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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贝塔失望的爱国者（第1页）

切斯瓦夫·米沃什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Milosz，1911—2004），波兰诗人、作家、评论家，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51年发表文学评论集《关于四位波兰作家》，以希腊字母表前面的四个字母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代表这四位作家。“贝塔”即代表塔杜施·博罗夫斯基。本文译自该文集。

一九四二年，我遇见贝塔的时候，他二十岁。他是一个活跃的少年，有一双黑色聪慧的眼睛。他两只手的手心容易出汗，在行动时流露出过度的羞涩，一般地说，正好显示出他巨大的抱负。在他的文章之中，可以感觉出豪气和谦卑的某种混合。在谈话中，他显得在内心对自己的优越感是深信不疑的；他发出猛烈的进攻，但是旋即退却，羞怯地藏起利爪。他巧妙的回答充满了浓缩的讽喻。但是，也许这些特征在他和我或其他比他年长的作家谈话时才表现得最为明显。作为一个初露文坛的诗人，他觉得他对这些作家怀有一定程度的尊敬，但是，实际上他相信，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值得他这样尊敬。他的想法剀切，在他身上的确潜藏着一位真正的伟大作家的前景。

一九四二年，在华沙，我们生活，但是没有希望，或者毋宁说，有某种希望。我们都知道那是某种幻觉。吞并了我们国家的第三帝国强大无比，只有不思悔改的乐观主义者才相信德国可能彻底溃败。纳粹给我们民族制订的计划是十分明确的：灭绝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殖民化，把一部分居民驱逐到东方去。

贝塔是在战争期间用奴隶的语言开始写作的人士之一。他靠打零工维生。很难准确定义在一个完全没有法律保护的城市里，人们是如何维持生计的。一般地说，他们在某个办公室或工厂若有似无地上班，那里发给他们工作卡，外加经营黑市或偷窃的机会。偷窃不被认为不道德，因为受损的是德国人。同时，他还在地下大学学习，分享参加抵抗运动青年们令人振奋的生活。他参加聚会，和其他青年人一起饮伏特加，热烈争论文学和政治，阅读非法出版物。

但是，对于同伴们，他报以轻蔑的微笑；看待事物，他比他们更清晰。他认为他们以战斗的形式反抗德国人的爱国激情是一种纯粹非理性的反应。战斗，很好，但是以什么名义？这些年轻人当中，没有人再相信民主。在战前，东欧大部分国家都是半独裁国家，议会制度似乎是属于某一个已经死亡的时代。没有人关心执政者如何取得权力；凡是想要夺取权力的人，都只能依靠暴力，或发起一个“运动”，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进入联合政府。那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华沙青年还依然多方面受到他们的影响，尽管他们对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是毫不认同的。运动的推理是混乱的。波兰民族受到德国人的压迫，所以，必须斗争。贝塔说，他们不过是把德国民族主义和波兰民族主义对立起来而已，但是他的同伴耸了耸肩膀。他问道，他们需要保卫什么价值观？或者，欧洲将来应该倚靠什么原则重建？他们哑口无言。

这儿的确是一口黑暗的深井：没有获得解放的希望，明天没有前景。他们是为战斗而战斗，为了返回战前的状态，那时的状态虽然很坏，但是对于能够活着见到盎格鲁—撒克逊人获胜的人来说，却是某种奖掖。因为看不到任何希望，从而令他把世界看成是除了赤裸裸的暴力别无其他的地方。这是一个没落和消亡的地方，而老一代的自由派人士，反复念叨着十九世纪的要尊重生命的老生常谈，实际上都是化石般的遗骸，因为在他们周围，千百万人正在遭受大规模屠杀。

