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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克尔恺郭尔和安徒生（3）

这本80页的《来自一个尚存者的作品》最终于1838年9月7日出版。书中截取了安徒生的故事《开门钥匙》中的部分内容，这本书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是充斥了“与日俱增的仇恨”，但是，它在很多方面又不同于克尔恺郭尔一贯尖刻的批评，从《来自一个尚存者的作品》这个让人迷惑不解的标题，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这个半死不活的尚存者到底是谁，而他的这些作品又是什么呢？它们到底是文章本身还是它的对象———安徒生的小说呢？或者说，实际上指的是索伦？克尔恺郭尔这个曾经在1837年到1838年期间，因为周围亲朋好友相继逝去而备受打击的人呢？也许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个标题是跟少数知情人开的一个善意的玩笑。也许克尔恺郭尔在克里斯钦港的莫勒家中听人提到过安徒生类似的一本趣书，这些知情人当时也有所耳闻吧。在许多场合下，莫勒都愿意谈论安徒生是怎样一个古怪、幼稚而又顽固的家伙；这位作家总是随身带着一小册手写诗集，而诗集的标题同样也标新立异：“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诗。死于1828年。”1838年，克尔恺郭尔写了一篇关于安徒生的文章，他在文中认为，安徒生不仅写不出象样的剧本、小说或是童话，还在学生社团中大肆取笑那些哲人圣贤。当时，克尔恺郭尔正在冥思苦想，希望能为这篇文章起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标题。事实上，他完全没有必要为此煞费苦心了，因为从他已经选择的标题———《来自一个尚存者的作品》来看，对于这场由克尔恺郭尔发起、永远也不会有结果的哲学闹剧来说，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但是，就克尔恺郭尔的批评来说，其真正的基础何在呢？他为什么不能忍受《只是一个提琴手》或者这部小说的作者呢？而对于安徒生———他不仅留下了作品，同时也留下了不计其数让人评头论足的把柄———来说，这种批判不过是新手对于老手常有的看法。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把克尔恺郭尔放在一边，去冷静地思索一下，安徒生在1835年、1836年以及1837年发表的这3部小说中，到底表达了一些什么呢？尽管每一部小说在构架文笔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而且它们在情感上也呈现出日益强化的趋势，但是，它们却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阐述了两种性别取向共存于同一人的身上时所带来的问题。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提到的，如果读者读过《即兴诗人》、《》以及《只是一个提琴手》的话，就可以看到存在于这3部作品中两性之间激烈的斗争，尽管斗争的方式截然不同；但的确在某些方面有所相似，而3个男主角之间又都和作者存在着某种类似之处。这是关于一场性别之间的争斗，我们不妨引用克尔恺郭尔对《只是一个提琴手》所作的一些尖锐批评：这场抗争最终以“软弱无力的大男子主义”屈服于“不屈不挠的女性气概”而告终。对于安徒生在1835年到1837年期间创作的这3部教育性小说，尤其是《只是一个提琴手》中所阐述的雌雄同体问题，年轻的索伦？克尔恺郭尔则表现出了敏锐的观察力。如同他自己所言，这也是他为什么要“通过生活中的各种语法事例来彻底抨击安徒生”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克尔恺郭尔已经发现了安徒生性格中所具有的女性气质。这一点清晰地体现在几篇语言极其华丽的文章中，这些文章的用词之奢华，以至于读者如同身处深奥无穷的语言迷宫之间，只有遍读错综复杂的插入语和注释，才有可能领会到他的批判方式原来并不难理解。实际上，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如同爱德华？科林恰如其分的评价所描述的那样，并不是一个思想者，更不是一个沈思者———也许恰恰符合克尔恺郭尔那略显微妙但实际并不微妙的暗示。

至于克尔恺郭尔对于《只是一个提琴手》提出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安徒生在生活和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虚弱，冗长的行文之间，充满了傲慢和救世主般的姿态。当克尔恺郭尔开始描述比自己年长8岁的安徒生生平时，竟然歇斯底里地用到了“单身汉阶层”这个词。很不幸，这个词确实没有错，尽管它同样也适用于单身汉的克尔恺郭尔，但后者显然更年轻。不过，相对而言，安徒生显然更容易成为其它问题男人的目标———他们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地借安徒生来掩饰他们自身在男性气概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克尔恺郭尔早已经意识到，安徒生也并不是完全孤立无助的。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安徒生并非如此危险，根据我的观察，他的追随者包括一个由一些志愿者所组成的唱诗班，还有几个到处流浪的美学家，他们声称永远忠实于安徒生。”

