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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传播方式下（第3页）

在唐代的各色民间榜文中，有一则因同复仇传奇相关而在历史的缤纷图景中留下一角身影，这就是李公佐在《谢小娥传》中讲到的奇闻。李公佐是唐代著名传奇《南柯太守传》的作者，成语南柯一梦即源出此处。《谢小娥传》是他的又一传世之作，讲述了一位弱女子几经曲折终于为父为夫杀贼报仇的故事。这事本身可以说就是当时的一条社会新闻。《新唐书》据此而将谢小娥列入《列女传》。这也为甘惜分先生的下述观点提供了又一佐证：“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新闻，新闻是正在发展着的历史。”见其《再论新闻学与历史学》一文，见《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一九九三年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论文汇编》，35页，台北，三民书局，1995。加之其中又涉及一则民间榜文，所以不妨将它摘录如下：

小娥，姓谢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岁，丧母；嫁历阳侠士段居贞。居贞负气重义，交游豪俊。小娥父畜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时小娥年十四，始及笈。父与夫俱为盗所杀，尽掠金帛。段之弟兄，谢之生侄，与僮仆辈数十，悉沉于江。小娥亦伤胸折足，漂流水中，为他船所获，经夕而活。因流转乞食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净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梦父谓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又数日，复梦其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书此语，广求智者辨之，历年不能得。

至元和八年春，余罢江西从事，扁舟东下，淹泊建业，登瓦官寺阁。有僧齐物者，重贤好学，与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妇名小娥者，每来寺中，示我十二字谜语，某不能辨。”余遂请齐公书于纸，乃凭槛书空，凝思默虑。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询访其由。小娥呜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为贼所杀。迩后尝梦父告曰……又梦夫告曰……岁久无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审详矣。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画，是申字；又申属猴，故曰车中猴。草下有门，门中有东，乃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过，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画，下有日，是春字也。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恸哭再拜，书申兰申春四字于衣中，誓将访杀二贼，以复其冤。……

尔后小娥便为男子服，佣保于江湖间。岁余，至浔阳郡，见竹户上有纸榜子，云“召佣者”。小娥乃应召诣门，问其主，乃申兰也。兰引归，娥心愤貌顺，在兰左右，甚见亲爱。金帛出入之数，无不委娥。已二岁余，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谢氏之金宝锦绣、衣物器具，悉掠在兰家，小娥每执旧物，未尝不暗泣移时。兰与春，宗昆弟也。时春一家住大江北独树浦，与兰往来密洽。……或一日，春携文鲤兼酒诣兰，娥私叹曰：“李君精悟云鉴，皆符梦言。此乃天启其心，志将就矣。”是夕，兰与春会群贼，毕至酣饮。暨诸凶既去，春沉醉，卧于内室，兰亦露寝于庭。小娥潜锁春于内，抽佩刀先断兰首，呼号邻人并至，春擒于内，兰死于外，获赃收货，数至千万。初，兰春有党数十，暗记其号，悉擒就戮。时浔阳太守张公，善娥节行，为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时元和十二年夏岁也（817）。……（余）作（谢小娥）传以旌美之。《太平广记》卷491。

谢小娥的复仇成功，除了她个人的坚忍果敢之外，还借助于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一个是解谜的作者，一个是招佣的纸榜。因着前者，小娥得以知道仇人；因着后者，她又得以遇上他们。两个环节前后相扣，才能将冤死与复仇两事贯通起来。这里，一纸平常看来或许无关紧要的榜文，竟成为破案的一个关键。对杀人凶手申兰申春来说，他们万万想不到自己张贴的榜文，最后居然差不多成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最后，我们要来谈一种似乎无关而实则切要的新闻传播形式——起居注。起居注，是皇帝言行举止的记录，体裁上大都归入编年史范畴。王仲荦先生在其《隋唐五代史》中写道：“唐朝当代的历史记录，有起居注，有时政记或日历。起居注、日历，是实录的长编，实录又是后来官修正史的长编。”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下册，9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一历史记录实际上也可算作新闻传播。首先，新闻与历史尤其是当代史实为一体之两面，用甘惜分先生的话来说，“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新闻，新闻是正在发展着的历史”甘惜分：《再论新闻学与历史学》，见《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一九九三年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论文汇编》，35页。用蔡元培先生的话来说：“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北京，棠棣出版社，1950。转引自注1。其次，以皇帝为中心的起居注，实际上广泛记录了当时的军国大事，内容十分丰富，举凡政治举措、军事行动、经济政策乃至自然灾害、行政区划、官吏任免、社会动态等，均有详实记载，既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又具有鲜明的新闻特征。最后，起居注的记事之制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旧唐书》卷43。即以年、月、日为序载言录事，加之内容林林总总涉及甚广，与当今定期刊行的政府公报几无二致。我们甚至推测，“开元杂报”的内容就出自起居注，是起居注的摘要报道。总之，起居注是唐代官方新闻传播中不容忽略的一种手段。借用《旧唐书》中的话：

