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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文人，特别又是一个饱学之士，一个理想高远的志士，终于醒悟，改变了自己的观念，去依附于王公大人，谄媚于王公大人，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但是只要观念改变了行动就变得理直气壮。于是韩愈很快就向王公大人们靠拢了。这种靠拢方式就是上面说到的入幕府，说白了就是做“食客”。

韩愈的第一任幕府主人是汴州刺史董晋。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三月，兵部尚书董晋出任东都留守。东都留守的职责是总理洛阳军民、钱谷、守卫等事务，相当于东都军政的一把手。

韩愈的运气来了——经人推荐，他结识了董晋。董晋欣赏韩愈的才气，有意提携他。这年七月，宣武军（驻开封）节度使李万荣病死，董晋调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到汴州上任，带上了韩愈，提拔他做了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负责刑狱司法工作。这一年，韩愈29岁。至此，满腹经纶的韩愈总算当上了官，他对未来充满希望。

没过多久，韩愈的幕主董晋逝世了，韩愈就扶着他的灵柩，送到他的家乡去。幕府发生兵变，这时候韩愈的家小还在幕府中，所以他非常焦急。等了几天，看到兵变逐渐停息，他就悄悄地跑回去，把自己的家小接出去，离开了汴州。

有了第一次入幕府当这种不在编的官员经验后，韩愈很快就又谋求到他的第二任幕主。他进入了徐州张建封的幕府做了节度推官。在张建封的幕府里面，由于张建封对他的幕僚要求非常地严，韩愈远不如在汴州的时候那样从容，那样闲暇。所以他常常和张建封为了管理得过于严格而发生争论。他曾经给张建封写过一封信，说是你让我们大清早、天不明就要入幕，晚上到了日落我才能回去，这不是待贤之道，我受不了。在几次争论之后，韩愈就决计要离开了。离开后，韩愈觉得以自己积累下的能力远不止做个边远地区的门客，就赶赴京城再次向朝廷求官，这次韩愈得到一个“四门博士”的头衔，但这并不是一个官，相当现在的一个大学里的副科老师，是一个闲职。但这多少还是让韩愈进入了中央朝廷官员的编制。为了能实现报负，也让自己手中有些实权，韩愈第三次开始巴结和谄媚王公大人。这次巴结的是京兆尹李实，也就是京城的市长。

这次攀得高，韩愈自然也下了不少功夫。京兆尹是京城最高的行政长官，位置特殊，是皇上眼前的红人。唐德宗宠信李实，让这厮当了京兆尹。大家建议韩愈奉承李实，是想让李实在皇上面前为韩愈说个好话，以求得官。

韩愈首先就为这个李实写了篇歌功颂德的美文《上李尚书书》，信中韩愈大胆恭维李实说：“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未见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我来京城十五年了，见到的公卿大臣很多，但还未见过像您这样爱国如家的呢！又说：“我非常仰慕您，即便我早出生千百年，也会敬慕李大人！能在这个时代遇到您，真是太幸运了！谁不想追随您，为您效犬马之劳呢？”

这马屁拍到家了！很肉麻。李实读了信，非常高兴，立即向皇上推荐韩愈。36岁的韩愈马上就由四门博士晋升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纠察百官，正八品下，品秩虽低，权力却很大。韩愈的谄媚之功完全没有白费。

官场自古就是一个人人想吃的大蛋糕，想进入的人很多，进入的途径却很少。从一开始的游说跑官到后来上征下举，这些路子不仅窄，而且严格。就算到了后来，国家实行公平的科举考试给想为官的人拓开一条更宽的路，但能挤上这条路，进入官场的人也是少之又少。因为在国家规定的考试及第后，还有一个试用期和一系列的考试。在这期间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常常那些文采了得、中了进士的人仍然会望官兴叹。于是小人物想当官，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念，见机行事，先靠拢王公大人们，依附于他们再长官，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幕僚也是官场上　“官”系网的一条通路。清朝时，一个地方长官到任时，就随身带来自己的一整组工作团队，办理政务的有自己私人聘请的各类师爷；执行重要政务、办理具体事务的有私人招募或由人推荐来的各种仆役，如看门的“门房”、管理公文发送传递的“签押”、管理仓库的“仓场”、执行征税的“税务”、跟随长官左右的“跟班”、外出接洽的“执帖”等，统称为“长随”或“长班”。本地政府机关现成的由书吏、衙役组成的班子再也不能发挥正常的公共职能，都必须听命于“内衙”的指挥。

清末官僚曾国藩幕府的盛况，让当时的人们赞颂不已。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说，曾国藩幕府，集天下优秀之士83人，薛福成本人尚未列入。后世学者统计则超过薛福成的统计数字。80余人中，大部分都是一些不出名的小人物，后来却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等，里面就有李鸿章、李翰章、郭嵩焘、左宗棠、刘蓉、唐训方、彭玉麟、钱应溥、黎庶昌、何璟、倪文蔚、李宗羲等十余人。