克尔恺郭尔在这本书中还从审美和道德方面对安徒生提出了批评：不要纵容自己的生命在同性情感中无端的“耗尽”，正如同安徒生的作品《只是一个提琴手》中的男主角克里斯蒂安所遭受的命运那样无法避免。克里斯蒂安的世界观是悲观的，是一种任命运摆布的看法，而这种观念恰好符合克尔恺郭尔在几年前针对另一个软弱的男人所批判的一切特征———安徒生的戏剧《阿格尼特和人鱼》中的海明。克尔恺郭尔不可能接受这种在安徒生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缺乏男子汉气概的天才。但这种天才的概念却与安徒生本人软弱无力的个人角色并不矛盾。按照克尔恺郭尔的观点，一个天才不应该放任自己，而是应该通过自身意志的力量来鼓舞自己：“天才绝对不是一阵微风就能吹灭的微火，而是能在暴风雪中让自己熊熊燃烧的大火。”当他对安徒生作为一位作家和一个人的身份而发起暴风雨般猛烈攻击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阐述应如何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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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恺郭尔和安徒生（4）

在克尔恺郭尔的全部批评中，经常被忽略、但却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他第一个指出：存在于安徒生作品中的弛缓和软弱完全是由于作者在性别上的混乱。他写道，这位作家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中间地带”，他的全部世界被深深地分割为一个内在的先天世界和一个由后天环境所决定的世界。安徒生在爱情和性别方面存在的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以至于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这些问题的真正根源。不管怎样，这个信息的确是世界文学中最具有戏剧性的一个片断，索伦？克尔恺郭尔把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比做一个雌雄同体的植物：“我们可以把安徒生的天赋比做那些雌雄同体的花。”

克尔恺郭尔在他的其它许多文章中，也多次提到安徒生在生活中存在的雌雄同体问题。例如，在最早的一篇文章中，他向读者讲述了一个动植物王国的奇异景象和概念，人们猜想，这个概念应该是用来指出安徒生的双重性别。克尔恺郭尔把一只蝌蚪推上了舞台，即所谓的蛙属蟾。人们认为，在远古时代，这种动物肯定经历了一个与青蛙相反的成长过程，最终变成了一个小蝌蚪。通过这种长着青蛙腿和蜥蜴尾巴的两栖动物，克尔恺郭尔形象地描述了一种动物———用隐喻的方式来说明一个人———是如何越来越远地偏离正常、合理的发展轨迹。克尔恺郭尔对这种动物学现象的运用，无疑是和他1835年看到的《阿格尼特和人鱼》联系在一起的。如同我们所提到的那样，对于安徒生笔下那只名为阿格尼特、似是而非的青蛙，他是根本无法接受的，而这只青蛙一半在水中，一半在陆地的生活则同样让人怀疑。克尔恺郭尔利用动物作隐喻的手法并不是凭空而来，正如他在几年后的《恐惧的概念》中所强调的一样，在这本书里，他再一次利用蛙属蟾来暗示某种违背自然规律的东西，只不过他这一次所谈论的是那些堕落、退化的孩子。

永远的对手（1）

这不是索伦？克尔恺郭尔的第一本书，也不是第一本特别纯粹针对安徒生作品的书。此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如此彻底地公开评价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为人。9月6日，当安徒生听到这些批评时，他当然会感到震惊。该书出版的几个月前，安徒生曾经在奥斯特盖德与克尔恺郭尔偶然有过一次简短的交谈，他当时已经对这本书有了一个清晰的印象：这本书将是一篇相对较为积极的评论。但是在出版的那一天，他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1838年8月30日———也就是在这本书即将出版的前一个星期，安徒生在日历上所做的标注显示，他正在为此而日渐焦虑：“对于克尔恺郭尔这篇尚未发表的批评，我的内心感到无比的剧痛。”

如先前所提到的那样，《来自一个尚存者的作品》里的批评，以及克尔恺郭尔对安徒生童话故事的厌恶，看起来似乎让人感到很吃惊。像克尔恺郭尔这样博学和理智的人，他对公正的基本认知居然会在某些方面如此有失公允，甚至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似乎已经完全被狭隘的思想和嫉妒所吞噬？无论如何，在1838年克尔恺郭尔抛出自己的批评时，两个人之间的敌对状态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作家与哲人之间则一直在进行着你来我往的相互攻击。这两个人比他们同时代的其它任何人都更能阐明和描述“浪漫主义者”，但他们却都没有看到，或者愿意承认彼此之间的诸多共同之处。他们不仅在童话故事中分享着欢乐，而且也都期望着成为作品里的引诱者，他们都信仰个人主义，也都意识到，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两个人都在痴情地阅读着彼此的作品，但却都不愿意承认这种倾心。在此期间，甚至是在克尔恺郭尔去世之后，出现在安徒生日记中的一些标注都可以表明，他经常阅读这位哲学大师的作品，尽管几乎都是在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下阅读的。安徒生在日记中并没有显示出重视和热情，而只有一个简短扼要的记录：“阅读了克尔恺郭尔的作品”，这几乎像是一段墓志铭，但事实上这并非完全是安徒生的本意。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第一次对克尔恺郭尔做出严肃而认真的回应，是1840年5月13日在皇家剧院上演独幕剧———《一场户外喜剧》的时候。这部戏剧的副标题是“根据一部古老的喜剧而改变的独幕歌舞剧：‘违背自己意志的演员’”。安徒生抓住这个机会，直指克尔恺郭尔写于1838年那篇评论中自命不凡的副标题：“由克尔恺郭尔违背自己意志出版”。这出戏剧的主人公是一个以各种男性角色伪装自己的流动剧院经理。剧中，一个聪明绝顶、但却愤世嫉俗的傻瓜理发师，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一个对世界感到沮丧、但最终却在哲学的指引下，找到让自己独善其身之道的人！我是剧院理发师！”

