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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风（第1页）

1919—2010

郭风，福建莆田人，散文家、儿童文学家。1939年开始散文创作。有散文、散文诗集、儿童故事、童话集等多种。现有《郭风散文选》、《郭风作品选》等各种版本专集及选集行世。

论老年

我所读有限。有关谈论老年的作品，印象较深者有西塞罗的《论老年》，施蛰存先生的《论老年》。西塞罗的《论老年》为梁实秋先生所译，收入《西塞罗文录》，其中尚有《论友谊》一文。这是四十年代，即我还在青年时期便喜欢读的两篇古罗马散文。至于施蛰存先生的《论老年》，是前数个月才读到的；我自己早已经老年了，对于是文也颇为喜欢。不知怎的，有时，我会念及《西塞罗文录》，且有一种愿望，即很想自己的书橱上有这一册书。八十年代初，某日，忽生一念：托熟人至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复印一册。与此同时复印一册者，有《陀螺》，这是周作人氏早年翻译的域外小品、小诗集，其中也有一些古希腊罗马的诗和散文篇章。古希腊罗马的散文，有的采用对话体，有的是一种演说辞。我个人以为这类散文文学的最大的感人之处，便是雄辩，文采斐然，还有便是易于读者直接发生感情交流。《陀螺》中的一些散文短章如此，《论老年》（以及西塞罗的其他散文作品）亦如此，以致我在青年时代竟能喜欢读《论老年》。再说上面还提及的施蛰存先生的《论老年》，则由于作品具有时代性格，某些嘲讽的笔致引人思考，我个人以为是当代一篇具有辛辣味的老人散文。而这种辛辣味，我个人又以为人生阅历至深的老年人始能写出来。

二

不觉在上面谈论了有关二篇《论老年》的个人感受。对此，看来我还有话要说。西塞罗的《论老年》看来是一篇赞美老年，为老人辩护的文章；是一篇绝唱，竟能使青年的我和老年的我读之都深感有味。据梁实秋先生的意见（这是三十年代他翻译此文时的意见），西塞罗不见得是一位有独创性的哲学家，他未必有自己的某种哲学思想体系，但他是一位哲学的“混和派”；他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及斯多亚派的某些精华，把希腊思想之最精湛的部份授给罗马，所以在哲学方面仍然具有崇高的、显著的地位。诚然，就《论老年》言，西塞罗不止在赞美老年，其实在提出有关老年的哲学。如果真的确认西塞罗在哲学上是“混和派”，那么，我个人以为《论老年》颇近伊比鸠的“花园派”（亦称“享乐派”）思想的积极部分，这便是视快乐为至善，免除无谓的恐惧。西塞罗说：“现在我决心要写一篇文章论老年，因为我愿减轻我们俩个共同感到老年的负担”（重点为引用者所加）。在我看来，西塞罗对此提出二个主要论点，—是，对于一切老年所可能带来的人生缺陷，以至“人生终点”的到来，——或者，简要地说，对于“老年的烦恼”如何消除，甚至使之变成一种舒适、幸福的境界？这中间有法可循，这便是“服从‘自然’”。西塞罗说：“人生的戏剧的各幕既经‘自然’妥为布置，最后一幕大概是不会被忽略的。……不过终点总是有的，如树上的果实田间的谷粒，总有成熟的时候，不免要萎缩下坠。此种境界，智慧的人便该心平气和的去接受。与‘自然’宣战，那不是和巨人一样的和上帝宣战么？”这些话说得透彻不过了，排除老年的烦恼或负担（包括面临“人生的终点”的负担），抱顺应“自然”的态度，烦恼或负担自能一扫无余。二是，要消除老年的烦恼或负担，其最适宜的武器便是“美德的实行”。西塞罗说：“一生中随时修养美德，在一生事业终了时便产生奇异的结果，不但在生命终点得到安慰——这一点固然重要——并且回想起一生的善行，也自有无限的快乐。”对此二点，我发现后来者蒙田，几乎持相同或相近的见解。蒙田没有写过专论老年的文章。中译本《蒙田随笔》（梁宗岱、黄建华译）的《热爱生命》，其实是专论老年的一篇散文。蒙田说：“我觉得它（按，指生命）值得称颂，富有乐趣，即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也还是如此。”又说：“……我眼看生命的时光无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份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这两位哲人、散文家实在都说得头头是道。特别是那种宣传乐观、奋进和坚持善行的精神，为我所赞同。只是按照他们的这种哲学思想（或见解）去办，有些人可能办到，有些人未必能办到。带有讽刺意味乃至悲剧色彩的是，西塞罗作《论老年》的次年（公元前43年），他竟被安东尼命人杀死。书至此，我不免为古人悲。

三

我已年逾古稀，也想谈论老年。我不可能从某种哲学高度来谈论老年，在我的笔下也不可能出现某种辛辣味。我想以较平和的笔致，从当代平常老年人的生活体验中，试谈有关老年的几个问题；譬如从爱情、结婚和家庭生活以及健康和物欲等方面来试谈老年。