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小人物通过曾国藩的幕府，成为朝廷的正式官员，如何璟、孙衣言是翰林院编修；倪文蔚是庶吉士散馆分刑部任主事；李瀚章是知县。更为突出的是，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国藩反用文士将兵，异军突起，运用他们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发挥了比武将更大的作用。随着曾国藩的不断提升，这些幕僚可谓是“鸡犬升天”，许多人到最后被保举为封疆大吏，他们多数是由曾国藩大力推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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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多人不怪（1）

封建时代，“礼”不仅是一种美德，还是一种官场政术，更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本质是上级享有某种“福利”，这种“福利”包括物质性的“利”，比如礼品、礼金；也包括精神性的“福”，比如尊敬。但送礼必须要有艺术性与科学性。

●礼品就是人品

我们都知道戚继光是民族大英雄，可是却不知道戚继光还是一个会送礼和收礼的官场小人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张德信在说到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时，指出戚继光的好朋友王世贞记述过戚继光“时时购千金姬进之居正”。为了取得上司张居正的欢心，戚继光曾不惜重金购买“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进。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则说戚继光为了讨好张居正，把家乡蓬莱出产的海狗肾给张居正送去了许多。

戚继光家虽世代官宦，但并不富有。作为一品武将，年薪也不过一百多两银子，哪里有财力时时购“千金姬”？虽无史料证明他怎么拿钱，但他既会向上司进贡，下级也不会不向他进贡，照收就是了。

戚继光来义乌招兵时，正好在西门戚宅里碰到义乌戚姓戚孟满，叙起族谊，说戚继光上祖从义乌迁安徽定远已十三代了。临别时戚继光赠给戚孟满古铜五事一副，云锣一面，玉杯一只，金百两，并命建戚氏族祠。当时戚继光还是个参将，年薪肯定不到一百两银，但他赞助建戚祠就拿出了百两白银。戚继光同俞大猷一起在舟山岑港打仗时，俞遭严嵩、赵文华诬陷，说他“追击不力，纵寇南奔”，要下狱处死。戚继光筹集了三千两银子，才保住俞大猷的性命。这三千两银子是怎么筹集的？这类例子太多了。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有钱好办事，无钱寸步难行。

戚继光想实行“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理想，完全靠自己的文才武略是不行的。俞大猷比戚继光正直，但屡次被罢官，甚至下狱，就是例子。他为了同身居要职的顶头上司及同僚中的文官搞好关系，保住自己的兵权，不能不牺牲自己的人品，委曲求全，曲意迎合张居正等贪财色的高官。戚继光是十分讲究策略的人，如果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如何去消灭倭寇，保国家的平安？如果戚继光不这样做行吗？要驾驭时势，左右逢源，必须讲究策略，按照当时的游戏规则来运作，这就是戚继光的过人之处。

官场上，上司有所好，下属没有不办到的，礼品是最直接的打通方法。俗语说不打笑面人，即使自己对上司还一无所知，只要把礼品先送上，保证没有办不成的事。

唐朝的张固写了一本叫《幽闲鼓吹》书，其中卷五十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唐时期，京城发生一件大案，牵扯到不少官员，但因为有人暗中活动，所以迟迟不能结案。有一天，宰相张延赏想起此事，非常愤怒，便召见司法官吏，当面下令：“此案已久，限在十天内审结。”第二天上午，张延赏来到自己办公的地方，发现书案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钱三万贯，请不要过问此案。”张延赏大怒，当即把纸条撕了，又下令下属督促审理此案。可隔天去办公，见书案上又出现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钱五万贯”。张延赏更是气愤，下令限在两日内审结。又过了一日，桌上又有了一张纸条，写着：“钱十万贯。”张延赏摇摇头，叹了口气说：“钱至十万，已经可以通神了，没有不可挽回之事。我怕由此得祸，只能不去管这桩案件了。”

礼多人不怪（2）

这个故事就是“钱能通神”的掌故。钱能通神，所以在官场上，各种小人物都忙着借各种名义给上司送礼。

明代万历年间大臣张居正有一次回家奔丧，为了让丞相大人旅途舒适，知府钱普早早就命人专门为张居正制作了一顶豪华的轿子：轿前有好几重门，门后有考究的寝室以供休息；两旁还各有一小亭子，里面分别有一名童子，专门负责打扇焚香。就这样，三十二名轿夫抬着张居正，浩浩荡荡一路南下。由于听说张居正喜欢美食，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都会投其所好，将上百道珍馐美味呈送到饭桌上。钱普是无锡人，正好能烧得一手吴地菜肴。当张居正吃到钱普这个知府亲自为他烹制的美味后，很是满意地称赞知府钱普：“我一路走到这儿，才算吃了一顿饱饭。”

