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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3（第1页）

自1936年霍华德·吉文斯和太太从城里搬了出来，并且再也没有搬回去之后，他们每隔两到三年就会换一次住所。他们总是解释说，这是因为吉文斯太太在买卖房子方面很有手段。她可以看上一处条件不太好的房子，搬进去，然后精心照料提高它的价值，最后以高价出售，挣到的利润会投资到下一栋房子里。他们最先到维斯切斯特，然后慢慢向北移居到普南郡，后来再到康涅狄格州，前后共买卖了六栋房子。但是他们对现在居住的第七栋房子却很不一样。在这里住了差不多六年之后，他们不确定以后还会不会搬走。就像吉文斯太太常常说的，她已经爱上了这个地方。

在革命山庄，这是为数不多在新开发区之前就建好的、仍具有传统地方风格的房子之一。房子依傍着这一带仅剩的两棵大榆树，吉文斯太太喜欢把它想象成一个最后的阵地来对抗四周的粗俗。在工作日里，她不得不深入“敌营”，笑吟吟地站在那些难看的小农庄或错层房子的厨房门口，跟那些极端粗鲁的人打交道，还要慎防他们的孩子骑着三轮小车撞向她的小腿，或者把果汁洒到她的裙子上。回家途中她要忍受路上的废气，以及十二号公路冷清的超市、比萨店及冷饮店所带来的荒凉感。不过正因为这些东西，她更能感受到回家的喜悦。她最喜欢路程最后的几百码，因为这意味着她马上就要到家了。她喜欢轮胎摩擦碎石子的脆响，喜欢在整齐的车库里熄灭引擎，然后疲惫而勇敢地经过香味浓郁的花床，走向那扇带着浓厚殖民地气息的大门。雪松木地板和地蜡的干净味道，伞架上方悬挂着的克里尔和伊夫斯版画，马上就能让她心里充斥着一种柔软的浪漫化的情怀——“家”的感觉。

刚刚过去的这一天尤其难熬。本来对房地产行业来说，星期六就是最忙碌的一天。这一天下午，比繁杂的工作更麻烦的是，她还得自己驾车到格林纳克斯——当然不是去看望他的儿子，只有丈夫陪着的时候她才会这样做——而是跟他的主治医生会面。这件事总让她感到肮脏。心理医生不该是那种理智，声音沉稳，看上去很可靠的人吗？但如果你见到的这个人只能让你感到肮脏，你会怎么想呢？他是一个眼睛通红的、喜欢咬指甲的小个子男人，戴着用透明胶粘合起来的眼镜，胸前别了一个连锁超市买来的领夹，以便让领带服帖地固定在白底白花的衬衣上。他在一叠厚厚的黄褐色文件夹中翻找了好久，才弄清楚她所说的病人是谁，“哦，对了，我知道了。那么，你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无论出于哪个圣人对疲惫行者的护佑，她终于回家了。“亲爱的！”刚进玄关她就跟丈夫打招呼，因为非常肯定他就在客厅里看报纸。她没有停下来聊天，而是直接走进了厨房。清洁女工已经把茶具都摆好了。那只茶壶看来多么舒服，多么让人高兴啊！厨房有着高高的窗子，既宽敞又整洁。这里让她感到非常平和，只有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在父亲位于费城的美丽厨房里跟奴仆们闲聊，她才有过这样的感觉。奇妙的是，以前她拥有的厨房无论多精致，从来不曾给她这种安全感。

哦，当然，人是会改变的。有时候她告诉自己：对这栋房子的留恋只是因为我老了，疲倦了。但在她内心却偷偷地滋长另一个想法：她相信，有能力去爱这栋房子，是这些年来她本性中少数几个深刻的、积极的变化之一。这些正面的变化让她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过去。

“因为我喜爱。”许多年前丈夫问她为什么不肯放弃城里的工作时，她这么说。

“这份工作肯定不怎么有意思，”他会说，“而且我们也不缺钱，所以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她的回答永远只有一个：我喜爱。

“你喜爱霍斯特·鲍尔公司？你喜爱当速记员？怎么会有人喜爱这样的东西？”

“碰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而且你很清楚如果还想雇用一位全职佣人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钱。你也知道，我并不是什么速记员，”事实上她是一名行政助理，“霍华德，说真的，我们讨论这个没有意义。”

她无法解释，甚至无法理解的是，她喜爱的不是这份工作——对她来说什么工作都一样——也不是这份工作能带来的独立自主。（虽然这对于一个在离婚的悬崖边上摇摆不定的女人很重要。）她内心深处所喜爱并需要的，其实是工作本身。“繁重的工作，”她的父亲常常说，“是治疗伤痛最好的药物，对男人或女人来说都是如此。”她喜爱办公室里的拥挤、紧迫、喧嚣和目光注视，推车送过来的简便午餐，处理文件和办公电话的清脆利落，加班工作时的精疲力竭，以及晚上回到家把鞋子甩到地板上的轻松感。这个时候她已经被榨干得只剩下一点力气服下两片阿司匹林，泡个热水澡，吃一点晚餐然后上床睡觉。这就是她爱的实质；就是这些东西帮助她对抗着婚姻和为人父母的压力。正如她自己时常说的，如果没有这些，她肯定早就精神失常了。

