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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姆（第1页）

1874-1965

威·骚姆塞特·毛姆，英国作家、文艺评论家。生于巴黎，曾在法、英、德等国受教育，1929年起定居法国。创作丰富，题材多样。著名作品有自传体小说《人类枷锁》，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寻欢作乐》、《剃刀边缘》等，还有多部剧本和短篇小说等。

总　结

一

这本书不是自传，也不是回忆录。我已经把我一生中所遇到的一切事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写进我的作品中了。有时候，我把我的某次经验作为主题，并创造出一系列偶然事件来说明这主题；有更多的时候，我用了一些我略有所知或我所熟知的人来当我创造人物的基础。在我的作品中，事实和虚构混在一起，现在当我回头来看，已经难以把事实和虚构分别开来了。我一向对于记录事实不感兴趣，即使我能记住那些事实，并把那些东西做了较好的利用。而且事实总是显得沉闷的。我经历过多种多样、常常是有趣的、但并非惊险的生活。我记忆力不佳。我从来记不住一个好的故事，除非人家对我重复一遍，可是，还不等我把那故事对别人重讲时，我就又把故事忘记了。我从来记不住甚至我自己讲过的笑话，因此，我只得不断编造新的。我知道，我这种毛病使得我当一个同伴不如当个别的角色令人愉快。

我从来不记日记。现在我倒希望，在我作为一个戏剧家初次成功那年就记日记。因为那时我认识了许多重要人物，我当时的日记可能成为一份有趣的材料。那时，由于贵族和豪绅在南非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人民对他们失去了信任，但是贵族和豪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仍然保持着他们以前的自信。在我常去的带政治色彩的家庭里，他们谈论起治理英帝国来还像处理他们自已的私事一样。当大选还没有揭晓时，人们谈论汤姆是否将出任内政部，狄克是否满足于管理爱尔兰。听到这种谈论我就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感觉。我想，现在已没有人要读汉弗莱·沃德夫人的长篇小说了。虽然那些小说可能很沉闷，但是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些小说对当时的统治阶级作了很好的描写。那时候，小说家对于贵族阶级还是很关心的，一个甚至连一位贵族都不认识的作家却认为有必要大量描写显贵的人。现在，如果有人还在当天剧场节目单上找有多少角色是带头衔的贵族，就会令人感到吃惊。可是过去的剧院老板认为，贵族可以吸引观众，演员也喜欢演贵族。但是随着贵族阶级的政治重要性减弱，观众对贵族的兴趣也降低了。戏院观众开始喜欢看他们本阶级人的戏，这些人是当时已在管理国家事务的富裕商人和各类专业人员；虽然没有过明文规定，但是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作家在剧本中不应描写拥有头衔的人物，除非这些角色对他的主题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戏自然不能引起下层观众的兴趣。描写下层人的小说和戏剧也被普遍认为是可鄙的。如果这些阶层的人取得了政治权力，使广大观众对他们的生活也发生兴趣，就像过去一直对贵族的生活感到兴趣以及对于那些富裕的资产阶级一时感到兴趣那样，这将会让人觉得挺新鲜。

在这时期，我遇到了一些人，他们由于身份、名誉和地位可能自认为他们注定将成为历史人物。我发现那些人并不如我在想象中见到的那么才气焕发。英国人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民族，我常常应邀去一些对政治很有兴趣的家庭作客，在那儿遇到了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我没有在他们身上看出有什么显著的才能。我得出也许是轻率的结论：统治一个国家并不需要高度的才智。在那以后，我在各国结识了许多身居高位的政治家。我对那些人智力的平庸不断感到困惑不解。我发现他们对于生活中的普通事情无知，我在他们身上常常看不到敏锐的智力和生动的想象力。有时候我想他们是靠说话的才能而居显位的，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除非你能使公众注意听你讲话，否则你几乎不可能升到权力的高位，而据我所知，说话的才能并不和思想的才能同时并存。但是，由于我看到那些我觉得并不很聪明的政治家都相当成功地处理好了公共事务，我不得不认为我是错误的：一定是这样，治理国家需要的是一种特殊才能，这样才能可以和一般能力的缺乏并存不悖。我同样认识一些企业家，他们发了大财，使他的巨大企业繁荣兴旺，但是在和他们事务无关的一切领域里，他们甚至表现出缺乏常识。

我当时听到的谈话也不如我指望的那样聪明。那些谈话很少能给你以值得思考的东西。那种谈话是随便的（虽然不常常是）、轻快的、亲切的和肤浅的。他们从来不谈严肃的事情，因为他们感到，公开谈论严肃的事是令人为难的，怕人家认为他们“三句话不离本行”，便不去谈论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根据我的判断看来，谈话除了礼貌性的玩笑话以外便没有什么更多的内容；你很少听到一句值得去重复的俏皮话。人们也许认为文化的唯一用处就是使一个人能够有本事与众不同地说废话。总的看来，我认为我认识的最有趣、一贯令人高兴的谈话人是埃德蒙·戈斯。他读书很多，虽然似乎读得不很仔细，他的谈话却极端聪明。他博闻强记，有尖锐的幽默感，而且恶毒。他和斯温伯尔尼交往甚密，他谈起那个诗人来令人听着入迷，但是他也能像谈论一个密友一样谈论雪莱，尽管雪莱是他不可能认识的。多年来，他结识了许多名流。我认为他为人自负，他以满意的口吻评论了那些名人的种种荒唐事。我相信，他把那些名人说得比他们的真相更为可笑。

