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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第1页）

1897—1962

威廉·福克纳，出生于美国密西西比州新阿尔巴尼，不久随家迁至密州大学所在地牛津镇。成为小说家前曾做过银行职员、军人、木匠、邮政局长及其他一些零碎工作。主要作品有“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包括《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圣堂》、《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等）、《斯诺普斯》三部曲及《去吧，摩西》、《寓言》等。他的卓越工作使他成为二十世纪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作家，并于一九四九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谈谈私人生活

——美国的梦想，它的遭遇如何？

曾经有过一个美国的梦想：为离群索居的人准备的一座尘世的殿堂和境遇，这种境遇使他不仅能够摆脱由压迫他这个平民大众的一员的专制政权规定的森严的等级制度，而且能够摆脱由把他本人牢牢地控制在附属地位和软弱无力状态的教会和国家的等级制度而造成的平民大众本身。

这个梦想使彼此隔绝，没有什么联系的每个孤单的人（他们还保留着在依靠服从的思想，而不是文明的思想以维持其存在，仅仅靠人口的数量和平民大众的唯命是从以保持其稳定性的旧大陆各国中流传甚广的，含糊不清的志向和希望）都受到鼓舞；这个梦想把各个个人，不分男女，融合在一致的呼声中：“我们将建立一片新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个个人（不是大众，而是个人）将获得个人尊严和自由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其基础是个人的勇敢、诚实的劳动和互相负责。”

这不单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境遇，一种实际的人的地位，它应当随同美国本身的诞生而出现，它肇端，建立而且包含在空气之中，在“美国”这个词本身之中。这种境遇就象空气和阳光一样，顷刻之间就能使整个大地充满生机。事情也正是这样：它远远地传播出去，连那些精力衰竭了的、老朽的、以至未老先衰的民族都被它吸引住了，不论在什么地方，人们一听到“美国”这个词，甚至还弄不清楚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就对它做出反应，不仅心花怒放，而且怀着他们迄今为止未曾有过的，或者是不敢设想的希望向它迎来。

这种境遇不只是不容许一个人当上国王，而且不容许一个人想当国王。他甚至不会梦想去同国王一比高低，因为他摆脱了国王及其同类，不仅摆脱了象征的标志，而且摆脱了由这些玩具似的象征标志——法院和咨议院，教会和学校——所代表的旧的专制等级制度本身，在等级制看来，一个人的价值不决定于他个人的特性，而决定于他属于一个整体，决定于他在缺乏意识的人群中固定不变的百分数，决定于他身上积累了多少软弱、俯首贴耳、人云亦云的成分。

我们的先辈并没有把这种梦想、希望和境遇遗留给我们这些后辈和合法的继承人，而是把我们这些后代人遗留给了梦想和希望。我们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来决定接受还是拒绝这种梦想，因为从我们出世时起，这种梦想就牢牢地控制了我们。它不是我们的遗产，因为我们是它获得的遗产。我们自己世世代代都被梦想所继承。而且不仅是我们这些美国的子孙后代，还有在受压迫的古老的异族土地上出生和受教育的人也感受到这种气息、这股拂面的微风，也听到保证获得希望的余音。那些古老的民族，那些执着于自己关于人的陈旧观念，以至对任何改变都不抱希望的古老民族也十分尊重关于人的新命运的这个新梦想，为它建立纪念碑，在人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和希望的正门上写上：“世上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席之地，你这个无地容身、受人压迫、被剥夺了个性的人也可以找到位置。”

那些为了建立自由而一起工作，但却孤单地经受痛苦的人遗赠给我们的自由，我们这些后人甚至无须去赚取它，赢得它，更不用说为它而战斗。我们甚至用不着为它浇水施肥，培育它成长。我们只要记住，自由是有生命的，因而也是会死亡的，所以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应该去捍卫它。有些人，也许是大多数人，不能确切地给自由下一个定义。可是我们也无需给它下定义，我们用不着给自由下定义，犹如我们无需给我们呼吸着的空气或者空气这个词下定义一样；空气用它存在这一事实（创造了美国的美国空气的吹拂）就在出现美国的第一天开创了，而且建立了梦想的大厦，就像空气和运动在创世的第一天就创造了温度和大气层一样。

由于这个梦想并不是人的企求（在确切意义上的企求）目标，因此它不单纯是人的心灵的盲目的、难以名状的希望，它是他肺部的活动，他的光明，他身体内部不断进行的新陈代谢过程，总之，我们是靠这个梦想活着的。我们不是生活在这个梦想之中，而是以这个梦想为生，犹如我们不是生活在空气和大气之中，而是赖空气和大气为生一样。我们自己就是这个梦想的体现，而这个梦想靠无拘无束的强有力的声音传播开去，这些声音敢于用最强音宣扬一些平庸的公式，如“不自由，毋宁死”、“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声音使这种娓娓动听的平凡论调（它们永远是真理，因为希望和尊严永远是真理）显得煞有介事和刻不容缓，甚至使人不觉得它们陈腐而平淡。