后来她真的放弃了这份工作，搬到郊区并且做起了房地产经纪。这是一个艰难的过渡。房地产行业的工作量太少，那个时代根本没几个人买卖房子，而且，学习分期付款法规和建筑规章制度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她一整天无所事事，只好不断地整理玫瑰木桌上的文件，一面等着电话响起来。在空闲中焦虑不断积压，以至她差点要大声尖叫，直到她发现心里的骚动是可以宣泄出来的：她开始着手改造周围的东西。她用自己的双手扒开墙纸和刮下石灰，让里面的橡木板重新露了出来。她给破旧的楼梯安上新的扶手，卸下陈旧的窗框代之以精美的殖民地风情小格窗框。她画出楼台和车库的设计蓝图，然后监督整个建造过程。她整理并栽培出上百平方尺的草坪。三年的时间房子的市值已经增加了五千美元，她说服丈夫把它卖出去买下另外一栋，然后继续她维修改造的工程。第三栋，第四栋，一栋栋房子做下来，她的房地产生意也同时蒸蒸日上，在其中最忙碌的一年，她甚至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做生意，八个小时维修房子。“因为我喜爱，”她一再强调，夜深了她依然不知疲倦地切削、捶打、抛光和修理，“我就爱干这样的活，难道你不喜欢吗？”

这样会很傻吗？当她摆弄着茶具，心底一片平静安详时，这个念头忽然冒了出来。她妥协似的叹了口气，发现这些年来自己做的一切多么傻，多么错误、愚蠢。哦，现在她是变了，这一点毋庸置疑。人是会改变的，只是有的改变会像花儿绽放一样灿烂，有的则会像花儿凋谢一样凄凉。对她来说，现在的这种改变就像是花的最后一次绽放，一种延迟了好多年的女性特质的复苏。

她对房子的依恋以及工作热情的减退，只是这种变化里最小最浅薄的两个症状。里面还有一些更深刻的东西，生理上的东西，既困惑而又带来一种奇异的愉悦感。有时候厨房收音机播出贝多芬交响曲，就会让她感到既疼痛又喜悦，会把她触动得掉眼泪；有时候她跟丈夫聊天时，她会感到一种痒痒的念头——好吧，就说是一种痒痒的欲念。她想要搂着他，并且把他亲爱的老朽的脑袋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口。

“我想我们今天喝点茶就好了，”她一边说话一边端着盘子走进客厅，“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关键是如果我们现在吃饱了，晚餐可能就吃不下去了。今天我们会很早就吃晚饭，因为你知道我八点要赶到弗兰克家去。这个时间安排确实有点奇怪。”她把茶盘轻轻放在一张古董咖啡桌上。从桌面上胶水粘过的裂痕，就可以想象在警察上门的那天，他们的儿子约翰怎样把这张桌子扔向房间的另一端。

“能像这样坐下来休息真是太好了，”吉文斯太太说，“忙碌了一天之后，还有什么事能比这样坐着更舒服呢。”

一直到她按照丈夫喜欢的方式，在茶里添上三块方塘，并递到他面前时，她才抬头确认丈夫是不是坐在那里。而霍华德·吉文斯也是闻到了茶的味道，抬头看到了她，才发现她已经回到家了。整个下午他的助听器都没打开。妻子骤然出现在眼前，使他的脸看上去像个受惊的婴儿。他放下手里的《先驱论坛报》，一只微颤的手摸索着助听器的按钮，另外一只接过茶杯和托盘。手的抖动让杯子一阵摇晃。而她没有注意到丈夫的脸色，自顾自地讲了下去。霍华德·吉文斯看上去比六十七岁的真实年龄更苍老。他的整个成年期都消耗在世界第七大保险公司里，当个不起眼的小职员。退休以后，沉闷单调的办公室生涯在他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迹，就像风和太阳会在一个老水手身上留下的一样。他柔软，苍白。面孔并没有因为衰老而褶皱密布，而是相反的像小孩一样光滑，头发也像小孩般轻柔如丝。他从来不是个健壮的男人，现在肚子上硕大的赘肉更凸显了他的柔弱，他肚腩大得坐着时双膝都合不起来了。他穿了一件很整洁的红格子衬衣、灰色的法兰绒长裤、灰色的袜子，以及一双高腰矫正黑皮鞋，鞋面已经老旧得到处都是褶皱，跟他光滑的脸孔形成对比。

“没有蛋糕了吗？”他清了清嗓子问，“我以为我们还有一点椰子蛋糕呢。”

“嗯，是的。不过亲爱的，我想我们今天就喝点茶好了，因为我们会早点吃晚饭……”她把刚才已经说过的要去见弗兰克夫妇的事情重述了一遍，心里模模糊糊地想起好像已经说过同样的话。而他则点了点头，心里模模糊糊地理解着她在说些什么。她说话的时候看着最后一束阳光从丈夫的耳垂下穿透出来，让他的头皮屑看来像火的碎片；而她的思绪早就飞奔到晚上的约会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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