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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异动六惊觉（第1页）

“示弱”二字宛如一道惊雷，劈开了高务实心中的乌云，照亮了方才一直笼罩在心头的阴霾。

居然忘了这一茬！

其实，高务实不是不知道兵法中“示敌以弱”的用法，只是他这些年来斗倒的对象几乎都是男人——假如宦官也姑且按男人来算的话。因此，他在设身处地去代入对手思维的时候，即便会模拟对手“示弱”的情况，但其具体示弱的手段，也不可能是哭哭啼啼中下跪请罪。

顶尖政客在权力斗争中往往都是异常理智的，因为不够理智的政客早就死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了。后世某些所谓皿煮国家通过选票政治，将一个可能完全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候选人直接送上权力巅峰的事，在中国历史中几乎不存在——除了新君继位。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权力斗争中的官场老油条们极少会出现政治幼稚病，但在后世某些自称皿煮的票选政治环境中却常有发生。[比如但凡看过本书，尹卡卡都不会闹前些天的国际笑话。顺便说一句，据说全小将当年搞西比西比政变之前，把高平陵之变都研究烂了，笑死。]

当然，可能也有人会说，高平陵之变中司马懿指洛水为誓，那位之前看起来一直都很聪明的曹爽大将军怎么就犯了幼稚病，听信了司马懿的狗屁呢？这不就推翻了之前的说法吗？

并没有，因为曹爽虽然既聪明也有手段，但在此前却几乎没有经历过挫折，或者说几乎没有处于权力劣势时的经历，而这种情况乍一出现，面对的就是这种天翻地覆的大事，他做出错误决定自然也不稀奇。

而且不要忘了，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中即便有过，也显然并不着名，所以对于曹爽而言，他缺乏历史经验作为参考，只能自己拿命试了——于是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教训。

等到了此时此刻，高务实与其这些年斗争的对手，无论敌我都有着足够多的历史案例作为参考，双方的政治幼稚病自然就少之又少了。

倘若总结一下，张居正当年的失败是因为他想螳螂捕蝉，结果高务实是个开挂的，轻轻松松玩了一把黄雀在后，于是偷袭得手，一举将历史上高拱的下场当做回旋镖发给了张居正，从此奠定了“实学改革”三十年的稳定大局。如果说张居正败在哪，显然不是败在政治幼稚病，只是败在对手之中有人开挂。

此后冯保也好，张鲸、张诚等人也罢，这些宦官因为权力来源上的先天缺陷，高务实都能相对简单地通过引导皇帝，借君权一用，轻而易举地将之打倒。

他们相比张居正来说，多少就有些政治幼稚病了，主要是幼稚在没有看清一件事：他们的权力全然来自于皇帝，而高务实权力的基础却是朝廷政治这个体制所赋予的（六首状元出身，按照制度升迁），然后再以自己与皇帝的私人情谊来进行重点加固。

在这种情况下，宦官们试图与高务实比宠信，就好比瘸子要和博尔特赛跑，而且博尔特还tm全力以赴，那他们不输才是见了鬼。

相对比而言，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水平又明显回到了“政治老油条”的标准之上。别看申时行、王锡爵搭档多年也没能遏制住实学派逐步强大的势头，其实那是因为高务实靠着穿越者的特殊能力创造了大势，申时行等人才实在无力扭转。

如果认真比对，就会发现申时行能坐稳首辅那么多年绝非幸至。一方面固然是高务实自问资历不足以取代，因此并不急于推翻他们，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方始终保持谨慎，出手之时并不是孤注一掷，而是留有余地，所以高务实才没有足够的操作空间。

最终申时行等人是因为自己出手冒失而失败的吗？并不是。他们最终的失败是因为手下人见局势越来越不利于心学派，操切之下失去了定力，于是被抓到小辫子，然后才被高务实明里暗里的手段全用上，最终牵连到申、王二人，迫使他们不得不请辞。

