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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城市 二 城 市（第1页）

漫长的旅程在广州火车站终止，坐了二十小时，甚至是三十、五十小时的火车后，旅客从车厢奔涌而出。大部分人都很年轻，只身来到广州，拖着箱子或者背上驮着曾用来装米的粗麻布袋子。车站前巨大的广场上密密麻麻都是人，你听到的第一个声响就是寻人广播，有些人刚来就迷路了。河南来的某某，你的哥哥在找你。嫂子，到出站口来。欢迎来到美丽的花城：一家巴士公司正在招揽乘客。但是这座城市看起来既不美，也没有什么花。

爬过一个陡坡穿过天桥就是长途汽车站，那儿有直达巴士，开往三十公里外的东莞，每十分钟一班。巴士挤得满满，全是汗水和衣服不常换洗的气味，这是打工族的味儿。

巴士一路冲向高高架起的高速公路，高架下方是一座又一座的工厂：印刷厂，油漆厂和塑料厂，手机厂，螺丝厂，沙发厂。厂房上贴着白色的瓷砖，仿佛是巨型的公共厕所。工人宿舍的阳台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中国的工厂取名都讲究个吉利，去东莞这一路就像是通往美德与财富的高速之旅：高精空调。永诚制衣。新时代拉链公司。

离第一批工厂建起已有二十年，但给人感觉却仿佛此地才刚开始起步发展。山的一面被炸开，露出光秃秃的红土内脊。高速公路的下坡出口消失在杂草丛生的沼泽地；从一个全新的企业总部望出去，四周是稻田、鱼塘，鸭场。仍有人在这里种地，真是一个奇迹。17世纪，这里的居民将珠三角这个冲积平原变成了中国最肥沃的一个地区，为国家供应鱼米蔬菜，并出口丝绸到欧洲。今天，在这片加速工业化的土地上，看起来格格不入的反而是这些自然景色。这里的农民大多数也是移民，是底层中的最底层，因为他们背井离乡从千里之外来到这里，依旧摆脱不了种地。

巴士在东莞出口减速，工厂越来越近。厂房正面吊着红色的标语，仿佛笑咧着下垂的嘴角欢迎你的到来：招聘有经验女工。一家工厂的大门口，外来务工者聚集在一起，默不作声地盯着招工广告看得发呆：每天下午1:30，侧门集合。一家名叫“跳槽公司”的——这名字不错——在招工。巴士穿过另一片巨大的工地——不对，是公交车站——放乘客下车。

了解东莞这个城市最好的办法就是走走看。高耸的银行总部外墙贴了反光玻璃，一旁是卖摩托车零件和塑料管的街头铺子和牙科诊所。马路有十个车道那么宽，市内街道像高速公路一样。农民工走在路肩上，带着行李箱或者铺盖卷，公交车和卡车从身后急速驶去。到处都是打桩的工地，电钻咝咝作响，摩托车呼啸而过，尘土飞扬。街边上的噪音震耳欲聋。道路宽阔平整，却没有红绿灯和斑马线。这座城市是为机器建造的，而不是为了人。

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几乎每一条街上都有政府的办公机构，但是在东莞却根本看不到。到处是黑摩托的士，骑车的男人招呼着行人上车。卖假文凭的在街角出售伪造的大学毕业证。在东莞有一家山寨版的宜家家居和一家名叫“麦肯基”的快餐连锁，以及一幢自称为“君悦饭店”的十层大楼，酒店大厅是大理石制的，侵犯版权也是明知故犯（酒店前台的一个姑娘说，“我们饭店的名字里面有个‘i’，他们没有”）。东莞一共有三十二个镇，每个镇都专攻一项制造业。长安是做电子元件的，大朗以做毛衣而知名，厚街是做鞋的。三星和先锋在寮步开厂；南城有世界上最大的诺基亚手机生产基地；中国消费的所有雀巢速溶咖啡都是东莞市中心的一家工厂生产的。工厂就是公交车站，就是纪念碑，就是地标，而城市里所有其他东西的存在都是为了工厂服务。东莞的公路网是国内最密集的，目前还在不断扩张，只为了把商品更快地送到全球各地。为了让工厂的客户们心满意足，豪华酒店和高尔夫球场如雨后春笋般四处涌现。世界各地的采购商住在东莞喜来登酒店，服务台给客人们列了一张表，上面有他们需要去的所有地方：

广东国际会展中心

东莞国际会展中心

鸦片战争博物馆

太平码头

沃尔玛

家乐福

百佳超市

海逸高尔夫球会

峰景高尔夫球会

长岛高尔夫球会

没有人知道东莞确切的人口数量。根据市政府的说法，东莞有一百七十万本地居民和大约七百万外来务工人员，但是很少有人相信这个官方数据。关于东莞人口的猜测众口不一。东莞有八百万外来民工。东莞每年增加一百万外地人。东莞有一千万农民工，但说只有七百万是为了避税。市长或许知道得多一点儿，但是他也不说：“东莞的实际人口比公开的数据要多得多，”在2005年的一次论坛上他对记者说。他个人“保守地估计”，按他的话说，超过一千万。

