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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坡的宇宙导读（第1页）

马凌

19世纪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历来被视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恶魔式人物，无论其私生活还是其作品，均被贴上“渎神”的标签，比如D.H.劳伦斯就在他的《美国文学经典》（1923）中愤怒地指出：在坡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吸血鬼，尤其是坡本人。但很多人所忽略了的是：这同一个坡，曾经在1848年2月3日，在纽约的一家图书馆里，面对六十名听众，严肃地论证了上帝的存在。这次演说的讲稿，经过修改，于四个月后出版，这就是被后世称为“美国天书”的《我发现了》。

爱伦·坡显然把这本不到150页的小册子视作自己一生创作的最高成就与最后的总结，然而，这篇“艺术遗言”因为集天文学、逻辑学、神学、美学为一体，不可避免地有庞杂晦涩之嫌，所以多年来颇受冷落——研究界或者视而不见，拒绝评论；或者忽视其重要性，认为它系“业余天文爱好者的拼凑之作”；更有甚者，干脆将其视为作家神经错乱状态下的一派胡言。有意思的是，坡在《我发现了》的序言中曾自豪地宣称：“我书中所言皆为真理：——所以它不可能消亡：——即或它今天因遭践踏而消亡，有朝一日它也会‘复活并永生’。”一百年后，坡的理论果然得到了“复活”：一方面，以瓦莱里、奥登、约翰·欧文、丹尼尔·霍夫曼为首的一批著名文学评论家给予此作以高度评价，比如哈罗德·布鲁姆就宣称，“就文学价值而言，《我发现了》比他的诗歌的价值要大得多”；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天体物理学的发展，科学家们证明了坡的伟大——原来，《我发现了》所“发现”的实际上是宇宙的诞生和消亡原理，其中的假说与“大爆炸”“热寂说”等当代理论不谋而合，按照天文学家的看法，坡是堪与开普勒、牛顿甚至爱因斯坦媲美的天才人物。

《我发现了》的确是坡一生事业的巅峰，也是他全部思想观念的一个总结。它的出发点是宇宙论，中心点是上帝论，落脚点却是人生论和文学论。一方面，与其说坡“发现”的是一个科学的宇宙，毋宁说他“发现”的是一个神学的宇宙；另一方面，借着爱伦·坡的“发现”，我们亦可以重新“发现”爱伦·坡本人的观念世界和文学世界。

一

《我发现了》有两个副标题，其一是“一篇关于物质和精神之宇宙的随笔”，其二是“一首散文诗”。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发现了》既是科学性很强的随笔，同时又是“诗”呢？先要明白坡对“诗”的独特定义。早在1831年他的诗集再版时，他就宣布过自己的诗歌信条：“依我之见，诗与科学论文的不同之处在于诗的直接目的是获得快感，而不是求得真理。”奇妙的是，《我发现了》正是一部科学著作与一首诗的结合：一方面有科学真理，一方面又直接关注人生问题。

《我发现了》里的爱伦·坡是异常严肃的，甚至有些学究气。在书的开篇，他宣布要与读者一道探讨一个最严肃、最广博、最艰深、最庄重的问题：“我决意要谈谈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谈谈物质及精神的宇宙：——谈谈它的本质、起源、创造、现状及其命运。”随后，坡对“宇宙”做了界定：“指人类想象力所能及达的浩瀚空间，包括所有能被想象存在于这个空间范围的万事万物，无论其存在形式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也就是说，坡将天文学意义上的“物质宇宙”视为“星系宇宙”，而他的宇宙观念除了物质宇宙，还包括了精神宇宙。西方的宇宙观念大体上有两种表述，一是cosmos，来自希腊文kósmos，本义为秩序，其反义词是chaos，意为混沌；二是universe，来自拉丁文ūniversum，意为包罗万象、万有。坡的宇宙概念一方面包括了前者，有对宇宙秩序的探索；一方面更接近于后者，包容了一切。最有意思的是，坡的宇宙有一个认识论的前提——人的想象力，这有种唯心主义的色彩，也是他的特异之处。

借一封虚构的、来自未来世界公元2848年的“瓶中来信”，坡批判了以柏拉图为代表的“演绎式”及以培根为代表的“归纳式”这两种“获得真理之路”。在坡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自明之理”，人的认识之路就像开普勒发现定律一样，要通过“直觉”和“想象”。既而，坡“想象”出了一套宇宙粒子理论，然后用了将近五分之四的篇幅修正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坡指出，宇宙起源于虚无，在类似“大爆炸”的原始推动力作用下，原始粒子产生，并形成了多样的物质和星系，但是，每一个粒子自诞生起就都处在回归寂灭的状态，也就是于扩散运动中回归原始的“统一”。正是在由大串天文学术语构成的论述里，后世的科学家们惊喜地识别出了“大爆炸”“黑洞”“反物质”“多重宇宙”“熵”等现代天文物理学理论。须知，直到1948年，西方世界才出现关于“大爆炸”的论文，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科学家们才把“熵”与宇宙的终结相联系，70年代之后方把“黑洞”与多重宇宙相联系——简而言之，坡的宇宙理论，可谓相当超前。