在这个过程中，最为谨慎的申时行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没有明显的破绽，而王锡爵也是因为自身已经久病缠身，只能寄希望于最后赌一把，于是才会被牵连上。总之如果要定性，王锡爵或许可算是默许手下人动手，是“知情不报”，而申时行顶多只能算是御下不力，应该“负领导责任”。

如果申时行脸皮厚点，在最后时刻与王锡爵割袍断义，他甚至很有可能自保成功，虽然看起来有些狼狈，但仍能死赖在首辅位置上不走。

好在，申时行还真是个要脸的，同时也可能确实失去了继续压制实学派，压制高务实的信心，因此万念俱灰，干脆放弃治疗，坚辞求去。

这，才是政治老油条们的水平。如果用孙子的话说，那就是在政治斗争中，要坚持做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而当斗争已然决出胜负，则要果断认输离场，让对方失去继续打击你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当初高拱差人查徐华亭家的田产，最后苏州知府蔡国熙要坚查到底，为什么高拱会喊停？

真以为高拱很在乎舆论压力么？他当时的圣眷已经隆到完全可以无视这些，甚至能把这些人全部打成“徐阶同党”。他之所以喊停，是因为政治斗争在这个时代还存在底线，没有劣化到后来《东林点将录》时期的模样，所以作为首辅，让对方吃点苦头，也就该点到为止，不能再继续了。否则，他高拱就会成为党争无底线化的罪人。

正因为高务实近些年都是和申时行这一类“大巧若拙”的高手在过招，所以他从根本上忽视了一个只在后宫环境中“锻炼”过的贵妃娘娘其实并不懂得太高明权谋的问题，居然从头到尾都是按照“我有什么牌”、“她有什么牌”来考虑，结论自然是“我这牌飞龙骑脸怎么输”、“她那牌烂七八糟没法打”……

最后这事就搞笑了，孟古哲哲这么一提醒，高务实才发现：好嘛，原来人家打牌不是靠精算，而是凭感觉的！

后宫妃嫔平日里能面对的正常男人就一个，那就是皇帝，因此她们用来对付皇帝的手段也就很原始：打感情牌。

后世人在后宫剧中总结出来的“一哭二闹三上吊”大法，多少有点故意矮化的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面对“口含天宪”的皇帝，后宫妃嫔在“不得干政”的前提下，只有打感情牌才是费效比最高的选择。

一套手段用久了，就会形成路径依赖——比如高务实方才的思维模式也算某种路径依赖。后宫妃嫔出身的郑贵妃，既然认定高务实是除皇帝之外唯一一个有能力打击到她的个体，下意识用出感情牌，也就合情合理了。

然而，她和皇帝打感情牌很简单，因为皇帝确实对她用情极深，可高务实对她半点感情也无，这牌就不那么好打了。

对她而言，当前唯一的杀手锏就是女人与男人在这个社会体系中的形象差——男人只能示强，哪怕打肿脸也得装胖子，否则就会遭到全方位无死角的嘲讽与鄙夷；

女人则恰好相反，在理学社会体系之下，女人强势会遭到各个层面的打击，但如果示弱卖惨，往往就能反过来激起怜悯和爱护之心。哪怕对方是个无情到极点的人，因为要考虑到社会舆论，多半也只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以示自己是个“仁”人君子。

社会体系一旦形成，不仅会规训体系下的个人，还会让人形成思维惯性。例如在这个理学体系之下，男人会自我暗示，不断地强化“我是强者”的信念，由此又会导致其对待“弱质女流”的两极化思想：一极是不能容忍女人对其“无礼”，另一极是女人一旦服软，男人往往就会失去戒心——我是强者嘛，她都服软了，怎敢再对我有歹意？

然而，理性是男人的长项，感性却是女人的长项。纵然这个时代的女子因为教育不公，往往不具备与男子一争短长的学识，但感性不需要理论学习，它会在生活中被女性自然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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