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既终藏之于府。《旧唐书》卷43。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第一，这种新闻传播难免流于“以朝廷为中心的记录”（崔瑞德）［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40页。即梁启超所说的帝王将相之家谱；第二，起居注是内敛的，而非开放的，即所谓“既终藏之于府”；第三，它着意时间上的流传（不朽），而不追求空间上的扩散（易碎）。这是有别于新闻传播之特性的。

以记载皇帝行止为主的“注记”制度源远流长。《春秋》有“君举必书”之义，《周官》、《礼记》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其间区别诚如刘知几所言：“大史掌囯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通》卷11。汉代以后，开始出现专记皇帝言行的著述，世称起居注。据载，汉武帝时即有《禁中起居注》，后汉明德马后撰有《明帝起居注》，“然皆零落，不可复知”。魏晋时期，多以修史的著作郎掌起居注。《史通》卷11：“当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职隶中书，其官即周之左史也。……又按《晋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至北魏又设专职的“起居令史”，侍从皇帝，“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纪录帝言及宾客酬对”《史通》卷11。降及隋唐，随着官方修史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起居注更发展为包括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等在内的一整套机制，不仅专人执掌，而且蔚为大观。如《开元起居注》就多达3682卷。参见《新唐书》卷58。据唐代史学巨子刘知几所言：

（起居注）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书、正字闲于述注者修之，纳言兼领其事。炀帝以为古有内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员，职隶中书省。……皇家（指唐）因之，又（于门下省）加置起居郎二员，职与（起居）舍人同。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起居）郎居其左，（起居）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龙朔中，改名左史（起居郎）、右史（起居舍人）。今上（中宗）即位（705），仍从国初之号焉。……夫起居注者，编次甲子之书，至于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称之以成功。《史通》卷11。

唐代的起居注，除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外，其余均已散佚，而它又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起居注。温大雅曾随李渊父子在晋阳起兵，署大将军府记室参军，掌军中文翰，后又参与制定唐朝的开国典仪，迁黄门侍郎（门下省次官），其弟温彦博为中书侍郎（中书省次官），另外一弟温大有后来也任中书侍郎，故为时人所称羡。唐高祖曾开玩笑说：“我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上册，22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我起兵造反，原来是为了你一家啊。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凡三卷，“上卷记李渊起兵太原至出兵太原四十八日之事，中卷记自太原至长安一百二十六日之事，下卷记李渊摄（隋）政至受隋禅一百八十三日之事，首尾完具，无所佚阙”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下册，944页。这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在一个改朝换代的大变动时期，演出了多少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换言之发生了多少搅天动地激荡人心的新闻。而所有这一切都被温大雅一一载入《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后人自然视之为历史，但在温大雅的笔下它们却都是活生生的军国要闻。如：

隋主（炀帝）遣司直姓名驰驿系帝（李渊）而斩（马邑太守王）仁恭。帝自以姓名著于图箓，太原王气所在，恐被猜忌，因而祸及，颇有所悔。时皇太子（李建成）在河东，独有秦王（李世民）侍侧，耳语谓王曰：“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孟津之师，不可从吾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笑。”王泣而启帝曰：“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帝曰：“今遇时来，逢兹锢系，虽睹机变，何能为也！然天命有在，吾应会昌，未必不以此相启，今吾激励，谨当敬天之诫以卜兴亡，自天佑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乃后数日，果有诏使驰驿而至。释（李）渊而免（王）仁恭，各依旧检校所部。《资治通鉴》卷183胡三省注引。

再如，李渊南下进兵长安途中，一度陷入阴雨连绵、军粮不继的困境，后方又传来突厥与刘武周将乘虚袭取太原的消息，一时间军心浮动，物议汹汹，是进是退李渊不免犹豫起来，此时温大雅记述道：