但就像牛顿因为解决不了“第一推动力”最后要皈依上帝一样，坡也在全文的五分之四处突然转向了上帝。他指出星系宇宙的一切源于上帝，“随着上帝之心的每一次悸动，一个崭新的宇宙将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马上急转直下的是下一段：“那么——这颗上帝之心是什么？”坡回答说：“它就是我们自己。”

根据坡的理论，上帝的意志是宇宙的起点，也是宇宙的终点。在星系宇宙里，“实质性的虚无”就是上帝的原初状态，这也是一个“统一”的混沌状态。当上帝的意志开始运动时，从虚无中创造了原始粒子，上帝本身也就随原始粒子分解并扩散，而每一个粒子都在扩散的过程中回归向那个原始的“统一”状态，也就是“上帝的状态”。是以，星系寂灭的过程也就是向上帝靠近的过程。同理，与物质世界相仿，在精神的宇宙里，上帝的神性也分解为无数的粒子向外扩散，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的神性，人的生命由生到死的运动，也就是“上帝的复原”，所以，“死”是个人的灵魂与上帝相“统一”的过程。整个宇宙——物质的和精神的——就是这样在上帝的心跳中被创造、被毁灭，循环不已。

就这样，《我发现了》指出一条道路，由宇宙通向上帝，再由上帝通向人心。在此意义上，它的确是首“诗”，因为它的主旨其实不是认识星系宇宙，而是把星系宇宙当成一个媒体，借观察它来理解上帝的存在，进而探求人类的“快乐”。坡解释说：“考虑到这一点[即死亡是向上帝的回归]，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能领悟上帝不公和命运无情之谜。只有考虑到这一点，不幸之存在才变得可以理解；但也正因为这一点，不幸变得更多，变得更可以承受。我们的心灵不再抗拒我们加于自己的不幸——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即便是徒然地为了——延续我们自己的欢乐。”《我发现了》最后的句子，是充满福音味道的、神秘主义的呼吁：“请记住一切都是生命——生命——生命中的生命——小生命在大生命中，而一切都在神灵之中。”

二

1849年10月7日，《我发现了》正式发表年余之后，坡走完了他命途多舛的一生，最后的遗言是“上帝保佑我可怜的灵魂”。联系他昔日玩世不恭的所作所为，《我发现了》是不是作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自己过去的全盘否定呢？应该说，这篇文章里的思想，绝不是坡一时冲动的产物。在他的生活里，始终有宇宙的一席之地；在他的作品里，亦有死亡与上帝的不绝回声。

童年时代的坡，据说就已经懂得昴星图，知道“阿斯塔耳忒女神镶宝石的新月以及月球上的山脉”。少年时代，在养父的豪宅中，阳台上架设着一支望远镜，更培养了他对天文学的兴趣。大学期间，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得惊人，除了文学，对化学、物理学、植物学、医学、法学乃至数学都有所涉猎——特别是天文学，坡用心读过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侯爵的著作，熟悉其《宇宙体系论》（1796）所提出的星云假说；也读过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爵士的《天文学论文》（1833），对其提出的月球考察的可能性非常感兴趣。坡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第一次技术革命取得成效，而第二次技术革命正在进行理论准备的时期，全社会都有一种积极进取、探求未知世界的情绪。当坡于30年代进入报刊业的时候，恰逢大众报业为了迎合读者兴趣而比较注重科普知识的年代，作为有“杂志习性”的“杂志人”，坡继续发展了他的天文学兴趣。尤为重要的是，1842年前后，自然科学界最大的成就是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发现，这是牛顿力学理论体系建立以来物理学的最大成就。受其鼓舞，天文物理学进展迅速，德国天文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五卷本著作《宇宙》第一分册于1845年问世；另一位德国天文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冯·梅德勒于1846年发表《中央恒星》；从1845年开始，一台长16.5米、直径1.8米、名为“巨兽”的天文望远镜直指苍穹。所有这一切，都为《我发现了》准备了科学基础。

而在文学创作方面，坡有两个系列的小说一直颇受忽视，那就是科幻题材的小说和思辨色彩的小说。应该说，这些小说孕育了《我发现了》的母题。

属于科幻题材的小说有三部：《汉斯·普法尔登月记》（1835）——主人公乘气球登月，详细叙述了飞行原理和太空景观；《气球骗局》（1844）——描述了乘气球跨越大西洋的冒险；《未来之事》（1849）——公元2848年乘气球旅行的人嘲笑“古代人”对于天文学和哲学的无知，是出现于《我发现了》中的“瓶中来信”的后续和补充。这三部小说实为一部小说的反复再现，那就是通过气球载人飞行的情节构架，来介绍天文学理论和假想飞行过程。坡不是一个好的科学幻想小说家，在他的幻想中，一千年后的人类，还在以气球为飞行器，与凡尔纳的潜艇、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乃至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相比，在科学想象力上不可同日而语。但值得注意的是，坡并非为科学幻想而科学幻想，他实际关心的还是天文学后面对应着的宇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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