贝塔没有宗教信仰和其他的信仰，但是他有勇气在自己的诗歌里承认这一点。他是在油印机上印行他的第一本诗集的。我刚收到他的书，刚一轻轻掀开发黏的书页，就意识到，这是一位真正的诗人。然而，阅读他的六音步诗歌不是愉快的感受。被占领的华沙街道是阴郁的；阴冷而烟雾缭绕的房间里的地下会议，就像地下墓穴里举行的肃穆仪式，同时还得有人望风，捕捉盖世太保皮靴上楼梯的声音。当时，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火山口的底层，上方高高的天空是我们和地球上其他人共享的唯一的事物。这一切都出现在他的诗中：灰暗，雾霭，阴冷，死亡。但是，这依然不是哀悼的诗，而是冰冷的斯多葛主义。整整那一代诗人都缺乏信仰。他们的基本动机是呼吁拿起武器和展现死亡的景象。与其他时代的青年诗人不同的是，他们不把死亡看作是一个浪漫的题材，而是看作真实的存在。华沙所有的这些诗人在战争结束之前几乎全部死去，或是死在盖世太保手里，或是在战斗中牺牲。然而，他们之中没有人对牺牲的意义表示质疑，和他一样。“在我们身后，将只会留下废铁和一代又一代人空洞的嘲笑声。”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他的诗歌中没有对世界的肯定，例如，在对一棵苹果树的刻画中艺术家所怀有的那种欣喜的情感。他的诗歌揭示的是受到严重搅扰的平衡。我们能够从一件艺术作品中体察到很多因素，例如，巴赫或布鲁格尔的世界是按照阶层和等级排列布局的。现代艺术反映了现代世界的不均衡状态，这一状态常常来源于某种盲目的激情，这样的激情徒劳地寻求在形式、色彩或声音中得到满足。艺术家只有在喜爱大地上周围的一切的时候，才能体验感性的美。但是，如果他感受到的全都是他所向往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二者之间的令人烦恼的差距，那么，他就不能无动于衷或继续观看。他对爱的条件反射感到羞耻，被迫参与永恒的运动，对大自然进行不连贯的、破碎的又是不懈的勾勒。就像梦游者一样，他一停止运动，就失去平衡。贝塔的诗是雾霭的漩涡，仅仅是依靠六音步的枯燥格律从完全的混乱中挽救出来。他的诗歌的这一特性，至少部分是因为他属于命运悲惨的一代人而造成的，但是，在整个欧洲，他有千千万万的兄弟，所有这些人都是满怀激情的、受到欺瞒的。

他不同于那些出自对祖国的忠诚、信奉基督教的或模糊的形而上学理由而行动的同志，他需要行动的理性的基础。一九四三年盖世太保逮捕他的时候，在我们的城市有谣言说，他被捕是因为一个左派团体遇到的“偶然事件”。当时华沙的生活不像天堂，但是后来贝塔发现自己掉进了地狱更深的低层：“集中营世界”。按照当时的正常程序，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几个月，然后被送到了奥斯威辛。难以置信的是，他想方设法在那里熬过了两年。在苏联红军打来的时候，他和其他囚徒被输送到了达豪集中营，在那里终于被美国人拯救。我们得知这一切是在战后，因为他发表了叙述自己经历的短篇小说集。

得到解放以后，他住在慕尼黑。就是在这里，在一九四六年，他和另外两个囚徒同伴写的一本书《我们在奥斯威辛》出版了。该书献给“美国第七军，给我们带来解放，脱离达豪—阿拉赫集中营”。返回波兰后，他发表了中短篇小说集。

我读过很多关于集中营的书，但是没有一本像他笔下的故事这样令人惊骇，因为他没有道德说教，他是在叙事。在“集中营世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等级制度。上端是集中营权力机构；他们之下是受到行政机构信任的囚徒；再次是精明强干善于找到足够食物保持体力的囚徒；在底层的是体弱者和笨拙者，因为缺乏营养的肌体难以承担工作，所以他们每天的等级都在往下滑，到最后，他们死亡，或进毒气室，或被注射石炭酸。显然，这个等级制度不包括到达之后立即就被杀死的大众，亦即犹太人，除了少数特别能干活的犹太人。在这些故事里，贝塔明确地界定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干练而健康的囚徒等级，他还夸耀自己的狡黠和机敏。集中营里的生活要求随时随地的警惕，每一个瞬间都能决定人的生死存亡。为了在所有的时刻都能够作出妥当的反应，必须知道危险在什么地方，如何逃避：有时凭盲目的服从，有时凭别有图谋的忽略，有时凭讹诈或者行贿。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叙述了在一天之内他是如何躲避了一系列的危险的：

一、一个警卫要给他面包。为拿到这块面包，他必须跳过构成警卫线的一道水沟。警卫须遵从开枪射击越过沟渠的囚徒的命令，凡射击者，每杀死一个越过这一界限的人，都得到三天休假和五个马克。贝塔看穿了这个警卫的意图，拒绝了他的诱饵。

二、一个警卫偷听到他告诉另外一个囚徒基辅被攻占的消息。贝塔预先阻止他打小报告，通过一个中间人，送给他一块表，对他行贿。

三、他通过迅速执行一道命令而逃脱了集中营危险的组长的毒手。

下面我引用的片段描写了因为太虚弱而不能走正步的希腊囚徒的遭遇，惩罚的办法是把木棍捆在他们的腿上。监督他们的是一个俄国人，安德列。

一辆自行车从后面撞了我，我向侧面跳了一步。我摘下帽子。整个哈门茨的老板——副指挥，跳下自行车，急得脸色通红：

“这个发疯的分队怎么回事？那些人身上绑了棍子走路，是干什么？现在是干活的时间嘛！”

“他们不会走正步。”

“不会？就把他们打死！您知道，又丢了一只鹅。”

“你还站着干什么，像个大傻子似的？”组长冲我吼，“让安德列去处理。滚！”

我抄小路飞奔。

“安德列，处理他们！组长命令！”

安德列抄起一根棍子就乱打。希腊人用手捂着头部，左右躲闪，跌倒了。安德列把棍子横在他脖子上，又站在棍子上摆动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