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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第2页）

“老爷子，当心啊！”

后来，鲁勃佐夫，我，还有五个人，有敌人也有朋友，被带到警察局去了。在这个秋夜的宁静的黑暗中，有一阵阵快活的歌声给我们送行：

咳，我们捕到了四十条梭鱼，

用它们去缝一件鱼皮衣！

“伏尔加河上的人民多好啊！”鲁勃佐夫赞叹道，并不断地擤鼻涕，啐唾沫。他小声地对我说：“你逃走吧，逮住机会就跑！你干吗要往警察局里钻呢？”

我和一个高个子的水兵（他在后面跟着我）急忙窜进一个小胡同里，越过一道又一道围墙，终于跑掉了。可是从这一夜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碰到这个最可爱的聪明的老头尼基塔·鲁勃佐夫了。

我周围逐渐变得空虚无聊。大学生们又开始闹学潮了。我不理解这种学潮的意义，也不明白闹学潮的动机。我看到的只是快活的奔忙，没有感觉到其中有悲剧。我在想，只要有幸能读上大学，我甚至甘愿去忍受严刑拷打。如果有人建议说：“你去学习吧，但为了让你学习，每星期天我们将在尼古拉耶夫广场用棍子揍你一顿！”就是这样的条件，我也一定会接受。

有一天，我顺路到谢苗诺夫的面包作坊去，在那里得知面包作坊的人准备到大学去殴打大学生们。

“我们要用秤砣去砸他们！”他们幸灾乐祸地说。

我跟他们争论起来，对骂起来，可是我突然吃惊地发觉，我本来既无心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话去为大学生们辩护。

我记得，那天我像一个被打成重伤的人，带着一种苦闷得无法遏止的心情离开了地下室。

晚上，我坐在库班河岸上，一边向黑色的水里扔石子，一边翻来覆去地考虑着下面一个想法：

“我该怎么办？”

为了消解苦闷，我开始学习拉小提琴，每天夜晚都在店里吱嘎吱嘎地拉个不停，搅得更夫和老鼠不得安宁。我很喜欢音乐，并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学习。可是有一次我的提琴老师——一位戏院乐队的提琴手来上课时，趁我出去的时候，竟打开了我没有锁上的钱柜。我回来时，他已经把钱装满了衣服的几个口袋，看见我走进门来时，他伸长脖子，把一张刚刮过的哭丧着的脸送过来，小声说道：

“嗯，你打吧！”

他的嘴唇哆嗦着，从他那没有颜色的眼睛里滚出几滴油亮的眼泪，泪珠大得出奇。

我很想把提琴手揍一顿。为了压制自己这一举动，我坐在地板上，把两只拳头压在身体下面，命令他把钱放回钱柜去。他把几个口袋的钱全倒出来了，朝门口走去，但又停了下来，白痴似的用高得惊人的声音说：

“给我十个卢布吧！”

我给他钱，但学提琴的事也告吹了。

这一年的十二月我决定自杀292。我在短篇小说《马卡尔生活中的一个意外事件》中曾试图描写这次自杀的原因，可是没有写好。小说写得很拙劣、可恶而且缺乏内在的真实。不过我又觉得，它的优点也在于完全没有这种真实性。事实是真的，可是讲述这件事的人好像不是我，也不是讲我自己的事。如果撇开文学价值不谈，里面却也有某些我感到愉快的东西，那就是：好像我已经跨越了自己。

我在市场上买了一支鼓手用的手枪，里面装有四发子弹。我朝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原想会击中心脏，但是只打穿了一个肺。一个月后我才非常尴尬地感到自己愚蠢至极，就又回到面包作坊干活了。

可是，这里我并没有干多久。三月底的一个晚上，我从面包作坊回到面包店时，在女售货员的房间里看见了霍霍尔，他坐在窗口旁边的椅子上，默默地吸着一根很粗的烟卷，留心地观望着面前腾起的烟雾。

“你有空吗？”他没有向我打招呼就问道。

“有十分钟。”

“请坐，我们聊一聊。”

跟往常一样，霍霍尔穿一件紧绷绷的“劣皮”哥萨克上衣，浅色的大胡须散落在宽大的胸前，倔强的脑门上竖着剪短了的硬发，脚上穿着一双笨重的庄稼人的靴子，靴子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臭胶味。

“喂，”他平和地低声说，“你是否愿意到我那里去？我住在克拉斯诺维多夫村，沿伏尔加河下去约四十五俄里，那里有我的一个小铺子，你可以帮我做买卖，这不会占你很多的时间。我有很多好书，可以帮你学习。你同意吗？”

“好吧。”

“您星期五早晨六点到库尔巴托夫码头去，打听一下从克拉斯诺维多夫村来的舢板船——船主叫瓦西里·潘科夫。其实，我也到那里去，我会看见您的。再见！”

他站起来，把一只大手掌伸给我，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一块笨重的银质凸蒙表，然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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