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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真空管和碎冰锥（第1页）

1948年11月19日，生活研究所。

手术室的灯光明亮，定向地打在玛丽·科帕索（MarieCopasso）暴露出的头骨上。早些时候，助理护士佛罗伦斯·杜丁（FlorenceDudin）剃掉了科帕索前边的头发，方便我外祖父用手术刀在额头上开一个半月形切口，然后把额头上的皮肤，像裹地毯一样的卷下来。血液已经被冲走，下边的白骨若隐若现。

一群人坐在高处的一个小小的观察室里，围观着手术的进行。科帕索的这场手术座无虚席，至少有24个人来观摩，他们大多数是神经外科医生。最为远道而来的两个，一位是埃本·亚历山大（EbenAlexander），他从家乡南卡罗莱纳来到哈特福德；以及乔治·麦肯齐（GeorgeMcKenzie），他是位加拿大的一流外科医生，也是国际神经外科协会的现任主席，他从多伦多赶过来。跟亚历山大和麦肯齐一样，其他外科医生也很多是领域内的翘楚：巴克利、福克斯、日耳曼、莫尔特和惠特科姆。除了外科医生，还有许多精神病学家、神经学家以及一些做相关研究的科学家来到了这里。

其中最热切的一位观察者可能是瓦尔特·弗里曼，即把额叶切除引入美国的那个人。因为除了我的外祖父和玛丽·科帕索，弗里曼是这里最为紧张的人。那天在疗养院的手术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的外科领域争论，而弗里曼和我的外祖父是互相对垒的两派。弗里曼站在观摩平台边沿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术的进行，十分认真地看着我外祖父钻开玛丽·科帕索的头骨。

那个钻孔，即使是钻一个小小的洞，都是种昭示。在过去的几年里，外祖父租用了一间车库，它位于哈特福德市中心华盛顿大街和杰斐逊大街交叉口的美孚车站（Mobil）里面。近来他在车库里发现了一种叫做环钻的工具，也就是一个带着直径1.5英寸的圆环的钻头，它非常坚硬，足以穿透钢铁的车身。他突然想到，这样一种环钻可能很适合在头骨上开洞。外祖父把一个环钻加上说明，寄给了一家名叫科德曼和施德莱夫（Codman＆Shurtleff）的医疗器械制造商。商家为他专门定制了几个，并在之前的基础上稍加改造，使其钻透深度刚好是头骨的厚度，又不会触及脑膜（就是包裹着大脑的一层纤弱的薄膜）。现在他将一个环钻放在了科帕索一只眼睛上方的裸露头骨上，随即按下了钻头的开关，钻头立马飞速旋转起来，隐约可见，头骨上一些潮湿的钙质被卷了起来。这个电钻除了钻头是新的以外，它本身与外祖父用来在汽车上钻孔的电钻好像一模一样。

他将科帕索额头上钻下来的骨片取下来，又重新把电钻放到另一只眼睛上方，重复这个过程。完成之后，他把电钻放到一边，拿起手术刀，切开硬脑膜、蛛网膜和软脑膜，露出了科帕索那坑坑洼洼的前额叶表面。

这个手术室十分先进，所有墙面都贴着上了抗菌釉的洁白瓷砖。一个月前，手术室才被开放使用，它位于生活研究所新建的柏林盖姆大楼里，这栋楼在疗养院园区的北边，和柏林盖姆的研究大楼相邻。这是世界上第一间专门为神经外科所建的手术室。正如我外祖父的定制环钻那样，他的手术室也全部按照他的精确说明进行配备：里面有六个杀菌灯，两台犡射线观察箱，一个解凝机，一个可调节到任意角度且随意伸缩的手术台，它适用于任何体态身长的病人。

这个房间是负责人伯林盖姆对额叶切除术进行全面推动的一部分。自1938年来，生活研究所已经做了10年的额叶切除术了。而柏林盖姆认为，长期操作这个手术所获得的熟练感，让他获得了有关于如何照料神经外科病人的无与伦比的实践经验。在他看来，手术最基本的好处就是：它毁灭了病人之前的人格，让他这样开拓进取的精神病医生有了机会重建一个崭新而更好的人格。“脑白质切除术，”他写道，“是为建立一个更适宜的人格而‘扫除障碍’的。”

柏林盖姆着眼于扩展这种手术的用途，他在疗养院里面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神经外科单位，这个单位从我外祖父的手术室伊始，后来发展为一整层楼的教室，以及同在这栋楼内的独立住宿病房。病人们要接受特殊的训练，以重新认识到社会期望。这些训练包括“针对良好的个人卫生问题的长期指导”。此外还有职业指导，甚至性取向的重新定位。有相当一部分病人被送往生活研究所是因为同性恋问题，柏林盖姆认为这是一种精神疾病，而且他相信在手术以后，同性恋病人的性取向会和人格一样可以灵活转化。早在1948年之前的一次精神病会议上，他就鼓吹至少有两个额叶切除病人的性取向被扭转了，有一个是“时常产生异性性交适应困难的年轻人”。术后的几个月，他在其他方面都有所改善，除了性方面。他被循序渐进引入了社交环境，这点让我们很满足，因为他现在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女性举止优雅地相处。还有一个是“因为经历了不幸的爱情，从而诱发了疾病的女人”。术前和术后，她都恶意地对抗所有男性，而她最终的结果与收获都和之前那个年轻人一样。在这两个案例中，若是将这两个病人直接送回家，或是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倾向行事，他们又是否会自发完成再社会化呢？这很值得怀疑。

