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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衡哲（第1页）

1893—1976

陈衡哲，女历史学家，小说家、散文家。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第一位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小雨点》、《衡哲散文集》。

我幼时求学的经过

——记念我的舅父庄思缄先生

进学校的一件事，在三十年前——正当前清的末年——是一个破天荒，尤其是在那时女孩子的身命上。我是我家中第一个进学校的人，故所需要的努力更是特别的大。虽然后来在上海所进的学校绝对不曾于我有什么益处，但饮水思源，我能免于成为一个官场里的候补少奶奶，因此终能获得出洋读书的机会，却不能不说是靠了这进学校的一点努力。而使我怀此进学校的愿望者，却是我的舅父武进庄思缄先生。

我的这位舅父是我尊亲中最宠爱我的一位。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舅父便同了舅母和表兄表弟到广西去做官。但因为外祖母是住在武进原籍的，所以舅父也常常回到家来看望她。那时我家已把自己的大房子出赁了，搬到外祖母家的一所西院中去住着。（我家虽然仍从湖南的籍贯，但因祖母也是武进人，故她曾在常州置有房子。）

每逢舅舅回家省亲的时候，我总是一清早便起身，央求母亲让我去看舅舅。舅舅向来是喜欢睡晚觉的，我走到外祖母家时，总是向外祖母匆匆的问了安，便一口气跑到舅舅的房里去。舅舅总是躺在床上，拍拍床沿，叫我坐下来。“今天我再给你讲点什么呢？”舅舅常是这样说，因为他是最喜欢把他的思想和观察讲给我听的。那时他做官的地方，已经由广西改到广东。广东省城是一个通商大口岸，它给他很多机会看见欧美的文化，尤其是在医学方面。那时他很佩服西洋的科学和文化，更佩服那些到中国来服务的美国女子。他常常把他看见的西洋医院，学校，和各种近代文化的生活情形，说给我听。最后的一句话，总是：“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女孩子，你应该努力的去学西洋的独立女子。”

我是一个最容易受感动的孩子，听到舅舅的最后一句话，常常是心跑到嘴里，热泪跑到眼里。我问他：“我怎样方能学得像她们呢？”舅舅总是说：“进学校呀！在广东省城里有一个女医学校，你应该去学医，你愿意跟我去学医么？”

有时舅舅给我所讲的，是怎样地球是圆的，怎样美国是在我们的脚底下，怎样从我们的眼睛看下去，他们都是脚上头下的倒走着的！又怎样在我们站的地方挖一个洞，挖着挖着，就可以跑到美国去了。有时他讲的，是中国以外的世界，世界上有什么国什么国。我常常是睁大了眼睛，张开了嘴听他讲话，又惊奇，又佩服。他见到我这个情形，便笑着说我是少见多怪。但在实际上，恐怕他心里是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忠诚的听者的。有时我又问他，“舅舅怎能知道这么多？”他便说你以为我知道的事情多吗？我和欧美的有学问的人比起来，恐怕还差得远呢。”他又对我说，他希望我将来能得到他没有机会得到的学问一一对于现代世界的了解，对于科学救人的智识，对于妇女新使命的认识等等。

“胜过舅舅吗？”天下哪有此事？我就在梦中也不敢作此妄想呵！但舅舅却说，“胜过我们算什么？一个人必须能胜过他的父母尊长，方是有出息。没有出息的人，才要跟着他父母尊长的脚步走。”这类的说话，在当时真可以说是思想革命，它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影响该是怎样的深刻！

我们这样的讲着讲着，常常直到外祖母叫奠舅起身吃早饭，方始停止。可是明天一早，我等不到天亮，又跑到舅舅那里去听他讲话了。这样，舅舅回家一次，我要进学校的念头便加深一层，后来竟成为我那时生命中的唯一梦想。

在我十三岁的那年，我父亲被抽签到西南的一个省分去做官。我因为那地方来得僻远，去了恐走不出来，又因进学校的希望太热烈，便要求母亲，让我不到父亲那里去，却跟着舅舅到广东进学校去。那时父亲已经一个人先到做官的地方去了，母亲正在收拾行李，预备全家动身。她是一个贤明的母亲，知道我在上进的志愿，又知道舅舅爱我，舅母也是一位最慈爱的长者，故并不怎么反对。可是，又因为我年纪太小，又不怎么赞成我离开她。每当我要求她让我跟舅舅到广东去的时候，她总是说：“让我想想看，慢慢的再说吧。”

那年秋天，舅父回来省亲之后，又要回到广东去了。临走的那一天，我跟着母亲送他到外祖母家的大门外，我说请给舅母请安。”

舅舅说：“你不是要到广东去吗？你自己亲身去请安吧。”

我回头问母亲：“我真的能到广东去么？”