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李建成）、二郎（李世民）等而谓之曰：“以天赞我而言，应无此势，以人事见机而发，无有不为。借遣吾当突厥、（刘）武周之地，何有不来之理。诸公谓云何？”议者以“（宋）老生、屈突通（皆隋将）相去不远；李密谲诳，奸谋难测；突厥见利而行；（刘）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会，义兵家属在焉。愚夫所虑，伏听教旨”。唐公顾谓大郎、二郎曰：“尔辈何如?”对曰：“（刘）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突厥必欲求利太原，宁肯近忘马邑！武周悉其此势，未必同谋同志。（宋）老生、突厥奔竞来拒，进阙图南，退穷自北，还无所入，往无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今禾菽被野，人马无忧，坐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恋于仓粟，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诸人保家爱命，言不可听。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唐公喜曰：“尔谋得之，吾其决矣。三占从二，何藉舆言。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耳。”《资治通鉴》卷184胡三省注引。

温大雅的起居注并非都是秉笔直书的实录，其中也羼杂了一些虚妄之事与溢美之词，报道了一些“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刘知几）的伪新闻。比如，在攻取河东郡的一次战斗中，明明是“骁勇千余人已登其南城，高祖在东原，不之见，会暴雨，髙祖鸣角收众”同上。结果将得手的胜利又拱手相让。但在温大雅笔下却演化为如下故事：

唐公亲率诸军围河东郡，（守将）屈突通不敢出，闭门自守。城甚高峻，不易可攻，唐公观义士等志，试遣登之，南面千余人应时而上。时值雨甚，公命旋师。军人时速上城，不时速下。公曰：“屈突（通）宿卫旧人，解安阵队，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我师常胜，入必轻之，骁锐先登，恐无还路。今且示威而已，未是攻城之时；杀人得城，知何所用！”乃命还。《资治通鉴》卷184胡三省注引。

这番悲怀慈语善则善矣，但想当然的成分恐占多数。

起居注的内容虽然都是事关重大的要闻，但其旨归却在于藏之秘府传之其人，而非传播中外咸使知闻，甚至就连起居注的主角皇帝本人都不得披览。如文宗开成四年（839）：

上（文宗）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记注观之，（魏）謩不可，曰：“记注兼书善恶，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为善，不必观史！”上曰：“曩（过去）尝观之。”对曰：“此曩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观史，则史官必有所避讳，何以取信于后。”上乃止。《资治通鉴》卷246。

在朕即国家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起居注这一封闭式的传播样式有时对人君倒也能产生一定的儆戒作用。一个为所欲为的君王可以不在乎当世舆论的千夫所指，但他不能不常常顾忌到后世舆论的众口铄金。从这个意义上讲，封闭的旨在传之后世的起居注反倒对当世之人构成舆论监督之势。就像孙伏伽在上高祖的建言书中所写到的：“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既为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旧唐书》卷75。在下面这段涉及起居注的君臣对话中，就包括了更丰富而明确的意味：

（贞观十五年），迁（褚遂良）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尝问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褚）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太宗以为然。《旧唐书》卷80。

与起居注关系密切的时政记，为唐代的“专利品”。“这是由知印宰相每日撰写的一种纪事，但要由其他宰相副署。”［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669页。它最早是由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姚璹，于693年奏请实施的制度，据《旧唐书·姚璹传》记载：

自永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姚）璹以为帝王谟训，不可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姚）璹始也。《旧唐书》卷89。

《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姚璹的《修时政记》40卷。作为“宰相记天子之事以授史馆之实录”（《旧唐书·李吉甫传》），时政记可以说是对起居注的一种补充性记载；但从新闻传播上看，它又未始不是一种出于最高当局的新闻把关或舆论导向。由于掌管起居注的是普通官员，品秩不高，仅为从六品，不参与高层决策，难从整体与全局的高度把握事态，因而他们通常只是就事论事的记下一笔新闻事件的流水账，而无法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在宏观层面上驾驭众多的事实。李德裕任宰相时，干脆要求将起居注交宰相审査，以免“军国大政，传闻疑误”［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669页。或许正是针对起居注这一见木不见林的问题，朝廷觉得有必要在此之上增加一种综述性的时政记，以便对官方的“宣传报道”进行指导或引导。其作用恰似当今报刊上的综述与社论，将孤立的事件提炼为综合的事态。关于起居注与时政记的由来、兴废及功用，胡三省曾做过如下一段总括式解说：

