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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在殖民地设“分社”的目的，为日本殖民统治在朝鲜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

1913年，寺内正毅与德富苏峰就《京城日报》的组织形式签署了《有关合资公司京城日报社合同书》。合同中规定了报社的经营形态为股份公司，总资金为7万元，其中由德富苏峰出资1万元，寺内正毅出资6万元。由此可见，由德富苏峰出面经营的《京城日报》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总督府，资金上的依赖就导致了德富苏峰人格上的依赖，进一步加强了报社与总督府之间的关系，为《京城日报》成为统治工具，德富苏峰成为殖民打手奠定了基础。自此，德富苏峰频繁来往于东京和汉城之间，从事报业的政治活动，为日本政府效力。东京的《国民新闻》不再是“推翻藩阀统治”的有力武器，德富苏峰将其作为政府的机关报为政府辩护，朝鲜的《京城日报》则成为总督府的机关报对总督府负责，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辩护。

在日本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富苏峰与当时《京城日报》的社长阿部充家联手，以东京的《国民新闻》和朝鲜的《京城日报》为阵地加强了战时的报道体制。在日本是否与德国开战问题上，《国民新闻》认为日本完全有实力与德国一战，并积极地予以支持。国民新闻社的常务理事给京城日报社社长写信中也提到，在战争已经波及到东京之后，日本出动3个师，其中2个师团被派往青岛，1个师团被派往中国的北京、天津、广东、福建以及长江流域，国民新闻社主张发行新公债来支持日本军队的出征。作为创办者的德富苏峰时刻掌握着国民新闻社的政治方向，由此可见德富苏峰也是支持日本参战的。青岛陷落，日本占领胶东地区之后，阿部充家派《京城日报》记者前往青岛，并指出如果以记者的身份不能进入青岛，就以少将随从的身份进入青岛。如果在一定时间内不允许通信，就派人到青岛地区做实地考察，将日本对青岛的整顿情况记录下来，等允许通信之后再发回京城日报社，这样京城日本社才能及时掌握前线动态，在报道上占有优势。京城日报社将报社的兴衰与殖民统治者的具体经营活动联系起来，使自己在信息的获取方面优于其他报社。《国民新闻》和《京城日报》的类似做法，将其联合报道的帝国主义侵略色彩也显露出来。《国民新闻》对战争的支持，与京城日报社的合作都表现出德富苏峰人格的断裂。

1911年，第二次桂太郎内阁成立之前，德富苏峰成为贵族院议员，直接参与到了权力中心，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家。德富苏峰与桂太郎关系密切，被称为桂太郎的侧近，曾经在舆论上多次支持桂太郎。在以后的诸多著作中也表现了德富苏峰的政治立场，他从来都是把桂太郎定位第一，将《国民新闻》定位第二，《国民新闻》成为桂太郎政治立场的扬声器，德富苏峰成为桂太郎的发言人。

在桂太郎内阁下台之后，德富苏峰继续向政治靠拢，处处为内阁辩护。1916年，寺内正毅内阁成立，当时的很多家报纸联合批判寺内正毅内阁的成立是历史的倒退，是“官僚阀族”的再现，并积极要求实行宪政。在多家报纸的反对声中，《国民新闻》积极发挥政府机关报的作用，为寺内正毅内阁辩护，称只有天皇才能任命首相，是否实行宪政也是由国民做主，政党不是国民唯一的代表者。很明显，德富苏峰是利用了天皇的权威来压制反对寺内正毅内阁的呼声，让寺内正毅内阁的成立趋于合理，这也表现出他回归儒学的一面。

大正中后期，德富苏峰与寺内正毅断绝了关系，开始集中精力撰写《近代日本国民史》。这一时期德富苏峰人格断裂的表现已经从靠近政治、积极从政发展到对国民进行教化，将它的“皇室中心主义”和“国家认同”观念传递给国民，将国家推向战争。

四、知识分子对日本天皇体制的推力（4）

整个大正时期，德富苏峰的人格断裂特点就是直接参与并策划了殖民统治的新闻政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者。通过与藩阀势力的合作，其政治立场与内阁立场保持一致，他直接参与政权，利用传统儒学为内阁进行辩护，利用“皇室中心论”教化国民。

