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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萨拉版序言本文节译自塔杜施德莱夫诺夫斯基（第1页）

（TadeuszDrewnowski，1926-）为《博罗夫斯基短篇小说选集》（2000）所写的序言。他是波兰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博罗夫斯基传记作者和研究专家；其专著《逃离石头世界》（1972）“对博罗夫斯基自杀的原因作出了新的解释，并且澄清了有关这位作家的许多讹传，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易丽君：《波兰战后文学史》，外研社，北京，2002，第323页）。

塔杜施·德莱夫诺夫斯基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蓬勃而多样的波兰文学中，塔杜施·博罗夫斯基是一个独特的人物。虽然他才活到二十九岁，而且留下的作品在数量上不多，未能充分发挥和免除内在的矛盾，但是对于他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是很难不高度评价的。

……所有相关种类不同的作品，即使是最杰出的作品，也没有能够提供关于这场整体的战争、尤其是它的集中表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完全的真实情况。

博罗夫斯基并未妄言，他讲述了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全部真实。而且，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叙述了可能是最本质的和最痛苦的真实。他善于把刽子手和牺牲品的心理状态搁置一旁，也善于超越几百万人的苦难和自己所处的集中营地狱般的苦境——而用冷峻的毫不怜悯的目光来看待集中营的种种。

对于博罗夫斯基来说，集中营就是第三帝国和希特勒主义强加给被击溃的欧洲的新秩序之昌盛和胜利的成果。为了实现日耳曼种族统治世界的计划，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必须利用被征服的各民族，强迫牺牲品参与对他们自身展开灭绝的野蛮程序。所以，集中营并不构成罪恶滔天群魔的夜宴，也不构成使用大量牺牲品的大燔祭或对人类罪恶的报复，而是构成了为希特勒分子们制定的目标服务的、组织严密的体系和依照明确目标组成的群体。所以，集中营也不构成加缪所说的人类自古以来熟悉的普通的狂热杀戮，而是达到了更高的阶段：逻辑的屠杀。极权主义制度把这种逻辑推进到了完备的地步，到了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到了种族灭绝的尺度。现在，多年之后，这个机制得到了准确的研究：依据档案梳理和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许多科学机构向社会揭示，希特勒分子是如何一步一步把国家推向特殊的状态的，他们推进的这种国家秩序带来何等的后果，如何接近达到完全实现的地步——而博罗夫斯基在没有档案和学者支持的情况下，从第一次亲眼目睹就揭示了这个制度，以自己的目光，展现了这个制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的机制。

但是，除了认识论的价值之外，除了对希特勒罪行逻辑的审视之外，博罗夫斯基的小说还取得了更多的成就。在这里，集中营的悲剧表现得不同于几乎其他全部的文学作品。悲剧的沉重之点转移到了受难者方面。对于博罗夫斯基来说，集中营真正的悲剧不是在于刽子手和遇难者的关系之中：刽子手们甚至被剥夺了相对的理性，他们是希特勒剥削与罪行机器的百依百顺的官员，的确应该送上绞刑架，但是他们还没有资格列入悲剧前列的、有身份的参与者行列。

希特勒有意识的罪行——逻辑的罪行，所达到的最严重的集中营悲剧，乃是践踏受难者的人性、迫使他们以生命的代价屈服，有意识地千方百计地算计亲朋好友。在博罗夫斯基看来，这是集中营最显恶魔恶性的千真万确的悲剧所在。但是，在自己的小说中，博罗夫斯基不注重经常出现的集中营精神崩溃或者病理个案，也不注重并不少见的见义勇为事例；他注重“存活基线”。根据这个规则，他没有把自己小说的人物变成罪犯，也没有变成集中营里的圣徒，而是变成了想要保全生命的人——集中营里的队长、完成职位功能的囚徒，或者干脆就是有经验的集中营化的人——这样的人了解集中营，善于适应控制着集中营的规则。这样的常人在天性上至少不是坏人，而是集中营化的人，他的遭遇构成了《在哈门茨的一天》、《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起义者之死》的实质内容。

博罗夫斯基在自己的书中没有止步于描写集中营的故事，身为作家的他还完成了更加具有冒险意义的下一步。在描写集中营之外生活的小说中，对被占领时期（《告别玛丽亚》）和解放时期（《格仑瓦尔德战役》）他提出了问题：关于在战争现实中被集中营化的这个人，会有人预见，战争结束之后，这个人的档案上会留下什么记录。他就是这样扩展了对于人本主义价值观衰落、人性堕落的诊断的，同时把诊断指向其他的情况，指向更宽阔的时代语境。

博罗夫斯基小说在其纯粹外在的所谓行为主义的描写中，在风格和语言中都是十分彻底的，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强化了这些小说的挑战性质，亦即：作者把自己的名字给予了小说中的诗人队长。虽然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组作品都是巧妙而缜密的文学建构，但是，集中营的过来人博罗夫斯基这样做，却不是偶然的。从他那一方面来说，这是有意识的道德行动。虽然文学形象和他无多少共同之处，但是，与他在诗歌中表达的信念结合起来看，在一定的程度上，他是愿意承担那个时代常人行为中包含的罪责的。他就是这样理解自己的写作任务的，而且在文章中也要求其他人这样做。