在官场里，礼品还可以定人品。潘祖荫是咸丰时期的进士，历任工部、刑部、礼部尚书，最高时做到军机大臣。一次在军机大臣任上，是个节假日，诸多官僚到他家里玩麻将，边玩边扯白话，扯到了某地方提督。潘祖荫对这人满口称赞，说此人忠肝义胆，德才兼备。

官员李文田听了有些好奇，就问潘祖荫：“此人有什么功绩？”潘祖荫说：“不太清楚。”李文田又问：“此人的长相如何？”潘祖荫又说：“没有见过。”这就奇怪了，不知其功，不曾见面，却说这人德能勤绩很高，潘祖荫为何会赞美此提督呢？潘祖荫自己说明原因：“此人送我的鼻烟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就凭一个鼻烟，潘祖荫就对没有见过面的地方提督人品作了这么高的评价，而那个地方提督也就获得了京都大官潘祖荫如此的美言。由此可见，鼻烟这个礼品在官场上起到的重要作用。对这一点，送鼻烟的地方提督肯定也深知此礼品的重要性，要不然也不会选上等的礼品献给潘祖荫。礼品定人品，这还只是礼品在官场上的作用之一。

●制度化送礼

我们先从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说起。明朝中后期，一位官员到某地方担任县令，第二天就贴出了一张告示。这告示跟工作无关，而是一份通知书。告示说：明天是本老爷的生日，本老爷非常喜欢热闹，所以衙门上下的人一定要来，但前提是不许送礼物。告示一贴出，衙门里的书吏、杂役纷纷聚在一起猜测这告示背后的含义。一些初入官场的人简直就想拍案称快，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清官；只有在官场呆得久的一个书吏微微笑着说道：“这礼肯定是要送的，如果不让送为何还要出告示，告诉我们他的生日？”书吏、杂役这才醒悟过来，点头称是。于是大家凑钱铸了一个金鼠送给了这位县官，果然，这位县官大喜，说：“我夫人小我一岁，是属牛的。”大家听了心里全都明白，看来过不了几天就得给县官送一头金牛了。

在会心一笑的同时，我们应该明白这个笑话背后其实隐藏了官场的一项规则。官场上的小人物，倘若不知道这一规则，是不可能混好官场的。这一规则就是：绝大多数上司大都喜欢收礼。其实，自从有了官场，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下属要向上司及上司衙署人员馈送钱财礼物。平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逢年过节，或者上司举办什么喜庆事，如贺寿、迎娶、生子等。礼物是一定要送的，而且是不能少送的。

礼多人不怪（3）

在中国帝制时代，官场上的一些小人物每个月都要给上司送礼，此外还有一些“突发”的礼要送，比如上面那个县官的生日。年节时就更要送了。不过这个时候的馈送一般都有一定“尺寸”，要按上司的官位确定数目。《官场现形记》有下面的记载：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在按规矩送礼这件事上，《官场现形记》中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新任知州瞿耐庵“于上司面上的孝敬，同寅当中的应酬，并没有少人一个，而且笔笔都是照着前任移交的簿子送的”。做下属的为了逢迎讨好上司，必须要有孝敬上司这笔开支，即使勒紧腰带，四处借贷，也要按时如数奉上。

官场上有句话叫：“做官的俸银，不够上司节敬。”由此可知，孝敬上司的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清时有一个官员说他在陕西粮道任内馈送上司的详细情况：将军三节两寿，粮道每次送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将军、都统又荐家人在仓，或挂名在署，按节分账；抚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

当然，不仅仅是上司的礼要送，同辈份之间送礼也是必不可少的。今天他家做寿，明天他家死人，每个月总要有几宗，这就要大家一起凑份子，凑的钱称为“份金”、“份子”。这些同寅间的应酬被认为是“礼不可废”的规矩。《春曹仪式》记有清代礼部衙门中关于此项规矩的一些内容，如：“终岁，同旧僚公会。仪司约旧僚官尊者，敛分举行。同僚及旧僚，遇有庆吊，礼不可废，情不容已者，同司酌量轻重，敛分举行。”表面上看，“凑份子”是人情往来，但在官场中，这种人情有着权力因素，所以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规矩，很多人都认为它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事。一首主题为“凑份子”的诗这样写道：“同官同乡请份子，两吊四吊分彼此。为奠为祝为告帮，五百饭资先去矣。都门流落君莫哀，急济会人阄资财。从古长安居不易，再到长安好运来，重请份子原应该。”由此可见，交份子或多或少，反映了官场之中朋友情谊的深浅。

在帝制社会，既然官场应酬如此之多，礼之厚重不言而喻，那么，官场应酬的开销有多大呢？

清朝官员张集馨在福建当汀漳龙道台（汀漳龙地区一把手）时，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带着家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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