贞观初，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议记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东内大明宫的内朝正殿）内阁，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高宗临朝不决事，有所奏，惟辞见而已。许敬宗、李义府为相，奏请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敢闻机务矣。长寿中（693），宰相姚璹建议：仗下后，宰相一人录军国政要，为《时政记》，月送史馆。然率推美让善，事非其实，未及亦罢。而起居郎因制敕稍稍笔削，以广国史之阙。起居舍人本记言之职，惟编诏书，不及他事。开元初，复诏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随仗而入，位于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专权，又废。太和九年（835）诏起居郎、舍人，凡入阁日，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资治通鉴》卷246文宗开成四年十月。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起居注、时政记、实录的目的虽在修史，但也给当时的新闻传播提供了材料。新闻理论家甘惜分先生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它们是历史，也是新闻，是实实在在的新闻，是当代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新闻。那些史官也正是当时的新闻记者，尽管那时没有新闻记者这个名称，它们却是真正的新闻记者，它们那时所记载的新闻也就成了不可改变的历史记录。”《甘惜分自选集》，4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另外，由于起居郎等职如同国务秘书或机要秘书，他们想来当会自觉不自觉地起到信息传布的作用，时常难免会有意无意地将朝廷信息透露出来，流传开去。

以上我们用三章篇幅分别探讨了唐代官方新闻传播的常规形式，即报状、露布、檄书、烽燧、榜文、注记等。除了这些常规形式外，在唐代多姿多彩的新闻传播活动中，还有不少随机应变花样翻新的“反常”形式。它们犹如夏夜星空中可遇不可期的流星，虽然往往是一次性的，但却以其亮丽夺目的光彩在群星闪烁的历史长河中留下灿烂的一瞬。这里我们不妨简要谈谈三种此类形式，以窥那个充满活力的时代在新闻传播领域内的创新于一斑。

（隋文帝开皇十年即590年）总管史万岁帅众二千，自婺州（浙江金华）别道逾岭越海，攻破溪洞，不可胜数。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余里，寂无声问者十旬，远近（之人）皆以（史）万岁为没。万岁置书竹筒中，浮之于水，汲者得之，言于（史万岁的上司杨）素。（杨）素上其事，上嗟叹，赐万岁家钱十万。《资治通鉴》卷177。

这是一例颇具冒险色彩的竹筒传书。它令人不禁联想起凡尔纳科幻小说中的有关情节。

（隋）大业之末，盗贼蜂起，人多流亡，（隋将尧）君素所部独全。后从骁卫大将军屈突通拒（李渊）义兵于河东。俄而（屈突）通引兵南遁，以（尧）君素有胆略，署领河东通守。义师遣将吕绍宗、韦义节等攻之，不克。……时围甚急，行李断绝，（尧）君素乃为木鹅，置表于（木鹅之）颈，具论事势，浮之黄河，沿流而下。河阳守者得之，达于东都（洛阳）。（隋东都留守）越王（杨）侗见而叹息，于是承制拜（尧）君素为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散官），密遣行人劳苦之。《隋书》卷71。

这是一例不无喜剧色彩的木鹅传表。

（玄宗朝宰相）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这一例信鸽传信尤其值得重视。因为它不仅是古代的一种高效而稳妥的传播形式，更因为在世界各文明国度中都或迟或早地采用过这种形式，为此使用信鸽的早晚仿佛也就成为文明发达的一个标志。另外，路透社的创始人路透早年经营电讯业务时，也曾使用过信鸽，在路透社历史上留下一段佳话。关于张九龄与信鸽之事，美国学者谢弗在其享誉学界的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吴玉贵的中译本名为《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这么写道：

中村久四郎列举的证据说明，宰相张九龄曾经用一只叫做“飞奴”的信鸽为他送信。张九龄很可能是从广州的波斯商人或者僧伽罗商人那里学到信鸽传书的知识的。……据此，我们可以将使用信鸽的知识传入中国的时间定在公元七世纪后期。［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72页。

说张九龄的信鸽传书知识来自广州的波斯商人乃属谢弗的推断，其依据无非是两条。

第一，张九龄生于曲江（今广东韶关），距广州不远；第二，段成式在《酉阳杂俎·羽篇》“鸽”条中写过：“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154页。在未有直接根据证明张九龄的确受教于外人之前，只能说中国见诸史册的信鸽传信始于张九龄的少年时代，即七世纪末。

探究官方新闻传播诸方式的初衷，自然在于揭示新闻是如何传布的，是经由何种渠道扩散的。然而，当我们追踪新闻传播的一般路径时，不期然而然地也发现另外一种轨迹，即在官方的新闻传播网络中，信息有时往往不是由上而下、由点及面的扩张，而是相反——从下而上、由面及点的聚敛。包括状报、露布、烽燧、羽书、注记等在内的几乎所有官方新闻传播手段，或偶然或必然地都会不时呈现此一共性。这与金字塔的权力体系、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以及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一些理念表面看似乎具有一定同构关系，但内在的逻辑线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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