曾经有过这种梦想：一个人能和跟他一样的另一个人平等，并不是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个黑种人，或是白种人，或是棕种人，或是黄种人，因此他注定了终身都是平等的，——确切些说，他不是注定享有，而是被赐予了平等的权利，因为他自己昏昏然蜷伏在暖烘烘的真空状态里，就象母腹中的胚胎一样，并没有为赢得平等权利而动过一下手指。梦想，这就是获得同其他人平等的自由，这就是使人们有义务用个人的勇敢、诚实的工作和相互的责任感来保卫，来维护平等权利的自由。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梦想。它抛弃了我们，在我国人民创立了一种关于人的生存的新观念，力求获得一个坚固的支撑点，以便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这个梦想支持过我们，维护过我们，保卫过我们；这个梦想不要求我们付出任何代价作为交换，而只要求我们时刻记住，它是有生命的，因而也是会死亡的，它必需经常获得勇气、忠诚、自尊和谦恭的责任感和警觉性的支持。现在它离我们而去了。我们睡意朦胧了，我们沉入梦乡了，于是它就离开了我们。现在，在真空里再也听不到那种无所畏惧，甚至不知恐惧为何物的强有力的声音，听不到同希望和意志融为一体的声音了。因为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恐惧、和解和妥协的一派嘈杂声，是夸大其词的窃窃私语，是我们不再赋予任何意义的大话和空话——“自由”、“民主”、“爱国主义”，我们这些终于从沉睡中被吵醒的人，企图用这些话来极力掩饰自己的损失。

梦想一定是有了变化。变化还不少呢。我以为，下面的例子就是一个征候。

大约十年以前，我的一位老朋友，一位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和专论文章作者，告诉我说，一家财源充足又颇有销路的新画报愿意出高稿酬请他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不是请他评论我的小说，而是请他写我本人，写我私人。我说：“不行。”而且说明了原因：我认为，只有作家的作品才归社会所有，才能作为讨论、研究、评论的对象；作家本人也是这样对待自己的作品的，把它们提供给公众，并因而收取报酬；所以，他不仅能够，而且应该接受公众对他作品的议论和态度：从赞扬直到付之一炬。然而，只要一个作家没有犯罪或是出任公职，他的私生活就是属于他自己的；不仅他本人有权保卫自己的孤独，而且公众也应该这样做，因为一个人的自由正是在另一个人的自由开始的地方宣告结束的。我还说，我认为任何一个有鉴别力和责任感的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

可是我的朋友却说：“不对。”他说：“你错了。如果由我来写这篇特写，我一定是本着鉴别力和责任感来写的。但是，如果你不准我写的话，那么迟早会有完全不顾什么鉴别力和责任感的另外一个人来写的。他既不会考虑你本人，也不会照顾你作为作家和艺术家的名声，你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件消费品，一件商品，只要把这件商品推销出去，就能增加画报的发行量，可以赚一笔钱。”

“我不信，”我说：“只要我没有犯罪或者出任公职，别人就不能闯进我的私生活里来，如果我请他们不要闯进来的话。”

他说：“他们不仅能够闯进来，而且一旦你在欧洲赢得的名声也传到了美国，使你成为一个有点经济价值的人物的话，他们就会这么干的，不信你就等着瞧。”

我就照他说的做了。我等着，也就瞧见了。两年以前，在同出版我的书的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谈话时，我偶然得知那家画报已经拟定了八年前被我拒绝了的那个方案，我不知道我的出版人是得到了正式通知，还是像我一样偶然得知这事的。我又说了一遍：“不行。”而且又举了我已经说过的那些理由，我仍旧认为，这些理由对任何一个在新闻界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来说都是必须遵循的，因为鉴别力和责任感同他的工作是不可分割的，是保证他的地位稳固可靠的。那位编辑打断了我的话头，他说：

“您说的我都同意，而且您也无需向我论证。您不愿意，有这一条就足够了。是不是让我来管管这件事？”他就管了，也许至少是打算管一下。因为我的朋友评论家说对了。于是我说请您再试试看。请您告诉他们：‘我请求你们不要这样做。’”后来我又亲自对这篇特写拟议中的作者说：“我请求您不要这样做。”我不知道，因为他是编内的工作人员，所以交给他这份差事呢，还是他自告奋勇要当这份差，抑或是他给自己的老板出的这个主意。不过，我记得他的回答大概是这样的：“我必须这样做，如果我拒绝，他们就会把我解雇。”这倒像是句实话，因为我向另一家杂志的工作人员提出过同一个问题，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回答。但是既然一个编内的新闻从业人员也是把我作为牺牲品的那种力量，也就是不负责任地使用权力，或者叫滥施淫威，而这正是对人的尊严和权利最强有力、最无与伦比的保护者，即被称为新闻自由制度的背叛的牺牲品，既然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我剩下的唯一防卫手段就是拒绝合作，拒绝同编辑部的方案发生任何关系。不过那时候我已经明白了，这对我毫无用处，我无法制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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