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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日本的纪念（第1页）

我走到外面看他回来了没，角落空地上有几个穿棉布连身睡衣的孩子在玩仙女棒。火花流泻而下像缀满星星的胡须，孩子们面带微笑，轻声发出喃喃惊叹。他们的快乐是如此克制，因此非常之纯。一名老妇说：“他们吵着要烟火，他们父亲烦得不行，只好买了。”日语中，烟火叫做はなび，意思是“花火”。整个夏季，每天晚上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烟火，从最简单普通到最繁复华丽的，有次我们还从新宿搭了一个小时火车去看一场烟火大会，烟火都在河边施放，好让黑暗的河水倒映得更加缤纷缭乱。

那次我们抵达目的地时天已经黑了，那里是郊区，路上有许多人携家带眷正要去看烟火。做母亲的把小小孩洗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漂漂亮亮，小女孩尤其整洁无瑕，穿着粉红白色相间的棉布和服，系着毛茸茸的腰带像一团团棉花糖，头发也美美地梳成一对包包头，装饰着金银线。因为场合特殊，孩子难得有这样可以晚睡的机会，个个都表现得乖巧非凡，牵着父母的手带着一种可爱的占有姿态。我们跟着一群群全家出动的行人来到河边空地，看见烟火已经在高空绽放，像五光十色的阳伞，大老远就看得到。我们沿着步道穿过空地，愈往烟火的来源走，烟火就愈是占满天空。

步道旁有路边摊，小贩打赤膊，绑头带，卖着炭烤玉米和花枝。我们买了两串烤花枝边走边吃，花枝涂满酱油，非常美味。另外有些摊子卖的是装在塑料袋里的金鱼，或者兔耳朵大气球。这里就像个游乐园——可是实在太井然有序了！就连巡逻警察手里拿的都是彩色纸灯笼，代替平常用的手电筒。一切都有种安静的节庆味道。卖冰淇淋的穿梭在人群间，手里摇铃，箱子冒着冷烟，用恳求的声音喊道：“冰，冰，冰淇淋！”当年轻情侣悄悄避开人群，走进草丛小径，这些影影绰绰、不知疲倦为何物的小贩仍摇着铃提着灯追过去，用哀愁的声音叫卖。

此时已有大量群众朝烟火走去，但他们的步伐那么轻，闲谈的声音那么细，所以没有嘈杂，只有一片温暖、持续、喃喃低语的嗡鸣，是共享快乐的舒适声响，夜色中因而充满一种缄默的、资产阶级的、如假包换的魔力。在我们头上，烟火为夜色挂上逐渐消融的耳环。不久我们找到一片留下收割后残株的空地，躺下来看烟火，但如我所料的，他很快就变得坐立不安。

“你快乐吗？”他问。“你确定你快乐吗？”我正看着烟火，起初并没回答，尽管我知道他觉得很无聊，如果他享受到任何乐趣，也只是因为我高兴他就高兴——或者说，因为他认为只要我高兴他就高兴，因为那便证明他爱我。我感到内疚，于是建议回市中心，两人沉默地打了一场“谁更能为情人牺牲自己”的仗，我赢了，因为我个性比较强，然而我一点也不想离开那荡漾的河水与温和的人群。但我知道他其实很想回市中心，我们便回去了，尽管如今我不知道这场表示自己多么无私的小小胜利是否值得，值得我承受他由于使我无法好好享受烟火而感到的悔憾，虽然在某个潜在层面上，构筑这份悔憾根本就是这趟出游的重点所在。

不过，随着火车慢慢驶入霓虹灯丛，他活泼的本性也逐渐恢复。他有个改不掉的旧习，走在街上总有一种期待感，仿佛随时转个弯就会碰上命中注定的邂逅遭逢；只要在外面待得愈久，发生特殊事件的机会就愈大，而就算什么都没发生，那种有事可能发生的感觉也能暂时缓解他甜闷无聊的人生。何况今晚他对我的职责已尽，已经带我出游过了，现在只想摆脱我。至少这是我当时的看法。妻子在日文里叫おくさん，指的是住在内室，几乎足不出户的人。因为我常被当成他妻子，便常面对此种态度，尽管我死命抗拒这处境。

但通常我仍处于在家等门的状态，心中不无怨恨，知道他不会回来，而且连告诉我他将迟归的电话都不会打一通，因为他太内疚了。我无事可做，只有看着邻居小孩嘻笑着点燃仙女棒。老妇站在我身旁，我知道她对我不满。这整条街都礼貌地对我不满。也许他们认为我是在带坏青年，因为他显然比我年轻。老妇的背因为背小孩驼得几乎成圆形，那小孩就是现在正看孩子们玩烟火的父亲，他穿着晚间居家便装，也就是只有一条宽松白色四角裤，光着上身。老妇是这国家老者的典型模样，满脸皱纹，态度含蓄保留。这一带老太太特别多。

街角那家店每天早上都搬出一位老太太，坐在反扣过来的啤酒箱上吹风透气。我想她一定是那家的老祖母，老得几乎已完全进入休眠般的植物状态。她对自己，对这世界并不比身旁那盆盛开的牵牛花更有意义，说不定那在午餐之前就会凋谢的花比她还有意义。他们将她保持得非常干净，用缀有粗花边、一尘不染的围兜盖在她浅色和服上，她也从不会弄脏围兜，因为她根本不动。不时会有个孩子出来替她梳头发。她的意识已经因年迈而模糊，每当我走过，她浑浊的眼睛总是以同样朦胧而不感兴趣的惊奇眼神看着我，仿佛爱斯基摩人看火车。有时她会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也就是店家欢迎客人光临的句子，声音轻得有如鬼魂缥缈，像纸袋微微窸窣，这时我会看见她的金牙。