东莞是个未完成的城市，一切都处于正在成为另一件事物的过程中。一条人行道上堆着高高的石头地砖，上方有标识写着欧式宫殿级写字楼。中央商务区豁开坑坑洼洼的大口子。城市的东边，一个新的市中心正在崛起，将来的某一天会有政府办公楼，图书馆，科技馆和剧院。而现在这片地区宽敞的大道上没有车辆，静悄悄的商场里杂草丛生，篱笆修剪成整齐的几何图形。东莞的口号是“一年一大步，五年见新城”。

塑造新生活的速度甚至更快。几节电脑课能让一个人即刻平步青云进入另一个阶层；在人才市场，一个上午足以令人建立起新的职业生涯。在照相馆花二十块能照一套相片，布景上绘有高档住宅前的栅栏和庭院，将洗出的照片寄回家，或者送给亲友，或者贴在宿舍的墙壁上，宣告着照片中的那一位如今已经面目一新。在城市的墙壁上，在招工和梅毒诊所的广告旁常常贴着寻人启事：他五年前离家，肤色黑，脸上有麻子，说话语速快，喜欢打电脑游戏。失踪者的家人张贴告示，寻找被这座巨大城市吞没的亲人。

周末，年轻人占领了整个东莞，公园和广场感觉好像露天的高中校园一样。女孩子成群结队地在街上徜徉，穿着花边上衣和紧身牛仔裤，互相搂着肩膀。男孩子的阵容小一些，穿着工厂制服，袖子挽到腋窝下面。情侣们招摇过市却心思各异，女孩子骄傲地展示着她们的男友，男孩子则比较懒散而冷淡。一到星期一的上午，东莞的公园和广场就出奇的安静。工厂的大道上只有一张张漠然的脸孔面对着世界，女孩和男孩们都被吞没在这寂静中。工业生产不需要运动和活力，正相反——一条又一条街上，只有沉默。

晚上公路两旁一长溜的工厂灯火通明。仔细一点，有时能看到窗口闪过的影子，像萤火虫一样转瞬即逝——只要灯亮着，就有人在工作。每一行夜幕中亮着蓝光的窗户都告诉你这是一家工厂；窗户一行隔着一行，就像是海上巍峨的巨轮。从远处看，真美。

两个姑娘从家里出来才二十天，城里的一切都很陌生，她们连工厂老板是谁都不知道。这天，她们什么也没带：没有饮料，没有装着水果和零食的塑料袋。她们就坐在广场上，大太阳底下，这个区在东莞以小型鞋厂闻名。

她们一个叫田永霞，一个叫张大丽。十六岁，第一次离家。大年初九——这天是出远门的黄道吉日——她们从河南农村的老家出来。村里有个姑娘在东莞的一家厂里打工，一个月挣八百块，她们也想挣。她们每人付给一对夫妇四百块钱，这对夫妇答应给她们安排进厂工作，并带她们从村里出来，坐了三天的汽车。可是到了东莞，没有工作，这对夫妇也不见了。

两个女孩在公交车站捱了四个晚上，终于和某个老乡联系上了。老乡给她们找了一家电器厂的工作，一个月三百。工资很低，但她们也没法跟老板谈工钱。“那个时候我想进厂，就为了睡个好觉，”永霞说。她的脸宽宽的，小眼睛，爱笑。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在说话。大丽要苗条些，更好看，五官精致，牙齿不齐。

两个女孩子很快就了解了工厂生活的等级，她们身处最底层。先来的工人瞧不起新来的，也不跟她们说话。这是一个较小的分厂，工资低，但是在公司的总厂打工需要有技术，还必须有像样的身份证。两个女孩进厂时用的文件是找别人借的，因为她们还没有申领自己的身份证。一天在流水线上八小时班，周末休息，但这并不是好事，因为加班才意味着更多的工资。做鞋的厂子工资更多，但大家都知道鞋厂的工时极长，两个女孩经常辩论，为了多赚点钱是否值得累到筋疲力尽。永霞和大丽进厂没多久，就开始谈到辞职。

两个姑娘离家前有一个约定：如果到东莞的第一份工泡汤了，她们就直接回家。但是当第一份工真的化为泡影时，她们留了下来。她们已经来到了城市，和从前不同了。

遇到永霞和大丽的时候，是我刚来东莞的第二天。那是一个2月的上午，天空暗白，空气里满是热气和摩托车的尾气。在珠三角，下个月就将开始入夏。我带着两个女孩去了一家面馆，给她们点了可乐。她们小心翼翼地从吸管里啜着可乐，告诉我她们离家的故事。

我对她们解释说，我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永霞翻来覆去看我的名片，琢磨着上面陌生的北京地址。“我们能给你写信吗？”她突然说。“我们很想妈妈。我们很寂寞。”透过面馆的窗户，一个姑娘发觉外面有情况。两人起身散开，好像一对受惊的鸟。“不好意思，我们得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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