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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生活（第1页）

一个男人出现了，爱上了多丽·贝克。至少，他想娶她。这是真的。

“要是她的哥哥还活着，她根本就不需要结婚。”米莉森特说。她什么意思？不是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她指的也不是钱。她的意思是曾经有过爱，有过温情创造的舒适，在多丽和艾伯特贫穷而无力的生活里，孤独从来就不是个威胁。在某些事情上，米莉森特精明而现实，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又极为感情用事。她总是相信性之外的柔情蜜意。

她想，是多丽拿刀叉的方式俘虏了那个男人。确实，她用刀叉的方式和他一模一样。多丽一直是左手拿叉子，右手只在切东西的时候用到。她没有把叉子换到右手去叉食物的习惯。因为她年轻时上过惠特比女子学院。花的是贝克家最后一笔钱。她在那里还学到了一手漂亮的书法，这可能也是因素之一，自从初次相遇后，整个求爱期似乎都是由书信来完成的。米莉森特喜欢惠特比女子学院的那套做派，她的计划是—她没和任何人说过—有一天她的女儿也要去那里。

米莉森特本人也是受过教育的。她还教过书。在她同意嫁给年长她十九岁的波特之前，曾拒绝过两个认真的追求者—一个是因为她无法忍受他的母亲，另一个是因为他试图把舌头放进她的嘴里。波特有三个农庄，他保证在一年之内给她修一间浴室，外加一套餐厅家具、长沙发和椅子。在新婚之夜，他说：“你现在要准备好承受你的命运了。”她知道他是出自好意。

这是1933年的事。

很快她就有了三个孩子，生完第三个孩子之后她身体出了一些状况。波特是一个体面人—自那以后，他基本上就任由她去了。

贝克家的房子建在波特的地上，不过他并不是买下贝克家的人。他是从一个买下艾伯特和多丽家房子的人手里买过来的。严格说来，他们是从波特手里租住了自家的老屋。但是没有人提钱的事。艾伯特在世的时候，有重要的活儿时他就会出现，干上一整天—比如给谷仓浇上水泥或堆干草。这时候多丽也在，当然还有米莉森特生孩子的时候，大扫除的时候。多丽拖动家具时力大无比，她能做男人做的活，比如给房子装上挡风窗。艰难工作的一开始—像把墙纸从整个房间剥下来这种活儿—她会往后耸耸肩，深深地、幸福地长吸一口气。她的信心让她闪闪发光。她是一个块头很大、意志坚定的女人，长着两条粗腿，栗色的头发，宽阔腼腆的脸，深色的雀斑像天鹅绒的斑点。一个当地的男人就给一匹马起了她的名字。

多丽喜欢做家务，不过她在家做得并不多。她和艾伯特住的房子（他死后她就一个人住了）非常大，设计得也很好，却几乎没有家具。多丽的谈话里会出现家具—橡木餐具橱，妈妈的衣柜，老式床—最后总要加上一句“都拿去拍卖了”。拍卖听起来像是自然灾害，是洪水和风暴同时发生的天灾，去抱怨它毫无意义。地毯没了，画也没了。只有一张纳恩杂货店的年历，艾伯特在那工作过。日常物品的缺失—其他东西的存在，比如多丽的捕兽夹、枪支，还有拉抻兔子和麝鼠皮用的木板—令这些房间失去了指定的功能，打扫它们的想法便显得毫无价值了。夏天里有一次，米莉森特在楼梯口发现了一坨狗屎。当它还新鲜的时候，她并没有特别注意它，但也够让人反感的。经过夏天，它从褐色变成了灰色，像块石头，威严而永久地存在着—诡异的是，米莉森特渐渐就无视它了，它自有权利待在那里。

德莉拉这条狗要为此负责。它是条黑色的狗，有拉布拉多的血统，喜欢追着汽车跑，最终也因此而死。艾伯特死后，它和多丽都有些精神失常。表面上却不太容易看出来。开始就是再也没有男人回家了，吃饭的时间不固定了。没有男人的衣服要洗了—更不要说日常的洗晒。没有人可以说话，多丽跟米莉森特聊得多了起来，还有波特。她谈论艾伯特和他的工作，他为纳恩杂货店驾马车，后来是卡车，跑遍了整个乡村。他读过大学，他可不是呆子，可是大战回来后他就不对劲了，他觉得天天在外面跑是最好的，他就找了给纳恩家开车的工作，一直到他死。他对人特别友善，所做的远不止是送货。他让人搭便车。他把病人送到医院。他曾遇到过一个疯女人，把她的货物从卡车上搬下来时，他突然有一种转身的冲动。他看见她手拿短斧，想给他脑袋上来一下。她已经挥斧而下，他一闪身，逃出她的攻击范围，斧头顺势砍到一只杂货箱，劈开一磅黄油。他继续给她送货，不忍心向当局举报她，他们会把她送到精神病院的。她再也没有拿起过斧头，还送了他一些纸杯蛋糕，上面撒了些看起来就很可怕的瓜子，他把它们丢进路尽头的草丛里了。其他女人—不止一个—会赤身裸体地出现在他面前。有一个女人从摆在厨房中间的浴缸里站起来，艾伯特弯下腰，把货物放在她脚下。“有些人不是很奇怪吗？”多丽说。她还提到一个单身汉，他房子里老鼠成灾，他只好把食物放进麻袋，吊在厨房的横梁上。老鼠沿着横梁跑，跳过麻袋，咬破了袋子，最后他只得把所有的食物都拿到床上一起睡。

