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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哈克（第1页）

一本书被世界称作不道德，是因为它书写了自己的羞耻。

——奥斯卡·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我为自己国家的不幸沉思——

狂风暴雨从对时光的荒废中爆发

在这世上最美的希望中，勾连着人类最肮脏的罪行。

——赫尔曼·梅尔维尔，《忧思》

1

“‘哈克·费恩的后辈’做书的副标题不是很好。‘孩子’会好些，但也没有好很多。找个听起来顺耳些的吧，”法拉最后这么说，“现在，把关于这本书的所有内容都告诉我吧。”

法拉是我的发小。她总是想知道我要干什么，现在她不停地挑引着我让我说这本书的事。“把关于这本书的所有内容都告诉我吧，”她会这么说，“从开头到结尾都告诉我。”我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我不会把写的东西拿给除了编辑之外的人看，有的话也很少。况且，我还没写，怎么告诉她所有内容呢？她只好再等等。

“我等不了了，”她笑了一下说，“到有的读的时候，我可能不在了。”

我不能拿出平常的那老一套说辞——“你当然会在。到目前为止，你已经打败癌症了；这次你也一样会打败它。”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不一样了。

她一直微笑着，没有自怜或痛苦的迹象，只是单纯逗我罢了——她总是能唬住我。这是典型的法拉做法，让你知道她在操纵着你做她想做的事，把你也变成小阴谋里的同谋来设计你自己。诚如她女儿后来的说法，这是让她得以越过和抵抗人生中“一道道坎”的东西。法拉自己有一次用她那善良温和的方式抱怨说，天上的神必定是知道她对苦难的忍耐力，因为他们始终在用各种各样的噩梦“保佑”她。她从一场革命和一场战争中生还，曾拖着两岁半的女儿、怀着七个月身孕跨越国界从伊朗偷渡到土耳其，而那时她丈夫正在德黑兰监狱受着折磨——这些只是九牛一毛。

“我想知道，”我说，“你究竟要屈尊插手到什么地步。”

她略过我说：“你别忘了我是个编辑。就当我是你的编辑吧。”

她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深编辑，不完全是我心里想的那种编辑。但法拉和我有一段很长的故事。

我们曾经从切维蔡斯开车回到乔治城，和法拉的姐姐马赫纳兹在如今已不存在的一家鲍德书店待了两个多小时，我们从对美国总统竞选的热烈讨论（我指的是2008年那次，虽然奥巴马已经在预选中胜出，但我们还是在争论奥巴马和克林顿那些不相上下的优缺点）跳到八卦、购物、伊朗政府的诡计和我将要开始的美国国籍申请面试。因为在华盛顿待了十一年之后，我终于决定申请成为美国公民了。法拉把这当作一种我转向她最近的痴迷对象的暗示，她对美国历史正疯狂着迷。

在她病重得不能开车以前，我们三个会定期见面，有时在零落地开在乔治城和杜邦环岛附近的几家书店，有时在切维蔡斯的芝士蛋糕工厂，有时也在凯迪小巷的“利奥波德氏”冰淇淋店，见了面就聊个没完。我们会兴奋到疯疯癫癫，别人没把话说完就迫不及待地插嘴，孩子气地用一些只有我们自己能明白的逸事典故和暗号略语去闹哄哄地打断对方。即使在理发店（因为，我们当中要是有人需要理发或者吹头发了，我们也会在理发店见面），我们也会特别吵闹，因此，客气又体贴的店主很快就把我们带到后面的房间，给我们端上卡布奇诺，而我们也想把嗓门放低，可结果往往徒然。

法拉和马赫纳兹都是主修英语文学的——即使放到现在的伊朗这也很少见，那时就更是如此了——我们的讨论就总是伴着关于书的心得交流。我们是被某种纽带联系着的，可单单血统不能完全解释这种亲密。早在我被叫到单调无趣的移民服务办事处回答问题、作为一个新入籍的美国公民宣誓之前，我们就秘密约定了要做两个国家的公民，分跨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属于两种语言，它们既让我们忆起我们抛在身后的那个国家，同时也让我们想起我们选择作为新家的这个国家。而恰是这种对双语种的切换使用，对两种语言的诗歌和小说的掌握，对两种文化——这个词可能听来甚为含糊——的耳濡目染，给我们提供了最多的暂时稳定感。

我始终相信，正是最初的这种亲密关系，这种同样的梦和同样的对文学的热爱，维持着我们的友谊——也导致我们有一次那样乱开车，后来又一次次重蹈覆辙。法拉和我经常会谈得特别专注，不可避免地我们就会迷路，错过罗克维尔大道的出口，因而几乎总是在见马赫纳兹时迟到。马赫纳兹会表现出一副准备耐心等到海枯石烂的样子，并试图从我们中学女生式的借口和强忍着不笑出声的样子里找出点异样。