母亲说：“你自己想想能吗？”

我说：“能！”

我就对舅舅说：“我一定亲身到广东去给舅母请安。”

舅舅说：“这是你自已说的啊，一个有志气的孩子，说了话是要作准的。”

我说：“一定作准。”说完了这句话，我全身的热血都沸腾起来了，眼泪像潮水一般的流了下来。我立刻跑回到自己的卧室去，伏在桌子上哭了一大场。这哭是为着快乐呢，还是惊惧，自己也不知道。但现在想起来，大概是因为这个决议太重要了，太使我像一个成年的人了，它在一个不曾经过情感大冲动的稚弱心灵上，将发生怎样巨大的震荡呵！孩子们受到了这样的震荡，除了哭一场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呢？

就在那年的冬天，母亲同着我们一群孩子，离开了常州，先到上海。那时我们有一家亲戚正要到广东去，母亲便决定叫我跟着他们到舅舅家里去。在上海住了几天，母亲同着弟妹们上了长江的轮船，一直到父亲做官的地方去。我也跟着母亲上了船，坐在她的房舱内。母亲含着眼泪对我说：“你是一个有上进心的孩子，将来当然有成就；不过，你究竟还是一个小孩子呵！到了广东之后，一切要听舅父舅母的话，一切要小心，至少每个星期要给我和父亲写一封信来，好叫我放心。”我不待母亲说完，已经哭得转不过气来。母亲见了这个情形，便说：“你若是愿意改变计划，仍旧跟我到父亲那里去，现在还来得及，轮船要到明天一早才开呵。”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心中的为难一定是很大的。可是对于这心灵上自相冲突的痕迹，现在却一点也记不得了。所记得的，是不知怎样的下了一个仍旧离开母亲的决心，一面哭泣着向母亲磕了一个头，一面糊里糊涂的跟着我的亲戚，仍旧回到那个小客栈里去。回去了以后，整整的哭了一晚，后悔自己不曾听着母亲的话，仍旧跟着她去；但似乎又有一种力量，叫我前进，叫我去追求我的梦想。

舅母是我自小便认识的，因她和母亲的友好，我们和她都很亲热。但是，一位从前常常和我同游玩的表兄和一位比我小两三岁的表弟，现在却都死了。我到广东时，舅舅的家庭中是有了三位我不曾见过的表妹和表弟，故我便做了他们的大姊姊。其中最大的一个是二小姐，下人们便把我叫做“大二小姐”——因为我自己也是行二——而他们三人也都叫我做“大二姊”。这一个称呼，看上去似乎无关轻重，实际上却代表了这个家庭对于我的亲爱。我不是表姊，而是两个二姊中的大的，这分明是舅父舅母把我当做自己的女儿看待了。这对于一个刚刚离开母亲的十几岁的女孩子，是给了多大的温情与安慰呵！至今舅母家的下人们，还是把我叫做“大二小姐”，表弟表妹们也仍旧把我叫做“大二姊”。而我每听到这个称呼时，也总要立刻回想到幼年在舅舅家住着时，所得到的那一段温情与亲爱。

因为这三位表弟妹都是生在广西的，舅母家的下人，说的又都桂林话，而小表弟的奶妈，说的又是桂林化的湖南话，故我最初学习的第二方言，便是桂林化的国语。至今在我的蓝青官话中，常常还带有一点西南省份的口音，便是由于这个缘故。

我到广东不久，便央求舅母到医学校去报名，虽然在我的心中，知道自己是绝对不喜欢学医的，但除了那个医学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学校可进呢？有一个学校可进，不总比不进学校好一点吗？可是，自我到了广东之后，舅舅对于我进学校的一件事——他从前最热心的一件事——现在却不提起了。等我对他说起的时候，他却总是这样的回答：“我看你恐怕太小了一点，过了一年再说好不好？在此一年之内，我可以自己教你读书。你要晓得，你的智识程度还是很低呵。并且我还可以给你请一位教师，来教你算学和其他近代的科学。这样不很好吗？”

舅舅的不愿意我立刻进学校，当然是由于爱护我，知道我年纪太小，还不到学医的时候；智识又太低；而立身处世的道理又一点不懂。故他想用一年的功夫，给我打一点根基。后来想起来，这是多么可感的一点慈爱，不过那时我正是一个未经世故的莽孩子，对于尊长们为我的深谋远虑，是一点不能了解的。我所要求的，仍是“进学校”。

后来舅母和舅父商量之后，只得把我带到医学校去，姑且去试一试。我同舅母一进学校的房子，便有一位女医生，叫做什么姑娘的，出来招呼舅母，并笑着对我点点头。舅母对她说了几句广东话，那女医生就用广东话问我，“今年十几岁了？”

我回答她：“十三岁，过了年就算十四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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