昭和初期，德富苏峰继续用“皇室中心论”和“国家认同”理论教化国民，并通过著书和演讲等活动宣传自己的主张。1936年，德富苏峰担任了大日本国史会的会长。1938年，发表《皇道日本的世界化》和《明治维新与国民精神》鼓吹“皇室中心论”。次年出版了《昭和国民读本》，重新阐释了儒学，并宣扬对外侵略扩张。之后，他还和头山满、松井石根向近卫文首相提交了《即时缔结三国同盟建议书》。1941年，他出版了《皇道日本之大道》，继续鼓吹“忠君爱国”和帝国主义。日本对美国宣战以后，德富苏峰在东京各报社联合主办的国民大会上发表了名为《兴亚警钟》的演讲，鼓吹战争。1942年，他出面担任日本文学家协力侵略战争的最大团体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会长，同年，又出任日本新闻界协力侵略战争的最大团体组织——“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的会长。在鼓吹战争、教化国民的同时，还积极配合政府对国民进行文化管制。在这一时期，德富苏峰公开鼓吹对外扩张，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发言人，已经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德富苏峰人格的断裂导致行为的变化，而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其思想的变化。因为思想是一个人一切行为的支配力量，人格的变化也受思想变化的影响。在思想力量与人格力量的作用下，人的行为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思想的形成与变化都受现实社会具体情况的影响。

甲午战争前后，德富苏峰的思想发生的变化，和他对日本社会现实和国际形势的重新认识有关，也和他在“自我认同”方面出现的思想危机有关。一个人自我认同的过程是极其复杂和曲折的，在追寻自我、认知自我的过程中一旦出现偏差，就很容易产生所谓的自我认同危机。德富苏峰发生自我认同危机的时代，日本受到西方影响，主张全面欧化的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给日本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日本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是德富苏峰产生危机的社会背景和主要原因。“自我认同”扩大到整个国家就会产生“国家认同”，国家的认同就是追问自己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

日本社会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自身文化也发生了变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和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都会影响到个人的认同观。德富苏峰思想的变化，就是“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危机的体现。

思想的变化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有利因素，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将社会推向危险的不利因素。德富苏峰在接受曼彻斯特学派思想的先进方面的同时，也吸收了曼彻斯特学派的反动思想因素，即经济上对外侵略的经济民族主义。但是一般说来，思想变异的合理性占很大一方面，如果它是思想家思想变化的主流，就会推动社会的进步，思想家的人格也是独立的。但是，当思想变异的非合理性占主流地位时，其思想就会阻碍社会的进步，甚至极有可能把社会引向歧途，思想家的人格则表现为断裂的特征。

德富苏峰的早期思想的主要来源是儒家思想，在加入熊本洋学校之后，开始接受西方思想，实现了他思想上的第一次变异。在第一次的思想变异中，德富苏峰在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也吸收了这些思想中保守和反动的因素。因此，他的第二次思想变异就在第一次的反动思想因素的基础上开始了。

青年时期的德富苏峰思想的形成是以他提出的“平民主义”和“平民社会”为标志的，这一思想的形成主要来自于斯宾塞的启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在甲午战争前后，德富苏峰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来主张的“生产社会，和平社会”的社会秩序，变成了“武备社会、暴力社会”的社会秩序。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完全违背了斯宾塞的理论，在斯宾塞看来，武备社会是社会形式中比较低级的，而且其最终会被文明的生产社会和继续向文明社会前进的社会形式所取代。而德富苏峰的思想主张由生产社会转向提倡武备社会无疑是社会的倒退，因此他的思想转变带有明显的保守、后退倾向。

明治中后期德富苏峰对国际社会实力的重新认识和对“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解成为其思想变异的基础，出游欧美的真实感受促使他提出“弱肉强食”的文明论，成为其思想变异的最初表现。德富苏峰由极力提倡“平民主义”到主张对外扩张的转变是其思想变异的主要特征，这种变异也是受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深刻影响。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民族主义”虽然主张自由贸易及和平，但是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又不否认经济上的对外侵略，为德富苏峰的武力侵略思想的形成埋下了祸根。

明治二十年代的德富苏峰提倡“随意结合”、“等价交换”的文明论和“利我利他”的国际调和秩序观，但是到了甲午战争前后，他的文明论和国际秩序观已经发生了转变，德富苏峰1890年发表的《日本人种的故乡》就表明他的思想有变异的趋势。在文章中他指出，日本用武力征服世界的时机还未成熟，作为国家的百年大计，应该把重点放在增加人口数量上，争取以数量上的优势来扩张领土。这就是德富苏峰“日本膨胀论”的思想基础，同样也是其思想变异的结果。

他还支持日本对清政府开战，把侵略战争美化为“开化落后、传播文明”的正义行为，将日本美化为文明的带路人、光明的使者，以此来充实其“弱肉强食”的文明论。在《时务一家言》中，德富苏峰阐述了“弱肉强食”理论，认为强大的力量即使是无理的也必将征服弱势，要想实行“道理”就必须有实行的实力，并表明自己归于“权力”的立场。德富苏峰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即使是发生战争也在所不惜。同时，他还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引入自己的文明论中，主张领土扩张和军备扩张。

