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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精彩。择其佳者，佛、森二师胜过今天的克鲁明，但平均水平可能斗不过。我是说专栏文章，不是说经济内容。很可惜史德拉没有写过专栏。要是当年此公动笔，可能无敌天下。史老兄文采顶级，幽默潇洒，而个性是极宜写专栏的。

我自己只写过四篇英语专栏，发表于《*》，可幸保存了下来，读者不妨读读，与美国的大师们比较一下（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第三十至三十三篇，其中三十一与三十三可以视为我的代表作）。我的中文专栏与克鲁明的英文专栏怎样比呢？很难比，因为大家的风格与文体差别甚大。不是因为中、英二语不同，而是在文章的处理上有很大的差别。说我的「专栏」不是专栏我不会跟你打官司。有三点。

其一是八三年山木邀请我写专栏之前，我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逼着自己发明百鸟归巢的写法：四六文体，宋词句法，论平仄，砌字数，古文、白话文、广东话、俗语等都一起用上。读者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但经过约一千五百篇的尝试，我这种文体是写到尽头了。囊括了炎黄子孙数千年的文化，虽然有点不伦不类，但奇异而又过瘾的表达英文是办不到的。其二是我什么题材都写。既然不乏刊物收容，意之所之，包罗万有，题材斗多容易胜出几条街。其三是为了过瘾，一文之内我喜欢写出变化。不是刻意的。只是下笔时如醉酒步行，跌向哪一方自己事前不知道，顺其自然，久而久之，知道读者喜欢这种不成规矩的写法，就继续下去了。是的，跟我的书法、摄影、经济分析那样，我的专栏文字是愈老愈放了。

北京不要拜凯恩斯学派为师（2）

不少朋友问及克鲁明的经济学，我无从回应。数十年来我没有读他家之作，而在求学上克大师算是比我晚了两辈——我在芝大作助理教授时，他的老师是那里的学生。最近读到一篇克鲁明写金融风暴的专栏，有同意与不同意的地方。大家同意的重点，是认为美国面对的难关不容易过。格林斯潘、贝加、刘遵义等人是比较乐观的。整个不幸非常复杂，观点不同在所难免。在一个关键的困境上克鲁明与我的看法相近。他认为美国人的消费意欲会持久不振；我认为借贷的无可避免的收缩，很可能需要长时日。

克鲁明出自麻省理工，他对这次灾难的分析，是相当纯净的凯恩斯学派。他相信储蓄悖论（Paradox　of　Thrift），是森穆逊从凯恩斯的理论变化出来的。他也相信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是凯恩斯的发明。我出自洛杉矶加大与芝大，二者皆对凯恩斯学派没有好感。其实在我个人而言，出自何方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当年读宏观，我老是不明白为什么储蓄等于投资是宏观经济的均衡点。这是凯恩斯的发明，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在一九六三年初，老师普纳（Karl　Brunner）详尽地向我解释得清楚。清楚了，明白了，就认为凯恩斯的宏观分析在基础上是错了。当时我正在深研与凯氏同期的费沙（Irving　Fisher）的利息理论，在基础的理念上二者大有出入，我认为费沙对，凯恩斯错。话虽如此，从凯氏演变出来的方程式我背得出来，博士试考个第一容易，可见读书考试可以是很无聊的玩意。

我不要在这里解释我认为是不对的或起码大有问题的储蓄悖论及流动性陷阱，但克鲁明建议的处理目前金融风暴的主要方案，我认为行不通。他认为美国政府要大手花钱，由政府推出消费，因为消费者有钱也不一定会花。这是纯度一百的凯恩斯学派了。

我认为这政策行不通，因为美国政府今天的财赤庞大得惊人，再大花一笔后患无穷也。事实上，目前的金融灾难，虽然不是起于美国政府花钱太多，但庞大的财赤肯定是加重了他们目前面对的困境。佛利民生时认为伊拉克之战是大错，但又认为财政上美国负担得起。真的吗？