人们所见所闻都表明，在这位充斥着哲理思想的理发师口中，安徒生已经对两年前克尔恺郭尔说他“只是一个骗子”的批评做出了有力的响应。《来自一个尚存者的作品》中推理部分的众多语句，被直接搬到安徒生的喜剧中。例如：“我是一个理发师！这几个词会告诉你一种概念，它彻底否定了生活中的各种语法规则，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的不快乐。我们的艺术已经衰败了！”

随后，安徒生通过一位对这段话一点不懂的农场工人弗朗茨，用非常愉悦的手法嘲讽了那位认为现代艺术不过是糟糕的剧院理发师。一团迷雾的农场工人问道：“你难道不能直接告诉我，你在想什么吗？”尽管剧院理发师试图希望告诉他，让对方感到“混乱”的只是自己这种说话的方式，但弗朗茨却依然百思而不得其解。最后，那位农场工人不得不恳求：“告诉我，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而等待他的，也依然是另一番警告：

“我想怎么样？想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最值得尊敬的人物心中，意志常常是一种我们可以看到的表像，正像我们在黑格尔那从一无所有开始的伟大尝试中所看到的那样。”

毫无疑问，这是最糟糕的一派胡言乱语，它让索伦？克尔恺郭尔在这个文学舞台上一度感到不知所措。在开始近东长途旅行之前的几个星期，安徒生做出这番还击。克尔恺郭尔马上做出了响应，但他的反应不管有多么的激烈，却始终停留在文字的攻击上。随后，他又把这些愤慨的严词夹杂在自己的其它各类文章中，但甚至到了今天，这些词句似乎还在因为愤怒而颤抖：

《且慢，安徒生先生》，这是克尔恺郭尔为自己的回复所起的标题。在这篇文章中，克尔恺郭尔用最浅显易懂、但对于这位哲学家而言却相当不寻常的语言，把那位童话作家批驳得更为荒诞可笑，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无聊之徒。只是在接下来的长篇大论中，克尔恺郭尔才逐渐恢复了自己特有的晦涩难懂的语言：“安徒生，作为一名作家，他把一切哲学及更高层次学者形态中最消极、垄断性的部分集于一身。”至于在1838年最早对安徒生进行的攻击，他指出：

永远的对手（2）

“我一直在尽我所能去捕捉一个混乱模糊、令人难以琢磨、以作家身份出现的安徒生———这个人存在于他所有错综复杂、蜿蜒曲折、牵强扭曲的作品中。”

在克尔恺郭尔看来，这个“闻名欧洲的安徒生，尽管他即将踏上胜利的里程，但对于我这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却是毫不相干”。但是克尔恺郭尔也没有把针对安徒生的尖锐抨击公布于众，相反，他居然把自己的回击封存在一个抽屉里，直到有一天———大概是1843年———当这位哲学家突然收到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新童话》。这本书中的题词似乎是一个和平信号，同时也对克尔恺郭尔的著作《非此即彼》表达了真挚的谢意，安徒生阅读了这本书，并对此书给予高度的认可，因为他在里面所看到的自己远比他愿意承认的更为透彻。安徒生在题词中写道：“你或许认同我的作品，或许不认，但是你的剖析是毫无畏惧的，这就是最可宝贵的东西。”索伦？克尔恺郭尔并没有因为安徒生出人意料的友好姿态而感激他，直至若干年之后的1849年，他才第一次亲自寄给安徒生一册《非此即彼》，显然，安徒生从来没有想到，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竟然会出现这种兄弟般的来往。于是，他立刻回复：

“亲爱的索伦？克尔恺郭尔！我已经收到你寄给我的《非此即彼》，这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快乐！我感到喜出望外，我相信你会理解我的惊喜；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如此真诚地为我考虑，而现在你就是这样做的！上帝会因此而为你祝福！谢谢你，太感谢了！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阅读了你的书，你忠诚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尽管安徒生在《我的童话人生》第7章里试图淡化他们之间的敌对关系和竞争关系，但两个人之间并没有出现更深层次的和解。事实上，他只是力图在对待克尔恺郭尔1838年给予他的人格攻杀上表现得轻松愉快些：

“人们还开玩笑说，只有克尔恺郭尔和安徒生读过整本书；也就是说那本《来自一个尚存者的作品》。我记得这本书里说过，我并不是一个作家，而只是从我所在群体中逃离的诗人，而未来作家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将我送回到原来的那个群体，或是把我作为一篇文章的一个人物，也就是他所创造的那个我的补充！后来我才真正对这位作家有了更深的理解，很多年以来，他一直真诚而理性地看待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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