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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邸院与驿传（第2页）

河北道潞府节度使刘从简（应为刘从简之子刘稹，时刘从简已死——笔者注）叛，勅（敕）下诸州府，抽兵马都五万军，打潞府。……潞府（即昭义）留后院在京左街平康坊。潞府押衙畺孙，在院知本道事，勅（敕）令捉，其人走脱，不知去处，诸处寻捉不获。唯捉得妻儿女等，斩（杀）破家。有人告报：“潞府留后押衙畺孙剃头，今在城僧中隐藏。”……近住寺僧，不委来由者尽捉。京兆府投新裹头僧于府中，打（杀）三百余人。［日］圆仁著，顾承南、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17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唐代与进奏院相关的事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发生于李师道东都进奏院的一次流产暴动。李师道是淄青节度使，他设在洛阳的进奏院是史书所载的少数几家东都进奏院，地处城区南端的兴教坊参见《唐两京城坊考》卷5。傍依伊水，前临嵩岳。我们推想，这家进奏院当与东都的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形同虚设。如果不是一次有名的历史事件，李师道设在洛阳的这一莫名其妙的进奏院八成也消失在历史的云雾中了。关于此事，史书多有记载，下引的一段出自《旧唐书·本纪十五》元和十年（815）：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阴与嵩山僧圆净谋反，勇士数百人伏于东都进奏院，乘洛城无兵，欲窃发焚烧宫殿而肆行剽掠。小将杨进、李再兴告变，（洛阳）留守吕元膺乃出兵围之，（贼众）则突围而出，入嵩岳，山棚（山民）尽擒之，审讯其首，僧圆净主谋也。僧（圆净）临刑叹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只在进奏院所起的作用上，可惜这部分内容偏巧缺失。现在唯一知道的一点就是进奏院里藏匿了数百兵丁，表明其建筑规模相当可观，非一般的宅院官邸可比。

以上我们从不同角度对唐代进奏院的起源、演化及职能做了概略的描述。总括起来说，唐代进奏院源于唐朝初年的朝集使。起初，“京师无邸”，朝集使只能租房与商贾杂居，至贞观十七年，太宗“始命有司为之作邸”。安史之乱后，各藩镇开始陆续在京师设立上都留后院。代宗大历十二年，诸道留后院正式更名为进奏院。现在坊里可考的唐代进奏院有五十三家，此数距进奏院的实有数目相去不远。此外，在东都洛阳还有淄青等几家进奏院。进奏院除了通风报信之外，还经常干预朝政、拨弄是非。《资治通鉴》卷260昭宗乾宁二年五月载：“初，崔胤除河中节度使，河东（李克用）进奏官薛志勤扬言曰：‘崔公虽重德，以之代王珂，不若光德刘公于我公厚也。’光德刘公者，太常卿刘崇望也。及三帅（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入朝，闻（薛）志勤之言，贬（刘）崇望昭州司马。”至于进奏院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特殊地位，则待后文另述。

下篇

勾画唐代的官方传播网络，不能不涉及交通；单就信息流通而言，交通中最值得关注的又在于唐代的一整套驿传系统。

陈鸿彝先生在《中华交通史话》一书中，写下一句简明而不无深刻的话：“交通，说到底，就是人员、物资与信息的交换与流通。”陈鸿彝：《中华交通史话》，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对现代人来说，交通的信息传播功能已不明显。因为，从传播的角度看，交通无非是人际传播的延伸，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传播信息的直接形式。而在资讯发达、媒介兴盛的现代社会，人们通过报章杂志、广播电视、电话电传以及新兴的互联网，便能及时便利地获得潮汛般的滚滚信息，无需等待远方的行旅之人亲自捎来的口信，往昔许多亲身交往当面沟通的机会已被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媒介所取代。然而，对古人来说，交通却是信息得以流通传播的唯一通用形式，“在人类发明电报之前，‘通信’问题基本上等同于交通问题”（吴伯凡）。道路不通、交通断绝不仅意味着人员与物资的阻隔，同时也意味着信息的阻隔，所谓“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甫《赠卫八处士》）。这里最典型的一例，就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乘唐朝陇右驻军东调之机，占领了河西走廊，切断了西域守军与内地的联系。此后大约五年，朝廷与西域之间彼此都不知对方的情况，以致守军仍旧沿用已经更改的年号，而当朝廷后来得知他们忘身报国、坚守西域的通报后，上下无不为之“酸鼻流涕”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188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唐代的交通，是一个包括道路、桥梁、车船、旅店、驿传等多项因子的大系统；其中，最富有传播意味的还是驿传，即一个由驿路、驿站、驿卒、驿马、羽檄、符节等名目构成的子系统。整个唐代的官方传播网络，就是由这一系统支撑起来的。马克思曾将中国皇帝与其官吏间的交往，说成是“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9卷，110页。而支撑这一联系的现实基础不是别的，正是那“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驿传系统。它犹如一套精密高效的神经传导网络，将中枢——朝廷及其所属的全身大小部位，有机地连为一体，从而形成“大一统”的格局。

