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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的堂奥（第1页）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王安石《明妃曲》（其一）

王安石比朱子幸运，朱子的诗名被其儒名所掩，而王安石的诗却为今人熟知——尽管很多人对王安石诗的认识，止于那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但这句无疑比朱子那句“为有源头活水来”更像诗一些，它至少让现代人知道，王安石除了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文学家。

事实上，王安石非但有诗名，更是在宋代诗坛有着开天辟地之功，其诗集的整体水准，不仅仅是宋代的翘楚，即便是放在古今诗人的范围内看，也在顶尖之列。今人论宋诗，大多说苏轼、黄庭坚，然而宋代的诗到了王安石手里才真正具备了异于前人的面目。由“宋代的诗”变为“宋诗”，王安石是关键的转捩点。

明人胡应麟的《诗薮》说：

六一（欧阳修）虽洗削西昆，然体尚平正，特不甚当行耳，推毂梅尧臣诗，亦自具眼。至介甫创撰新奇，唐人格调始一大变。苏、黄继起，古法荡然。推原科斗时事，实舒王（王安石）生此厉阶，其为宋一代祸，盖不特青苗法也。

这个论述，勾勒出了诗在北宋的演变痕迹，而尤着眼于王安石，胡应麟可谓眼光独到。不过，胡应麟在诗学上宗唐，并不认同宋诗，他这段话的目的是批评王安石，认为王安石改变前人诗风，其实与青苗法一样，都祸害了宋朝。

青苗法之弊，史家已多言之。然而王安石开出宋诗风格，却是功德无量之事。可以这样说，胡应麟对王安石是虽欲抑之，反而扬之。因为如果宋人按照唐人格调写诗，成就再高，也只是宋人写得一手好唐诗而已，更多的人只是在批量制造假古董——明朝诗人干的就是这件事。

若是宋代的诗里没有宋人，还有何价值可言？在诗方面，宋人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他们既继承了唐人，又开出了新路。

批评宋诗不是古人的诗，这是抨击宋诗者常用的论调。例如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说：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

这番论述说得很漂亮，然而也只是漂亮而已，因为里面是空洞无物的。“终非古人之诗”，这不是宋诗的弱点，而恰恰是其价值所在。“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说的不是事实，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苏轼的“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黄庭坚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难道不够一唱三叹？王、苏、黄等人的传世诗篇很多，实在看不出哪里逊色于严羽所推举的盛唐诸公。

苏轼《徐州莲花漏铭并叙》说：“以无目而废天下之视。”严羽以及胡应麟都中了此病。

古人谈诗，往往比今人更能扑入深处，但古人有时也喜欢说一些空洞的漂亮话。赵翼《瓯北诗话》赞扬李白：“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在这番话里，一个不羁天才的形象高耸入云。然而李白真是这样的吗？且看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列缺霹雳，丘峦崩摧”前四个字全是入声，后四个字全是平声，音节由陡峭忽然变为平顺，抑扬有致，这显然是着意经营而后得的效果。可见天才并非不愿雕琢章句，而是更懂得如何雕琢章句。越翼这种漂亮话，没有多大价值可言，后人如果跟着他起哄，只会浪掷心力。

历来最懂诗人的，是自身就有文学创作才能之人，这一点是无分古今的。梁启超的《王安石评传》说：

昆体披靡一世，率天下之人盘旋于温、李肘下，而无以发其性灵，诗道之敝极是矣，其不得不破坏之而别有所建设，时势使然也。首破坏之者实惟欧、梅，荆公与欧、梅为友（梅有《送介甫知毗陵》诗，公有《哭梅圣俞》诗），然非闻欧、梅之风而始兴者也，自其少年而门户已立矣。欧、梅以冲夷淡远之致，一洗秾纤绮冶之旧，至荆公更加以一种瘦硬雄直之气，为欧梅所未有。故欧、梅仅能破坏，荆公则破坏而复能建设者也。

宋诗伟观，必推苏、黄。以荆公比东坡，则东坡之千门万户，天骨开张，诚非荆公所及。而荆公逋峭谨严，予学者以模范之迹，又似比东坡有一日长。山谷为西江派之祖，其特色在拗硬深窈，生气远出，然此体实开自荆公，山谷则尽其所长而光大之耳。祖山谷者必当以荆公为祖之所自出。以此言之，则虽谓荆公开宋诗一代风气，亦不必过。

