是个好办法的。那天整个上午我没有工作，直到下午三点我才同乌拉一起给富有想象力的画家拉斯科尼科夫当模特儿。我扮演奥德修斯，回到家乡，送给用涅罗用一个驼背。我曾试图劝说这位艺术家放弃这个想法，但是徒劳。当时，他画希腊的神和半神获得成功。乌拉也觉得待在神话世界里很自在。我只好让步。他先把我画成火神伏尔甘，又画成冥王普路托同普洛塞庇娜，末了，即在那一天下午，他把我画成驼背奥德修斯。可是，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描写那天的上午。因此，奥斯卡就不告诉诸君缪斯乌拉扮作珀涅罗珀后相貌如何如何，而要讲一讲我的事。蔡德勒寓所里静悄悄。刺猬带着他的理发器正在推销旅行途中。道罗泰娅姆姆上白班，六点钟即已离家。八点刚过，邮件送到时，蔡德勒太太还躺在床上。

我立刻去看邮件，没有我的——两天前刚收到过玛丽亚的信——可是我第一眼就发现一个信封，系在本市投寄，韦尔纳博士的笔迹我也不会认错。

我先把这封信跟给闵策尔先生和蔡德勒夫妇的信一起放下，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等到蔡德勒太太出现在走廊里，给房客闵策尔送去他的信，接着进厨房，末了回卧室。十分钟后，她离开套间和楼房，因为她在曼内斯曼公司办公室的工作九点开始。

为保险起见，奥斯卡再等一等，故意慢吞吞地穿衣服，外表镇静，洗净手指甲，随后才决定行动。我走进厨房，在三焰煤气灶最大的一个燃烧器上放上半铝锅的水，先用大火烧，水刚煮沸，即把开关拧到最小位置。我小心看管住我的思想，让它尽可能集中在正要做的事情上，迈出两步到了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前，从乳白色玻璃门下面的门缝里，拿起蔡德勒太太只塞进一半的信，又回到厨房，把信封背面放在水蒸汽上熏，直到我可以拆开它而不造成损坏。奥斯卡壮起胆子把埃·韦尔纳博士的信举到锅上去之前，他自然已经关掉了煤气。

我读医生的信息，但不是在厨房里，而是躺在我自己的床上。我差点失望了，因为信上的称呼和结尾的套语都没有泄露医生与护士问究竟是何种关系。

“亲爱的道罗泰娅小姐！”这是称呼，信末是：“您的恭顺的埃里希·韦尔纳。”

在读信的正文时，也不见有一句明显的温情脉脉的话语。韦尔纳惋惜前一天未能跟道罗泰娅护士说话，虽然他在男子私人病房区的双扇门前见到过她。她看见医生在同贝亚特姆姆——也就是道罗泰娅的女友——说话，就转身走了，韦尔纳博士却不知原因何在。韦尔纳博士仅仅请求澄清此事，因为他本人同贝亚特姆姆的谈话是纯公务性质的。如道罗泰娅姆姆所知，他过去一直、今后仍将尽力同不太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贝亚特姆姆保持距离。这是不大容易做到的，道罗泰娅必须理解这一点，好在她是知道口亚特的，贝亚特经常毫无约束地表露自己的情感。他，韦尔纳博士，自然从未对此有过任何表示。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说：“请您相信我任何时候都会向您提供同我交谈的可能。”尽管那几行字是客套话，冷冰冰的，甚至狂妄自大，我仍然毫无困难地一眼看透了埃·韦尔纳博士这封信的文风，并且认为这封信无论如何也是一纸热情的情书。

我机械地把信纸装进信封，再也顾不上什么谨慎细心了。韦尔纳可能用舌头舔湿过的涂胶层，我现在用奥斯卡的舌头把它舔湿，随后开始大笑。紧接着我用巴掌交替着拍自己的前额和后脑勺，拍着拍着右手终于离开奥斯卡的前额放到门把手上去，打开门。我走进走廊，把韦尔纳博士的信半插到用木板和乳白玻璃锁住我所熟悉的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的那扇门底下。

我还蹲着时，我的一个或两个手指还搭在信上时，听到了从走廊另一头的房间里传来了闵策尔先生的声音。他那慢吞吞的、像是为让人记录下来而强调着的呼唤声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啊，亲爱的先生，请您给我取些水来好吗？”

我站起身来，心想，这个人也许病了，但同时又认识到，门后的这个人没有病，是奥斯卡说服自己相信他病了，好找个理由给他送水去，因为单凭一声无缘无故的呼唤声是不可能诱使我走进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房间里去的。

我先想把帮我拆开医生的信的铝锅里的还温和的水给他送去。可随后我又把这用过的水倒进洗涤盆，给锅里放进新的水，端着锅和水走到那扇门前。门后响起了闵策尔先生的声音，表示要我带水去，或者仅仅是要水。

奥斯卡敲门，进门，克勒普特有的气味立即扑鼻而来。倘若我说这气味是酸的，我也就没有讲出它还有极甜的成分。除了护士小间里的醋味空气外，再没有别的实例可以用来同克勒普周围的空气作类比了。说它是酸甜的，那也不对。那位闵策尔先生或者克勒普（我今天这样叫他），一个胖而懒的、却又不是不能动弹的、爱出汗的、迷信的、不洗澡的、却又不是腐臭的、一直快死而又死不了的长笛手和爵士乐单簧管手，他过去和现在身上都有一股死尸味道。他不停地抽烟，口含胡椒薄荷来排除大蒜的臭味。他当时就已经散发着这种气味，今天也散发着、呼出这种气味，在疗养院的探视日用这股气味袭击我，随之带来人生的乐趣和稍纵即逝的一切。他离开时总有一套烦琐的动作，总要预告下次再来。他走后，布鲁诺总是不得不打开门窗，让空气对流一下。

今天，奥斯卡卧床不起。当时，在蔡德勒的套间里，我是在满床的残剩物品中见到克勒普的。他散发着臭味，心情却极佳。床上在他够得着的地方，放着一个老式的、很像是巴罗克式样的酒精炉，十二包面条，几瓶橄榄油，软管西红柿酱，倒在报纸上的受潮的盐，一箱瓶装啤酒，后来才知道，它们是温热的。他躺着往空啤酒瓶里小便，这是一小时以后他可以跟我亲密交谈时告诉我的，随后盖上多半是满满的、容积正合他的要求的绿瓶子，放到一边，同确实盛碑酒的瓶子严加区分，当这位卧床者想喝啤酒时，就不至于有拿错瓶子的危险。虽说他的房间里有水——如果他还有一点进取精神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在水池子里小便的，但他太懒，说得更确切些，他是自己妨碍自己站起来，不然的话，他是可以从费了这么大气力布置的床上起来，用他煮面条的锅去打新鲜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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