四、知识分子对日本天皇体制的推力（5）

在受西方文化影响，提出“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论调之后，德富苏峰开始回归儒学，这是其思想变异的又一表现。1898年，德富苏峰发表了《读论语》，在对《论语》进行透彻的分析后，他认为孔子多次提及的“礼”就是社会秩序的代称，由此可以看出德富苏峰试图从传统儒学中寻求维护社会秩序的力量。在此基础上，他对“忠君爱国”、“皇室中心论”、“家族”等概念进行了再分析。德富苏峰的做法是典型的对传统思想的恶用，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其人格的断裂。

大正时期，德富苏峰开始彻底批判西方先进思想，这是其思想变异的又一体现。“思想中毒”的观点也是德富苏峰在重新认识西方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1916年德富苏峰在《大正青年及帝国的前途》中，对曾经让他受益匪浅的曼彻斯特学派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认为，曼彻斯特思想的形成背景决定了其思想的性质，在英国人的常识和英国国情下产生的曼彻斯特思想如果应用于社会背景不同、人文环境不同、国家实力不同的日本，很可能会使处于民族自觉过程中的日本国民再度沉睡，以致阻碍日本的发展。曼彻斯特学派的思想如果扩展就变成世界同胞主义，缩小就会变成个人独尊主义，是十分不适应日本的国情的，日本也应该有适应自己国情的思想主张。

德富苏峰对明治时期日本人对西方思想的引进和吸收称为“思想的中毒”。德富苏峰之所以提出“思想中毒”的说法是因为他看到大正时期的青年对明治初期引进的西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及曼彻斯特学派思想还在积极地吸收，并将大正青年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思想淡薄归结为是受明治时期“思想中毒”的影响。他将此比喻成父母的因果报应落在了子女的身上，德富苏峰这一时期的思想与青年时代主张的“纯粹泰西主义”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德富苏峰还分析了大正时期日本的国情，他认为，日本国民目前正处于思想意识的自觉阶段，自己应该担任唤醒民众自觉心的主要职责。明治维新时期进行的社会改革给日本民众思想界带来了较大的冲击，思想界一度出现混乱的状况，甚至毒害了大正时期的青年们。这种思想混乱直接导致了国民思想的根基发生了动摇。他认为大正时期的青年们是明治维新社会改革的最大受害者，因此必须唤醒青年的自觉心，就成了德富苏峰最重要的社会责任。

在德富苏峰从一个“纯粹泰西主义”者转变为彻底批判“泰西主义”，并将国民吸收“泰西主义”的行为视为“思想中毒”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外来思想要想在陌生环境里存在、扎根是十分困难的，成为主流思想更是难上加难。尤其在社会转型期，外来思想乘机涌入，任何一种外来思想都需要经历质疑、研究、接纳、学习、发扬的过程，但是能最终走向发扬这一步的是少之又少，这就更进一步说明精神层面的文化转型的艰巨性。旧的信仰已经消失，新的信仰还未建立，在旧观念没有破除，新观念没有生成的情况下，外来思想的涌入能够帮助人们找到思想或信仰上的归属，对外来思想的狂热崇拜也源于此。但是当外来的思想在短时期内无法整合混乱的思想界，甚至成为思想界更加混乱的原因的时候，回归传统思想的现象就开始出现。

但是回归传统思想往往都是建立在对外来思想的批判基础上的，即使外来思想是先进的，也难以抵挡人们向传统思想的回归。德富苏峰认为日本国民对欧美进步思想的吸收是“思想中毒”，就是其回归传统思想、诋毁进步思想的表现，也体现了德富苏峰思想上的保守和落后性。在社会转型期，“苏峰类”知识分子的存在并非少数，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以防思想界出现保守和倒退。

德富苏峰还将“功利的个人主义”看成是导致思想界混乱的思想因素之一，因此他对“功利的个人主义”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欧美的“功利的个人主义”就是“浅薄的功利主义”，把人们对它的信仰和吸收说成是中了功利主义的毒，把“利己主义”看成是宗教的一种，并称其为“利己宗”，进而对此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他认为，引自欧美的利己主义很有可能演变成全民的拜金主义，导致国民不再“忠君爱国”。他还认为明治时期引进的“浅薄的功利主义”就是明治社会的病根，因为在旧社会瓦解的时候，即使没有引进新的思想，也会出现思想界的混乱，但是引进了新的思想也并不一定会拯救混乱的思想界，很有可能使思想界更加混乱，导致日本国民忘掉自己的本分。可见德富苏峰认为新思想的流入并不是造成思想界出现混乱的根本原因，但是新思想是思想混乱的“助长剂”。在德富苏峰以为整个日本社会都处于“思想中毒”状态时，就必须要和自己以前主张的思想划分界限，由此他脱离了欧美思想，曾经吸收过的先进思想也随之被割离。

1896—1897年，德富苏峰出版了《将来之日本》和《新日本之青年》，标志着青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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