梁启超长于辞章，在思想上又没有严羽、胡应麟挟唐诗以号令天下之弊，他论王安石诗，可谓精到。

苏轼是绝世天才，从他评论时贤的语气可以感受到，他在文学方面一生视为劲敌的，不是欧阳修，也不是黄庭坚，而是王安石。

在读了王安石的《题西太一宫壁二首》之后，苏轼说：“此老，野狐精也。”然后次韵唱和。黄庭坚佩服王安石的人格，赞其为“一世之伟人”，对王安石的诗也极其推崇。黄庭坚是苏门学士，然而他的诗风峭拔，迥异于苏诗的流动风格，反而与瘦劲的王安石诗更为接近。

王安石对宋诗的贡献，就在他的“创撰新奇”，这个新奇，是肆力以赋笔的方法写诗，直接挑战了中国诗歌从《诗经》以来的比兴传统。比兴传统下的诗，侧重于抒情。而赋笔为诗，则偏向于达意。这就意味着在宋诗里面，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如何，至为重要。

在具体的写法上，详细比对一下唐宋诗就可发现，唐诗更像是诗人想到了一两个得意的诗句，然后前后扩充成一首诗，这在律诗里更为常见，首联往往只起装饰、烘托的作用，所以多用景语起兴，如李商隐写《安定城楼》，首联“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就是如此。

宋人的诗，读起来气脉更连贯，更像是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按顺序写出来的。例如苏轼的“如我自观犹可厌，非君谁复肯相寻”，这种起句的格局，已是唐调所不能笼罩的了。

《明妃曲》组诗是王安石的代表作，也可说是史上最好的咏昭君诗。这组诗有两首，这里所选的是第一首，作于宋仁宗嘉祐四年，其时王安石尚未上台主政。

这是一首曲折幽微、令人百读不厌的诗。

在当时，辽、西夏环伺北宋，在宋仁宗一朝，发生了宋人张元投靠西夏等事，张元后来成为夏主李元昊的得力谋臣，对宋作战。张元之所以投靠西夏，最直接的因素之一是他在宋朝屡试不第，无法施展才干。

《明妃曲》的诞生，或与这个背景不无关系。此诗开头写王昭君将要离别中原时，汉元帝才认识到她的美，然而为时已晚，只能责怪画工毛延寿。此前的人写王昭君，大多是哀叹王昭君的身世，或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毛延寿，因为王昭君没有向毛延寿行贿，毛延寿才将她画丑；汉室不想把美女给匈奴，就挑了“丑”的王昭君去和亲。然而王安石责备的却是汉元帝，“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意思是说，人的意态美是画不出来的，即使王昭君向毛延寿行贿，毛延寿也无法把她真正的美画出来。这里隐隐指向的是：国家的主事者没有识人之明，导致能人外走。

接着写王昭君在胡地的境况，到了“家人万里传消息”，笔锋开始剧烈转动，“好在毡城莫相忆”，写王昭君向家人答复：我在匈奴这边很好，不要挂念。这个描写，纯系出自王安石自己的想象。“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你看陈阿娇虽然离汉皇这么近，却被深锁冷宫之内，失意的人生，并不因为她在汉地而改变啊。

最后两句度越夷夏藩篱，直探生命问题，发前人所未发，使得此诗可以抽离王昭君本事，直接指向普遍人生，真可谓神来之笔。

大凡思想深刻之人，往往冷峻；心性悲悯之人，容易浮浅。王安石却兼具深刻与悲悯，这极其难得。直至今日，王昭君之事距离人们更远了，但《明妃曲》仍然使人震撼。

此诗节奏极快，不事妆点，雄直而有深趣，是以问世之后就震动了整个北宋士林，像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曾巩等当世名流巨公，纷纷作诗唱和。这个盛景，在宋代是独一无二的。

不过，两首《明妃曲》在获得极大声誉的同时，也为一些人诟病。例如第二首有“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样的句子，似乎在颂扬见利忘义的精神。由于王安石主持变法时树敌众多，是以在宋朝时，就有不少人为此深责王安石。即使到了近世，高步瀛先生也在《唐宋诗举要》里说王安石“持论乖戾”。

其实，“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只是铺垫之笔，因为接下来的诗句是“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王安石是说，昭君即使在匈奴过得好，但思汉之情始终未变。在第一首里，他也说王昭君“着尽汉宫衣”，写昭君坚贞如此，非但不乖戾，反而更能映照出叛宋之人的卑琐。再者，如果这首诗真如那些人说得如此“反动”，为何欧阳修、司马光等人会争相唱和并且在和诗里都不指出来？甚矣读诗之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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