《告别玛丽亚》展现了“轻蔑时代”的完全独特的景象（最接近这种景象的是纳乌科夫斯卡的《椭圆浮雕》），招致当时虽然免除了一切说教、却是最严厉的道德论批评。但是这部作品和当时对文学的理解标准是格格不入的。作品引起震动，却几乎没有得到理解。最初的批评文章把人物形象和作者同一化，认为博罗夫斯基自我暴露他本人就是一个集中营罪犯，应该被押到被告席上。另外一种批评现实化对待小说中人物虚构的意识，没有看到作家的评判原则，而把作品看作是不由自主的证实：证实了“死亡感染症”、全部价值观的沦丧、虚无主义。对于描写被占领时期和战争结束时期的小说，有人感到特别的愤怒。在这部作品问世的时候，只有个别的人理解其艺术的繁复特质，看到了其中最本质的事物：与时代之恶展开斗争的特殊方法。

一九四八年，博罗夫斯基的下一部作品出版：一组短小的短篇，题为《石头世界》。作者称这一组短篇是“由二十个独立部分组成的一篇小说”，构成了对于《告别玛丽亚》以特殊视角勾勒的景象的补充。《石头世界》也是对于自己受到猛烈攻击的立场的维护。和前一部作品比较，《石头世界》保持了同样的风格，并且将其运用于短篇小说这种困难形式，而且带来了明显的创新：不再把“塔代克队长”当媒介，脱离了原有的“存活基线”，转移到了更加鲜明的集中营情节（《晚餐》、《施林格尔的死》），更直接地取材于自传素材（《一个真实的事件》等）。博罗夫斯基似乎是想要证明，令舆论大为震动的《告别玛丽亚》，与集中营里实际发生的事、与他亲身经历的事相比较，只不过是相当缓和的景象而已。《石头世界》的一半篇幅涉及得到解放的世界，但是依然和集中营里过去的一切紧密相连。博罗夫斯基把战后的日常生活和集中营的经验或种种后果对立起来，但是方法并不总是依据充足的。《石头世界》的大部分短篇故事都是写给同时代著名作家的，因为作者认为，他的作品和这些作家的作品或立场展开了直接的论争。博罗夫斯基在维护自己纲领的同时，在《石头世界》中又用补充的新作品和论据充实这个纲领，并且攻击了当代文学，认为这种文学漠视了战争造成的最困难的和最具本质意义的堕落。

在写作《告别玛丽亚》和《石头世界》的同时，作者越来越广泛地看到了自己的作为。他构思了并且开始一步一步地写作新的作品，即长篇和中篇系列，就像在短篇小说系列中那样，旨在实现既定的纲领，丰富人在“轻蔑时期”的精神遭遇和道德感受，写完人所经历过的精神史篇章。

遗憾的是，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开始了一个不利于他写作的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从天而降，都是教条主义的简单化的口号，要求告别战争题材，返回现时代和社会主义建设，返回政治文学和教化文学。博罗夫斯基并不相信这些口号，但他的两部作品所遇到的误解，严重地动摇了他对所选择的文学表现法的信心，以及对这些作品理应为之服务的“道德革命”理念本身的信心。

博罗夫斯基早就是革命的社会意向的拥护者，他在一九四八年加入了波兰工人党。新的暴风雨般的政治阶段和这位作家所持有的疑团分裂了他的注意力。在一段时间之内，博罗夫斯基试用了文学两极法：在不放弃自己原有做法的同时，尝试某种创新；他不久就写出了短篇小说《一月反攻》，小说把“轻蔑时期”的问题从道德层面转移到了历史政治层面，并且最终结束了这一组重大的故事，以至在一段时间以后与其决裂，还要坚决地批评它。这一组作品虽然没有最终完成，但是，在文学中，它是这一类作品中最重要的。数年之后，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JaroslawIwaszkiewicz（1894—1980），波兰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为《告别玛丽亚》写的前言中写道：“我们都觉得，除了博罗夫斯基之外，在潜入令人类蒙羞的行径的本质方面，任何人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深度，任何人也没有能够这样准确地勾画出人类变得卑鄙丑陋的方法和后果。所谓‘任何人’，不仅指我们波兰的任何人。我们觉得，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学都不能够和博罗夫斯基的小说相比。在这一种文学创作中，他的作品乃是巅峰的成就。”这一评价确证了博罗夫斯基小说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声誉。

一九四九年，在离开德国三年半之后，博罗夫斯基返回德国。在日益猖獗的“冷战”时期，他开始了在东柏林波兰新闻情报处的文化报道员的工作。在对犯罪民族展开再教育的事业中，他想有所作为；在他的信念中，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完成此举。他热情献身于在此时建立的民主德国开展的文化运动，在德国进步作家圈子内留下了最佳的记忆。从那里返回的时候，他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他将生命最后的一年献给了狂热的政治活动和激烈的争论（首先是在《新文化》周刊版面上）；这样的争论往往不择手段，论据混乱，沉没在这个情况复杂时代的顽固不化的特质之中。他自己的写作脱离了原有的计划，但是当时的某些作品，尽管依从了他自己宣告的原则，却依然保持了过去的尺度（《赫尔岑堡的音乐》、《种植员工的一天》），或者也力求在新题材中获得自己的非公式化的表现风格（《多罗塔女士的烦恼》）。作家突然自杀身亡当时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且至今仍然是不解之谜。博罗夫斯基在慕尼黑写作的一首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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