“艾伯特总是说独自过活的人，很是可怜。”多丽说—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她现在也是这样的人了。艾伯特心脏病发作了—他只够时间把车开到路边，停了车，就死了。他死在一个可爱的地方，那里是一片河谷，长着黑色的橡树，清澈美妙的小溪在路边流淌。

多丽说到其他一些事，艾伯特给她讲过的贝克祖先的事。他们两兄弟是怎么撑着筏子逆流而上，又如何在大弯[1]建了磨坊，那时候那里除了树林，什么都没有。如今，这里除了磨坊和水坝的废墟之外，仍是一无所有。他们建了这座大房子，从爱丁堡运了家具过来，建农场与其说是为了生计，不如说是一种爱好。老式床架、椅子、雕花的橱柜，都拿去拍卖了。多丽说，他们绕过霍恩河，进入休伦湖，再就到了这条河。哦，多丽，米莉森特说，这不可能，她拿来了她仍留着的一本地理课本，指出多丽的错。多丽说，那可能是一条运河吧。我想起来了是运河。巴拿马运河？更有可能是伊利运河，米莉森特说。

“是的，”多丽说，“绕过霍恩河，进了伊利运河。”

“多丽是一个真正的淑女，不管别人怎么说。”米莉森特对波特说，波特没有反驳。他习惯了她不容置疑的个人判断。“她比穆丽尔·斯诺淑女一百倍。”米莉森特说，她提到的那个人可以说是她最好的朋友，“我都这么说了，要知道我可是相当喜欢穆丽尔·斯诺的。”

波特也习惯了这样的话。

“我相当喜欢穆丽尔·斯诺，我会无条件地支持她，”米莉森特会说，“我爱穆丽尔·斯诺，但并不意味着她做的每件事我都赞同。”

抽烟。说粗话，该死的，老天，拉屎。我差点把屎拉在裤子上了。

穆丽尔·斯诺并不是米莉森特首选的最好朋友。米莉森特刚结婚的时候，她的眼光很高。内斯比特律师太太。芬尼根医生太太。杜德太太。她们让她在教会的妇女会里像驴一样干活儿，却从不邀请她去她们的茶会。除了开会，她从来没进到过她们的屋子里。波特是个农民。不管他有多少农庄，还是农民。她本应知道的。

她打算让女儿贝蒂·琼学钢琴，她就是这么认识穆丽尔的。穆丽尔是音乐教师。她在学校教音乐，也做私人教师。那个时代就是那样，她一堂课只收两分钱。她在教堂弹风琴，指挥各种唱诗班，很多是分文不收。她和米莉森特相处得很好，很快她就像多丽一样经常出入米莉森特家了，但交情是不一样的。

穆丽尔三十多岁了，一直是单身。嫁人是她公开谈论的话题，语气戏谑而哀怨，尤其是波特在场时。“你认识什么男人吗，波特？”她会问道，“你能帮我找到一个体面的男人吗？一个就好。”波特会答道，也许他可以找到，只是她不一定会认为他们有多体面。夏天的时候，穆丽尔去蒙特利尔的一个姐姐家，还有一次她去费城看望只通过信没见过面的表亲。她回来报告的第一件事就是那里男人的状况。

“太糟了。他们全都早早结了婚，还是天主教徒，妻子永远也不死—她们忙着生孩子。

“对了，他们帮我找了一个，第一眼我就知道他成不了事。他是那种一辈子离不了老妈的男人。

“我确实遇到了一个，但他有一个可怕的缺点。他不剪趾甲。那趾甲又长又黄。怎么，你不打算问我是怎么发现的吗？”

穆丽尔总是穿着蓝色的衣服。她说，女人应该挑一种真正适合自己的颜色，永远穿这种颜色。就像你的香水。它应该是你的签名。蓝色被公认为是适合白肤、金发女子的颜色，但这不对。蓝色常常让她们显得黯淡无光。它最适合暖色调的皮肤，像穆丽尔那样—晒成了棕褐色，而且永不褪色。它适合褐色的头发和褐色的眼睛，她就是这样的颜色。她在衣服上从不吝啬—吝啬是错的。她总是涂着指甲油—浓烈得让人心神不安的颜色，杏黄色、血红宝石色，甚至金色。她娇小圆润，为了保持腰身而坚持锻炼。她的脖子前面有一颗黑痣，就像隐形项链上的一颗宝石，另一颗像眼角的一滴泪水。

“漂亮这个词不能用在你身上。”有一天米莉森特脱口而出，自己也有些惊讶，“是销魂。”她为自己的溢美之词脸红了，知道这话有些幼稚和夸张。

穆丽尔的脸也有些红了，但她是因为高兴。她陶醉在赞美声中，而且坦率地渴望赞美。有一次，她去沃利听音乐会，希望这趟出行能有所收获，路过了她家。她穿了一件冰蓝色的裙子，微光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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