二

我一向对许多人对于会见名人的热情感到不解。你能告诉你的朋友你认识一些名人，你所得到的不过是恰好证明你自己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名人养成了一种对付他们所遇到的人们的技巧。他们把一副假面具显示给世人，而把他们的真面目小心地隐藏起来。他们扮演人家指望他表现的角色，而且靠实际经验，把角色演得很好，但是如果你认为这种在公众面前的表演和藏在表演下面的真人相一致，那你就傻了。

我曾对少数人有过感情，深厚的感情；但是我之所以对一般的人感到兴趣，不是为了他们本身的缘故，而是为了我的作品。我不像康德教训的那样，把每一个人自身当成一个目的，而是把每个人当成我这个作家可以利用的材料。比起名人来，我一向更多地关心一般无名的人。他们更多时间是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没有必要装模作样地在人前保护自己，也没必要给人以深刻印象。他们的癖性在有限的活动范围内有更多的机会表现出来；因为他们很少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他们从不想隐藏什么。他们表现出各种怪癖来，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怪癖。我们作家要写的毕竟是一些普通人；国王、大亨、独裁者，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是很不令人满意的对象。去描写那样一些人对作家来说是有吸引力的，但是随着他们努力而来的失败表明，那些人太特殊了，不能成为一件艺术作品的合适基础。作家们不可能把那些人写得很真实，而普通人却是作家写作的广大领域。普通人的意外之处、奇特之点和无限的丰富性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材料。伟大人物大都千篇一律；表现各种矛盾的集合体的乃是小人物。小人物的性格是没有穷尽的。存在于小人物身上的可惊可愕的事情你看也看不完。就我来说，我宁愿和一个兽医而不愿和一个首相在一个荒岛过上一个月。

三

在这本书里，我将试着把我生活过程中我最感兴趣的事情和思想挑选出来。但是我得出来的一些结论在我心上萦回，有如一只沉船的残骸在不平静的海上飘浮。我觉得，如果我按照某种次序把这些结论记载下来，我自己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结论的真实样子，因而也许在其中能看出某种一致性来。我早就想作一番努力，而且不止一次，当我开始一次将要持续几个月的旅行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去着手进行这件事。这似乎是个理想的机会。但是我总是发现有许多印象在向我袭来，我看到很多新奇的事，遇到许多唤起我的想象力的人，我就没有时间去回忆了。旅途的经历十分生动，使我无心去内省。

我还因为用自己的身份把我的思想写下来感到为难而废然中止。虽然我用这些观点写了很多作品，但是我是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写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一向把自己看成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长期的习惯使我感到，通过我所创造的人物之口来说话更轻松自在。决定我的人物要想些什么，比决定我自己要想些什么更为容易。让人物去说话对于我向来是一种快乐，而让自己来说话却不是我愿意马上去干的一件事。可是现在我不能再推迟了。在年轻的时候，岁月漫漫在人面前展开，使人很少认识到时光会流逝，甚至到中年时期，带着人们常有的对人生的期待，也容易原谅自己，把自己原来想做而现在还不愿去做的事情拖延下来；但是，必须考虑死亡的时刻毕竟来到了。我们的同时代人在这儿或那儿去世了。我们懂得凡人皆有死（苏格拉底也是个人，因此他死了——如此等等，照此类推），到了我们最终认识到，在事物的普遍过程中，我们的终点不会远了，这句话对于我们就不再只是一个逻辑命题。偶然看一眼《泰晤士报》的讣告栏，我们就想到六十岁是个危险的年龄；我早就想到过，如果在离开人间之前我没有写完这本书，死亡一定会令我很痛苦，因此，我觉得最好马上就开始去写。到我完成这本书时，我就能宁静地面对未来，因为那时我就完成了我一生的工作。如果再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写这本书，那就连我自己也不能相信了，因为这件事很重要，如果现在还没有下决心去做，我就很少有可能去做了。我很高兴我终于把那些杂乱无章地飘浮在我意识不同层次的一切思想收集起来了。当我写下了这些思想，我就将和它们分手，我的心思又可以随便用在别的事情上。因为，我并不希望这将是我写的最后一本书。一个人立完了遗嘱并不马上就死去；一个人是出于谨慎而立遗嘱的。把一个人的事情安排妥当了是个很好的准备，从此不必在担忧未来中度过余生。当我写完了这本书，我将会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能够在我的余生里去做我喜欢去做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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