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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的推理小说／新保博久（第1页）

我在陈舜臣推理小说经典选集《焚画于火》的解说中曾提到，与当下诸多文学奖项林立的态势不同，以前推理作家能荣获的殊荣只有三项：江户川乱步奖、直木奖以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而长久以来一人全部囊括的作家只有陈舜臣，所以“三冠王”就成了他的美称。最近高桥克彦、桐野夏生以及东野圭吾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中，但陈舜臣的“三冠王”具有这些后生作家身上所没有的特征。乱步奖是面向公众征稿的推理小说新人奖，一般而言获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作家初登文坛的处女作，接下来大多数人都会按部就班先后获得推理作家协会奖和直木奖（如果不局限在推理小说范围内的话，现在一般的获奖路线是：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山本周五郎奖→直木奖→柴田炼三郎奖→吉川英治文学奖。当然这个路线中的每个阶段并不一定都要逐一遵循）。作家一般都会凭乱步奖和协会奖，先在推理小说领域内确立其地位，再通过影响更大的直木奖（最初推理小说总体而言处于劣势），在文坛上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可。而我们看看陈氏，1961年以《枯草之根》初登文坛即荣获江户川乱步奖，1969年凭借《青玉狮子香炉》（在此次出版中与《方壶园》合并）夺得直木奖，第二年凭借《重见玉岭》（经作者同意，此次在中国大陆出版，更名为《玉岭的叹息》）与《孔雀之路》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这样的路线不同于后生作家们，其顺序是先后颠倒的。也就是说在成为推理作家之前，他已经成了跨越小说类型的作家，独领风骚。

我不想多说诸如“这足以证明陈氏初期推理作品在文学方面也非常优秀”之类的话，只是事实恰巧如此而已。不过，这正是因为陈氏没有过分囿于推理小说，而对所有作品一视同仁，无不倾注了满腔热情。因此，他独特的获奖路线可说是偶然中的必然。

事实上，自从1963年短篇集《方壶园》（1962年）被提名入围推理作家协会奖（获奖作品是土屋隆夫的《影子的告发》）以来，先后于1967年凭借《焚画于火》与《崩溃的影子》（获奖作品是三好彻的《风尘地带》）、1969年凭借《浑浊的航迹》与短篇集《红莲亭的狂女》等屡获协会奖提名（1969年获得直木奖）；1968年由于前一年全身心投入到巨著《鸦片战争》的写作中，因此没有写出入围的推理小说（即使是这样，仍发表了十多篇中短篇推理作品）。在1969年遴选协会奖获奖作品时，《重见玉岭》已经发行，虽然所有评审委员（荒正人、城昌幸、多岐川恭、角田喜久雄，松本清张缺席）一致支持该作品，但由于发行年份的关系，只能顺延到第二年，于是当年陈舜臣没能获得协会奖。到了1970年，他凭《重见玉岭》和《孔雀之路》第四次获得提名，最终两部作品双双荣获第二十三届协会奖。如果在头两次入围时就获奖的话，就能够遵循乱步奖→协会奖→直木奖这一标准的路线了。

《重见玉岭》和《孔雀之路》同获殊荣是因为，这两部作品在质量上都表现出很高的水准。尽管如此，不免给人留下一种两部作品分享一奖的印象。现在看来，也许《重见玉岭》单独获奖会更好一些。《孔雀之路》讲述的是日英混血的主人公为查访父母的秘密回到日本，遇到了杀人事件，在无意中弄清了过去事件的真相。该作品无疑是一部佳作，只是在陈氏的悬疑长篇中有一半以上都能达到这一水平。评委城昌幸认为，《孔雀之路》和《重见玉岭》“难分伯仲”，而替代多岐川先生和角田先生成为评选委员的岛田一男和中岛河太郎分别表示，“就读物而言，《重见玉岭》的格调更高，而从推理小说的标准来看，《孔雀之路》的设定更胜一筹”，“《重见玉岭》甜美而感伤，且行文凝练，感觉很好”。最后决定将大奖颁给这两部作品。