“你得加一些美国历史的内容到新书里，就像你把伊朗历史加到《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一样，”法拉说着，眼神不再看路，而看向了我，“不然关于美国小说你还能写些什么呢？”

在告诉我该做什么这件事上，法拉从来不会有所保留。我开始跟她抱怨，我有一次在一堂研究生研讨课上提到了托克维尔，一个学生举起手来问我：“托克维尔是谁？”

“你能相信吗？”我说着，越发愤慨了，“还在国际研究学院呢！我的天！”后来我很快就发现，班上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写了《论美国的民主》的法国人。“我敢肯定，我不少伊朗的学生至少会听说过他。”

“那就更有理由了，”法拉似乎并未受到干扰，“你更有理由读一读约瑟夫·J.埃利斯（JosephJ.Ellis）的《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了。”

两年后，我陪着马赫纳兹到法拉的卧室去，在一堆随意靠墙堆放着的书里挑一本当作纪念，这些书就像一群沦为孤儿的孩子，在等待着一个新父母。我毫不犹豫就选择了《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我想不到还有任何书比它更能让我想起那些亲密而充满欢乐的时光，那些我和法拉一起度过的时光——任何书，我是说，除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下简称《哈克贝利·费恩》）。

法拉的预言最终成了现实；她没能有机会读一读我的书。那场对话过去五年后，我都还没有写完这本书。主要的障碍是我们讨论得特别多的那一章，哈克·费恩的那章。我花了两年时间写这一章，后来我又把它搁置了一年，因为感觉不对——分析太多，走心太少。我沮丧地看着笔记，不停地想起跟法拉的对话。之后我才突然想起，她早已在同我的交流中留下了这一章的答案，在我们那时的交谈中，无论是在我们考虑成为美国人时，还是在我们思考流亡与故乡的意义时，哈克都占着极其核心的地位。对于带着一颗一分两瓣的心生活，法拉已经可以平静接受了。

我此前从没认真想过写下这些谈话，一直到我收到了法拉女儿的一封电子邮件。之前我问她，法拉生前最后几个月收养的一只狗怎么会起名哈克的，她的邮件是为回复我。“最后那一年，我们家的气氛中，漂浮着某种关于哈克的东西，”内达回信说，“妈妈开始谈论你的计划，并且对此心驰神往。每一种美好人生的核心，都是想象和旅途的探寻。她去世前几个月的某个时候，让我帮她录一本书然后放到iPod里面。我在图书馆借了本《哈克贝利·费恩》，把它弄到了iPod里。她用耳塞听它的时候，我也在听，上班时，在看了许多个小时关于国会的内容之后，我会停下来，听这本书。而我始终没能归还原书。是啊，我的的确确地是个小偷。”

法拉收拾起回忆并试着向她自己和女儿讲述自己的人生旅途——她的“奇遇”，如果说这个词指代的是各种形形色色的厄运的话。在这一过程中，哈克对她来说变得意义更加重大了。在小说里，每一次背叛和挫败似乎都是为某种结果服务：书里的人物们吃一堑长一智，成长了起来，得到了自己应得的东西。在生活中，计划的打乱则并不总显然预示着长远的裨益。

在她生命最后的十八个月里，我们见面时除了哈克·费恩，就很少谈别的——像一对十几岁的闺蜜同时爱上了一个捉摸不定的少年。我们的谈话在华盛顿的好几个地方都进行过，通常是在雾谷（我家）和乔治城（她家）之间，她家里，或者各种咖啡馆、餐厅里；有时她觉得身体好些，我们也一边绕着水滨或沿着运河散步，一边谈话。无论在哪里，我们的谈话都能带我们到熟悉的风景中，就像突然间，窗户打开了，窗框里是我们往昔生活的遥远场景。接着许许多多的事就发生了——两场战争心猿意马地胡乱开始了，经济每况愈下，火热的选举四处活动，新希望变成了新幻灭的种子，伊朗是如此，美国也是如此。法拉因为奥巴马所带来的前景而欢欣鼓舞，她设宴请客，说着要把我“绑架”进来，要动员每一个她认识的人，而这些都发生在一轮又一轮的化疗和放射之间。她进出医院许多次，每一次进去都是做更痛的手术，试新的疗法，最后，什么疗法都没有了，我可以看到她骑着自行车去诊所注射维生素C，之后她有了一条新的狗，小小的，很淘气——哈克。

那可怕的一整年，独异于人的哈克成了我们的向导，我们的灵感，我们身旁的刺，他提醒我们忠于自己，当我们太过自满，对思考当下之事带有太多条条框框，或似乎太安于现状时，他会给我们鞭策。对于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美国人，他给了我们最重要的提示。他提醒我们——这是我每每回过头看的东西——美国小说的主人公们竭尽全力地警惕自己变得太过文明，因而他们开拓自己的道路，依着自己的内心去判断什么是对的和正义的。我会偷偷地跟法拉说出心里话：从那个我们多年前初读《哈克贝利·费恩》时一起发现的美国出发，我们似乎走了好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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