鼠灰天空下，孩子们点亮仙女棒；由于空气污染，月亮呈现淡紫色。后院里，阵阵蝉鸣尖声不休。如今当我想到那城市，永远都会记得响彻夏夜长鸣不歇的蝉声，在微暗黎明逼近刺耳的高潮。就连在最繁忙的街上我也听到过蝉声，尽管蝉在小巷里繁殖得最多，发出没完没了让人几乎无法忍受的嗡鸣，仿佛由酷热浓缩而成的刺耳尖响。

一年前，在这样一个搏动的、肉感的、平凡无奇的亚热带夜晚，我们一同走过充满树荫的小巷，在柳影中穿进又穿出，想找地方做爱。低矮木造平房外的花架爬满牵牛花，但黑夜掩去了花朵柔和的色彩，日本人非常欣赏这种花，因为它凋谢得很快。不久他便找到了一家旅社，因为城市对情人是友善的。我们被领进一间纸盒般的房间，除了一张床垫之外空无一物。我们立刻躺下，开始亲吻。然后一名女侍无声无息拉开纸门，脱下拖鞋，穿着袜子的脚轻悄悄挪进来，细声说着道歉的话。她将放有两杯茶和一盘糖果的托盘搁在我们身旁的榻榻米地板上，边鞠躬边道歉地倒退出房，而我们的亲吻始终不曾稍停。他动手解我的裙子，此时女侍又回来了，这次抱来一堆毛巾。第三次她送来发票，我已经被脱得一丝不挂。她显然是个规矩正派女人，但就算当时她感到尴尬，也没有半个字或手势泄漏出来。

我得知他名叫太郎。在一间玩具店里我看到设计精巧的童书，一翻开，纸雕图形就会站起来，背景是立体化的歌舞伎风格。那本书说的是桃太郎的故事，他是从桃子里生出来的，纸雕桃子在我眼前裂开，原该有果核的地方出现了婴儿。而他也有那种非人的甜美，像是由非人类母亲的其他东西生出来的孩子，一种被动、残忍的甜美，我当下无法了解，因为那是压抑的被虐狂，在我的国家通常只出现在女人身上。

有时他蹲坐在床垫上，膝盖缩在下巴下，模样像个敲门环上的小妖精，似乎带着不属于这个尘世的奇妙特质。在这种时候，他的脸会莫名显得太平，太大，不适合那具带有雌雄同体般奇妙情致的优雅身体，滑顺的长长脊梁、宽肩，还有出奇发达的胸肌，几乎像接近青春期的女孩乳房。脸和身体之间有某种微妙的不协调，让他看来几乎像个哥布尔，仿佛借了别人的头（这是日本哥布尔的习性）要施行什么诡计。这种有如怪异访客的印象为时很短，但却挥之不去。有时我甚至可能相信他像这个国家的狐狸那样对我下了咒语，因为这里的狐狸是可以假扮成人的，而时机对的时候，他那高高的颧骨让他的脸看来就有面具的味道。

他的头发太浓密，压得脖子都为之垂坠，发色之黑之深在阳光下会变成紫色。他的嘴也有点带紫，如遭蜂螫的厚唇像高更笔下的大溪地人。他的皮肤摸来平滑，仿佛水流过指间。他的眼皮像猫那样可以缩回，有时候完全看不见。我真想把他施以防腐处理，装进玻璃棺材留在身边，这样我就随时都可以看着他，他也没办法离开我了。

人说日本是男人至上的国家，确实如此。我刚到东京时正值一年一度的“男儿节”，有幸生下男孩的家庭院子里都竖起长竿，飘着鲤鱼旗。至少他们不掩饰这种情况，至少这样你知道自己位置何在。男与女的两极差别受到公开承认以及社会规范。比方说，ごは这个词有时表示“在”（至少就我能理解的程度是这样），课本上的一个例句翻译起来是这样：“在男人主导的社会里，女人的价值只在身为男人激情的对象。”如果我们唯一可能的连接词是那违抗死亡的爱之双人特技，那么，只具身为激情对象的价值也许比什么价值都没有来得好。在这之前，我从不曾是如此彻底神秘的他者。我变成了某种凤凰，某种神话中的兽，是一颗来自遥远异地的宝石。我想，他一定觉得我充满无可言喻的异国情调。但我常觉得自己只是个假扮的女人。

百货公司里有一架洋装，标签写着：“仅限年轻可爱女孩”。看着那些洋装，我觉得自己丑怪粗鄙一如格鲁达克立齐。我穿男用凉鞋，因为只有男用凉鞋合我的脚，而且我还得穿最大号。在这个城市的视觉交响乐中，所有人头都是黑发，所有眼睛都是深棕，所有皮肤都是一个颜色，我的蓝眼、粉红脸颊和黄得明目张胆的头发让我成为一把弹奏陌异旋律的乐器。在轻轻拨弹的乐器和幽幽笛声组成的沉静和弦中，我像大剌剌的喇叭，永远响亮宣告自己的存在。他的体态是那么细致，我想他的骨骼一定像鸟类那样轻盈优雅，有时候很怕自己压坏他。他告诉我，与我同床共枕感觉像一艘小船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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