中岛先生之所以评价“行文凝练，感觉很好”，是因为《重见玉岭》是在中篇《玉岭第三峰》（《大众读物》1967年7月号）基础上改编而成的长篇。《玉岭第三峰》是陈氏在写作《鸦片战争》的同时发表的一篇小说，所以在时间方面总归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作者本人也曾在初版后记中透露：“我在为杂志写稿子时，直到最后还耿耿于怀，总想应该更深入一些，写成一部长篇。此次，在德间书店的鼓励下，我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解决了一桩悬案，对于作者来说，个中喜悦不言而喻。”《Sunday每日》1977年10月9日号刊出特别调查栏目“推理小说家推举的三部推理小说”，请各推理作家从海外作品、日本作品以及本人作品中各选一部，当时陈氏选推了乔治·西默农的麦格雷系列（无指定作品）、松本清张的《零的焦点》，本人的作品则是《重见玉岭》。据说这是陈氏非常眷恋的素材，以至于将作为中短篇发表的作品重新改写成了长篇。这在陈氏的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这并不只是作者自己的迷恋，但凡不怀偏见地将两部作品对比阅读过的，我想大多数人都会给长篇版投票。由于《玉岭第三峰》仅在杂志上刊载过，一般不易看到，不过长篇中添加的内容主要是战争场面。中日战争爆发后，入江在前往玉岭的途中被游击队俘虏，偷听到卧龙与映翔对话的场面，以及入江从丹岳回来的途中再次遭受游击队袭击的场面等，在中篇版里是看不到的。对战火的描写场面与其说是为了提高作品的娱乐性，不如说是为了细腻地刻画战争的背景，为入江逐渐认同游击队的心路历程起到增强说服力的效果。正因为有了这些铺垫，读者也就更容易理解入江最初的动机——“入江被玉岭摩崖佛的稚拙所吸引，其实就是想超越形式的框架，追求个人的自由表现。也许正是因为处于被战争所封闭的时代，所以更想追求那样的自由。”在入江暗中苦恋映翔的部分，中篇版差不多只是着墨于因美貌而引发的一见钟情，在长篇版中由于增加了篇幅，使读者更容易将感情投射到故事之中。同时当入江铤而走险时，读者也就能理解其心情。既然是这样，为何结局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呢？二十五年后，当入江再次踏访中国时，其缘由才真相大白，从而为作品创作了绚丽的结尾。事实上将爱情作为推理的题材，曾是推理小说史上的禁忌，而在这部作品中，恋爱、犯罪以及背景（时代与风景）浑然一体，爱情升华为神秘的罗曼史，芳香扑鼻——这种评价并不夸张。

除了这部作品之外，我们同时还收录了同样以中国为背景的、浪漫气息飘逸的四部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是按背景时代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序的，所以如果将标题的长篇小说放到最后阅读，你就可以穿梭在时间旅程中，纵览从古代中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段历史。

凭借《枯草之根》初试啼声之后，第二年作者又发表了《方壶园》（《小说中央公论》1962年7月刊）和《九雷溪》（同年10月刊）。当短篇集《方壶园》被提名推理作家协会奖入围作品的时候，松本清张赞不绝口，说：“文章写得实在巧妙，宛如在看芥川（龙之介）笔下的中国作品。”虽然该作品写的是一个密室故事，故事里的技巧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杀人动机非常有趣，并且起烘托作用的装饰物和氛围都有着无法形容的妙趣。将作者本人创作的汉诗假托剧中人物所作并穿插在小说中，这种趣味也有着相应的力量。作者在这方面所下的工夫一直延续到《重见玉岭》之中。

《蝴蝶之阵》（《小说现代》1971年1月刊）、《第四位香妃》（《小说新潮》1983年10月刊）可归为作者的中期作品，而后者按陈氏推理小说时代的划分则属于后期。如果依照陈氏所言，“我的时代划分方法是，鸦片战争以前为‘古代’，之后为‘近代’”（中央公论新社刊《陈舜臣中国历史短篇集一》后记，2000年1月），那么只有《九雷溪》是其近代作品，其他三篇就都要列入古代作品了。每当写到近现代，尤其是中日战争的时候，“作者无论如何都无法使自己成为局外人，但总想摆脱这种束缚，恨不得随时跳出来作一番解释”（《陈舜臣中国历史短篇集二》后记，2000年2月）。而在古代篇《蝴蝶之阵》和《第四位香妃》中，都是先让作者登场，讲述一段考证。这部分不仅没有影响读者阅读，更像电视上希区柯克剧场开始由导演本人出来进行一番介绍一样，邀请读者走进那个不太熟悉的世界。《蝴蝶之阵》中提到日寇隐匿的财宝是否真的存在，名侦探陶展文要探个究竟，收录在本选集已发行的《枯草之根》中的文章《王直的财宝》（在《蝴蝶之阵》中写成“汪直”）讲述的就是这段故事。如果两部故事一起阅读，相信更能加深兴趣。

《九雷溪》中的史铁峰，据说是以现实中的革命家瞿秋白（1899—1935）为原型。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大人物，被国民党政府俘虏，后来被枪决。《九雷溪》的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也不属于纯粹的密室故事。不过即使里面的杀人圈套有些牵强，犯人不可能在那样的情境下得逞，读者依然会被那种非杀不可的心情所打动。陈氏曾向稻畑耕一郎透露过部分小说的写作方法：“历史小说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种写法，我认为最好是让自己融入到那个时代和历史中去。所以需要设定一个虚构人物。也许这个人就是我的化身，也可能是我所向往的人物，或者是我认为不应该变成的那种人。”（集英社刊《陈舜臣中国书库二·鸦片战争（后）》本人作品的周边，2000年7月）接近于实录的作品也是如此，那么通过彻底虚构的方法，也能够接近历史真相。在地理位置上，中国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国度，而读这本书让我们跨越时空领略了时隔千年以上的遥远时代——毋庸置疑，这就是读书的快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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