柏林盖姆对神经外科的影响，使他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头人，同时也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早几个月前，在1948年美国精神病会议期间，委员会将柏林盖姆提名为协会主席的最佳候选人，而柏林盖姆的主席梦却因一位名叫乔治·斯蒂文森（GeorgeStevenson）的候选人的反对而破灭了，斯蒂文森反对精神外科而倡导心理疗法。他抨击柏林盖姆在其生活研究所中太过着急地操起手术刀，而这些手术还并不具合法性，由此，他以压倒性优势打败柏林盖姆。不过，伯林盖姆对神经外科的信念，并未被这种挫折所动摇。

不久后，伯林盖姆开始对玛丽·科帕索的人格再造进行监督。首先，必须将她的旧个性摧毁，不过这个治疗环节不在柏林盖姆的职责之内。所以11月那一天，柏林盖姆只是作为观众之一，在观察台上看我外祖父手术。

外祖父还没提出来，助理护士就递给他一把细长的工具，这种工具叫做脑压板，看起来会让人想到鞋拔子，他将压板小心翼翼地伸进科帕索额头右侧的洞里。他翘起她的额叶半球，向里头窥探着。他正在寻找连接着下边眼窝处的那部分额叶，以及大脑更深层次结构的神经纤维。当他找到目标以后，他就会把另一种叫做抽吸导管的东西伸进去，那是一根纤细的电动真空管，可以将纤维吸出来。然后他把压板和导管收回来，放到另一侧的洞里去。

他工作起来十分严肃且迅速。他手术的时候总是有些暴躁，若是护士或助手有一丝马虎，他都会严厉地呵斥他们。他以手术精准为豪。而这也是这台手术的全部意义：精准。沃尔特·弗里曼和詹姆斯·瓦茨的标准额叶切除术的问题就在于太过草率。埃加斯·莫尼兹的手术，就是这种草率的恶果。他们给额叶中里带来了混乱。甚至连弗里曼自己也描述自己的手术“具有破坏性”。外祖父至今已经加入康涅狄格州联合额叶切除研究组两年了，虽然他很快就熟悉了传统的方法，毕竟这种方法还是整个研究的焦点，但与此同时，他还是对这种方法有些失望。虽然他现在也是个额叶切除的专家，有时候一天要做5台手术，但他开始觉得额叶切除术对前额叶的伤害太大了，会对人格及其功能产生隐伏而不可逆转的削弱。他相信无论额叶切除带来了什么好结果，这都是由于前额叶与其他脑区被简单粗暴地分离了。所以为什么不只关注这些纤维，而让额叶的其余部分保持完整呢？

这就是他这台手术的目的。他将其称为部分额叶切除术，或者叫眼眶环切术（orbitalundercutting）。因为手术集中于眼窝处的前额叶下部。他已经练习这种新方法几个月了，不论是在生活研究所还是康涅狄格州的其他三个疗养院，他交替使用传统额叶切除术和他设计的这个新方法并比较结果。有传言称，这种方法最初的结果引发了轩然大波。约翰·富尔顿对黑猩猩的额叶切除引发了莫尼兹对人类的白质切除探索，而现在他对我外祖父的这项技术表现出了狂热的兴趣。富尔顿无法亲自莅临生活研究所观摩，因为他已经与华盛顿特区的卫生局局长有约在先，不过他实验室的许多研究者倒是都出席了这次观摩。

总之，手术花了大概一个小时。最后我外祖父将钻下的骨栓重新插回到科帕索的前额，并将它们缝合起来。护理员将她推到恢复室。她很快被推到同一幢楼的四层，这里是专为额叶切除术后病人提供的特殊病区，这里也囊括了负责人柏林盖姆的“神经外科病人再训练教室”。外祖父梳洗干净之后，回到了观众席间问候他的朋友和同事。

另一个女人躺上了刚才科帕索躺过的手术台。

轮到瓦尔特·弗里曼了。

弗里曼也一直努力在构思新的改良版白质切除术。像我外祖父在手术中使用了定制的车身环钻一样，弗里曼的方法也用到了一个完全颠覆原来用途的定制工具。只不过我外祖父的顿悟发生在车库，而弗里曼的顿悟则是在停尸房。

在弗里曼和詹姆斯·瓦茨看来，额叶切除术的关键不在于切断太多部分而对额叶造成损害，而在于手术过程太过冗杂难以执行。作为一种主流外科手术，它需要的不仅仅是在病人的颅骨上开个洞，还包括了所有并发症的出现、住院期间的投入以及很长的恢复期。而最令弗里曼沮丧的是，这种技术需要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来操作。标准额叶切除术是弗里曼的构想，他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倡导者。但是归根结底，在他的神经外科医生同事瓦茨进行手术实操时，他只能沦为一个手术室里的观察者。

而那天瓦茨并没有在场。

事实上，弗里曼和瓦茨已经有些疏远了，因为有一天，瓦茨偶然来到他们两个的办公室，非常惊恐地发现弗里曼在独自做手术，而这个新手术也正是现在他在疗养院展示给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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