历史上的驿传

所谓驿传，区分起来基本上乃由驿路与馆舍两个相连而相别的部分所组成。前者是以官道为主的交通“网线”，“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王维《陇西行》），便是其形象写照。馆舍是驿传系统的“网结”，作为驿路上的中继站供途中往来人员歇宿休憩。杜佑《通典》卷33乡官言“三十里置一驿。杜佑注：其非通途大路则曰馆”，是就馆驿的名称说的。而我们这里对馆驿的区分，则是着意于功能。《太平广记》收有这么一则文坛轶事：

刘禹锡赴姑苏，道过扬州。州师杜鸿渐饮之酒，大醉而归驿。稍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己有也。（女子）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司空）特令二乐妓侍寝。”《太平广记》卷273“刘禹锡”条。孟棨的《本事诗》对此记载稍有不同，事中司空为李绅。

这里说的“大醉而归驿”的驿，其实就是驿馆。至于刘禹锡醉中所赋的那首诗，便是司空见惯一典的出处：“高髻云鬟宫样装，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驿路与馆舍，仿佛一串不可分开的珍珠项链，一者是珠，一者是链，二者总是彼此相连，就像岑参《虢州后亭送李判官使赴晋绛》一诗里所写道的：

西原驿路挂城头，客散江亭雨未收。君去试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

下面先谈驿路，再说馆舍。

说到唐代的驿传，让我们先来看两首隽永的小诗：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陆凯《赠范晔》

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当驿路，寄与陇头人。《全唐诗》卷27杂曲歌辞。

这两首小诗一为南朝人所作，一为唐朝人所作。很显然，两首诗的意境一脉相通。不过，我们感兴趣的不在诗的艺术，而在诗中历史画面的相似与相承。事实上，唐代的驿路交通正是从前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如高适在《陈留郡上源新驿记》一文中对此所做的简要概括：

周官行夫掌邦国传遽之事，施于政者，盖有章焉。唐皇之兴，盛于古制，自京师四极，经启十道，道列于亭，亭实以驷，而亭惟三十里，驷有上中下，丰屋美食，供億是为，人迹所穷，帝命流洽，用之远者，莫若于斯矣。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3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细考起来，唐的驿政可上溯到西周时期的置邮传命制度。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记载，西周初年，姜太公在齐，欲对两位“贤士”行刑，周公听到消息后，立刻“乘传”前往齐国去劝阻。所谓“传”，即后世常说的“驿”。借用颜师古的解释：“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汉书·高帝纪下》颜师古注。周代担负传驿事务的，称行夫。他们在天子与诸侯之间，在各个邦国之间穿梭往返，传递各种官方信息，“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周礼·秋官·行夫》）。行夫传命分徒传与遽传，前者步行，后者乘车。《诗经·小雅·大东》篇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之句，《孟子·公孙丑上》篇引孔子的话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据此可知当时驿路之畅和遽传之迅。周人有“师行三十”的说法，意谓部队行军每天以三十里为程，故三十里又称一舍，舍有支帐露宿之意（“凡师，一宿为舍”《左传·庄公三年》。），退避三舍之说便由此而来。周人定制，后人因之。正因如此，历代多将两驿之间的距度定为三十里《管子·大匡》：“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后汉书·舆服志》：“驿马三十里一置。”《旧唐书·职官志》：“凡三十里一驿。”，而传舍、客舍、馆舍等名称的由来也与此相关。