老年的爱情，或许只能是一种逝去的爱情，一种只容追忆的爱情？在我国，奴隶制时代以及封建制时代出现的一夫多妻制，已从法律上消失。即使如此，一个人（当然包括男女）在人生经历中有过多次的爱情生活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是很自然的。《红楼梦》中所描绘的有关贾宝玉的爱情生活，那当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和宗法家庭制度下始可能出现。贾宝玉生活在众多的女性，（女孩子）中间，他钟爱周围的众多的女性，但他似乎又只钟爱林黛玉一人？而他自己和林黛玉最后都成为爱情生活的悲剧人物。我再说一句，象贾宝玉、林黛玉那样的爱情生活，一般地说，在现当代是不可能发生的了。但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各有某些爱情生活，以及有情人未必成为眷属——诸如此等之事，我武断地说，在任何社会中仍然都可能存在。对此，我不必多加说明了。我只想说一点，即由于有上述情况在，某些爱情生活成为某些老年人的追忆中的美好景象。我有感于此，曾在晚年写了二篇微型小说似的小品文，分别题为《他和她》和《年轻时候》（已收入我的散文集《晴窗小札》，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书）。二者都是记述某种人在老年时对于早年爱情生活的追忆。请允许我引录一段：

他想，他一生爱过二位女子。一位是听父母之命而与之结婚的结发妻子。她坚毅、她贤淑，她具有旧中国女子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品德。她无条件地爱他。而他似乎不止爱她，而且感激她。她已经辞世六年了，他至今时或怀念自己的亡妇。但是，怎么说好呢？他在爱自己的妻子的同时，的确曾经暗自倾慕另一位女子。他写了一些书简，表达这种倾慕之情，但始终未发给这位他所倾慕的人。而把这些书简作为小品文，用一个化名在若干期刊上发表了。是的，他始终未曾向这位女子表达自己的心事。但情况的确如此：他至今有时还会暗自念及曾经和她一起散步过的山间草径，念及那座小山村、杉木林、小溪和溪上的浮桥以及散步尽处出现的一座小小土地庙。……看来，有一颗爱情的种子，仿佛被封起来，埋在他心中。……

他想，人之一生中，可能有一些心事，以及悲伤，一些情感的克制和矛盾，会一直埋藏于心中，直至终老。

我所引录的上面这段文字，也许可以说明：老年人的爱情，往往是一种已逝的爱情，一种只合追忆的爱情，它也许有点美丽，但也有些悲伤，有些辛酸。

当然，我在上面所述的见解（或体验？），我自己也并不加以“绝对化”。如果能从已披露的若干历史人物的情况来看，陆游的爱情，如他在《钗头凤》一词中所表达的，近似我在上面引文所述的情况（说明一下，上引文字，是我记述一位现在已年逾七旬的友人的情况）。而老年的歌德，到了八十余岁，仍然过着某种爱情生活；邓肯在老年时也过着某种爱情生活。从这中间，我顺便说一下，由于东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以及道德教养的差异，东方人的爱情生活（至少在古代）比较隐秘和自约，西方人的爱情生活很早便具有人文主义色彩，有时显得相当放纵。

四

就通常情况而言，我以为人到结婚以后，其个人生活渐向理智化方面发展；结婚以后的男女爱情，渐向理智化方面发展；幻想和所谓浪曼蒂克的色彩渐渐地清淡了，出于现实的思考的因素增加了。只要不是情感发生变异，只要不是恣情纵欲者，那么，不论是具有很高智慧的人，还是一般的居民，都不可避免地要过家庭生活。我国古代哲人早就看清这一点，因之，除提出个人的修身的课题外，进而与之相联系地提出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相互关系的论述。从中，我们可知古人便以为家庭是社会、国家的基础组织。即使在现代社会，家庭生活仍然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组织，一种不可缺乏的组织。而夫妇在家庭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他们共同负担家庭生活的一切责任和履行应有的义务。这些责任和义务，概言之，我个人以为无非是繁衍后代，即生男育女以及教育子女的天职、责任和义务；无非是发挥对于个人事业的谋求和进取心，对于建立美好家庭的责任心，等等，等等。而夫妇（当然也应包括家庭的其他成员）在共同负担和履行所有这些责任和义务时，由于各种外在原因，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家庭各成员中某些内在原因，在家庭中居主导地位的夫妇，会共同面临各种挑战、各种困难、乃至各种挫折以至灾难（当然也会共同面临种种适意的、乃至欢乐的事宜），这就使夫妇之间需要感情的结合，也需要理性的结合。这种由情感和理性相结合并趋向理智化的夫妇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使二人间的感情结合更加深厚，以致中国有句古话，也是褒词，认为曾经患难与共的夫妇，是在家庭中的一对“恩爱夫妻”。那么，我要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一对夫妇到了老年被誉为恩爱夫妻，那么，这是一对幸福的夫妻，他们的结婚和家庭也可以说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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