当然，对唐代驿制产生直接影响的还得首推魏晋南北朝驿制，二者的亲缘关系在前引两首小诗上得到传神的体现。南朝的驿传体制在秦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中较突出的一项就是南方兴起的水驿。水驿最早出现于孙吴时代，两晋以后日渐普及，日趋发达。当时江南地区的公文传递与官员赴任，大多经由水驿。另外，北方的驿路也四通八达，十分畅通。下面一则轶事，也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驿传情形：

（陈）元达少有志操，（刘）渊尝招之，元达不答。及渊为汉王，或谓元达曰：“君其惧乎?”元达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过三、二日，驿书必至。”其暮，渊果征元达。《资治通鉴》卷85。

1972年，在嘉峪关的魏晋墓里，出土了一块画像砖。上面绘着一个驿使骑在红鬃马上，一手持缰，一手举着文书疾驰飞奔，生动地再现出当时的历史情景。东晋的蔡谟，在谈及后赵的驿传时说道：

大军未至，声息久闻。而贼之邮驿，一日千里，河北之骑，足以来赴。《晋书》，中华书局1987年标点本，第7册，2038页。

前秦苻坚建都长安后，在王猛的辅佐下，建立起一套更加严密规整的驿传体系：

自长安至于诸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晋书》，中华书局1987年标点本，第9册，2895页。

当他听说西域有一位名叫鸠摩罗什的高僧时，下令大将吕光：“若获罗什，即驰驿送归。”所谓驰驿，是与乘驿相对而言的。如果把乘驿比作普快，那么驰驿就是特快；一者在普通情况下使用，一者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北齐时规定，陆驿日行二百里。有一次，北周宣帝从长安到洛阳，“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2册，2159页。另见《资治通鉴》卷113。

魏晋时代的这套完备发达的驿制，为隋朝所直接继承，而且继承得顺畅自然，天衣无缝。这并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因为隋之取代北周本来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于是，公元580年当杨坚派心腹韦孝宽，前去接替北周元老重臣、时任相州总管尉迟迥的职务时，韦孝宽便很自然地利用北周的驿传系统，导演了一出小小的喜剧。当时，尉迟迥已知杨坚“将不利于（北周）帝室”，准备“举兵讨之”《资治通鉴》卷174。韦孝宽行至中途，察觉形势不妙，赶忙打道回府。为防追兵，韦孝宽想出这么一条妙计：

每至亭驿，尽驱其传马而去，谓驿司曰：“蜀公（尉迟迥）将至，宜速具酒食。”（尉迟）迥寻遣仪同大将军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追者至驿，辄逢盛馔，又无马，遂迟留不进。孝宽与艺由是得免。同上。

隋唐之际，戎马倥偬。从杨坚称帝到杨广被弑，三十多年间兵革不息，烽火相连，内外战事此起彼伏。结果，驿传系统总是加班加点忙得不亦乐乎。翻开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乘驿驰传之类的字眼触目皆是：

（公元584年）吐谷浑复寇边，西方多被其害，命（贺娄）子幹讨之。驰驿至河西，发五州兵，入掠其国，杀男女万余口，二旬而还。《隋书》卷53。

（公元590年）秦王（杨）俊为并州总管，（王韵）仍为长史。岁余，（王韵）驰驿入京，劳敝而卒，时年六十八。高祖甚伤惜之，谓秦王使者曰：“语尔王，我前令子相（王韵字子相）缓来，如何乃遣驰驿?杀我子相，岂不由汝也?”言甚凄怆。《隋书》卷62。

（公元590年）上（文帝）以（杨）素久劳于外，令驰传入朝。（杨）素以余贼未殄，恐为后患，复请行，遂乘传至会稽。《资治通鉴》卷177。

（公元602年）朝廷恐（蜀王杨）重生变，戊子，以原州总管独孤楷为益州总管，驰传代之。《资治通鉴》卷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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