我的观点简单得多。不管宏观或微观，我信奉的原则是花钱要有所值，不值得花就不要花。多花不值得花的钱，早晚会闯祸，那些政府究竟可以花多少、把财赤推向后代可以推多少的分析，我知道，但不同意。花钱的原则简单，不值得花就不要花。政府大手花钱可以挽救目前的灾难吗？如果有钱大花特花，当然有助，但值不值得是另一个远为重要的问题。国债这回事，不是推到后代那么简单。这次灾难过后，国债太高可能惹来债券下跌，利率上升，通胀急起，美元大跌──会是另一场灾难。这些不容易加起来的现象组合，地球出现过。

最近的观察，是*知道问题严重：不一定是恐惧金融风暴，而是知道经济数字很不对头，工业兵败如山倒。迹象显示北京开始花钱了。值得吗？

我不担心像美国三十年代那样，中国会因为不景而搞出大政府，因为中国的政府已经够大了。问题是中国比美国幸运得多，可以修改现有的为祸不浅的政策而过关。我担心的是如果北京轻视这个选择，学美国的别无选择的花钱途径，为祸不浅的政策会永远地驱之不去！

经济解释会成为中国学派吗？（1）

（2008…11…11　08：08：03）

「《佃农理论》四十年」研讨会议结束了，参与者说很成功。我极少参加会议，不知「成功」如何衡量。约一百人，其中不少说，那是他们参与过的最成功的会议，甚至有说比七月高斯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还要好。芝大之会一致好评，但因为参与者一半是西方人士，不知中国，交流有点沙石。

《佃农理论》是我一九六六年作学生时的论文习作，首篇文章的发表日期是一九六八，刚好四十年。往事如烟，这次研讨，参与的年轻人不少熟读该书（若干年前出版了中译本，有学子说读英文版），使我有无限感慨。筹办这次会议的朋友征文，由他们选出六篇赠予奖金作鼓励。说明限于以经济分析来解释真实世界的现象才考虑。果然，收到的四十多篇文稿全是解释之作，好坏不论，这类作品在地球上近于失踪有三十年了。

我还是沉醉于六、七十年代解释有趣现象的经济学。不一定同意他家的解释，但好些过瘾可读，有启发力，不同意更加紧张刺激了。为什么同样的病，加州的医生收费，收富人比收穷人的多？为什么厂家或批发商要管制零售价？为什么职业棒球手的雇用合约，是奴隶性质的？为什么电影片的批发，叫座的永远与不叫座的一起捆绑销售？

问的永远是为什么，不问好不好，也不问怎么办。这是我当年对经济学着了迷的原因。我自己的作品也永远问为什么，不管其它。为什么香港战前建造的私人楼宇，在战后出现天台木屋的僭建呢？是谁那样神通广大，有本领把房子僭建在他人的房子之上呢？为什么佳座的票价偏低了？为什么台湾管制佃农的分成率，农业的产出量竟然上升？为什么中国昔日有盲婚制，有童养媳，而妇女要缠足那么蠢？就是到了年逾古稀的七十二岁，我还在问：为什么问题多多，被人批评得一无是处的中国，经济会发展得那么快？

经济学鼻祖史密斯一七七六推出的《国富论》，包罗万有，既问好不好，也问怎么办，但一举成名的重点，还是问为什么：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会给社会整体带来那么大的贡献呢？是的，以史前辈为首的古典经济学，虽然倾向于政策好不好的建议，但「为什么」一般是分析的出发点。到了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数学被引进，边际分析盛行，变量与方程式相等的均衡理论普及，问「为什么」一时间成了主流。很可惜，因为数学的引进，经济学者问的多，答得少。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学者们专注于理论或技术上的发展，漠视了真实世界的现象。其二是为了方程式或几何的整齐好看，经济学者逼着把局限条件简化，其中最大的错失是或明或暗地假设交易费用是零。真实世界的局限与理论假设的局限不同，理论的解释力不管用。三十年前我说过，如果在实验室作化学试验，你不可以用不清洁的试管而假设是清洁的。换言之，以经济理论解释世事，假设的局限一定要与真实世界的局限大致吻合。假设的局限要看得到、摸得着，要真有其事，而推断会发生的现象也同样要看得到、摸得着。

篇幅所限，我不能在这里再评论因为世界复杂，理论一定要简化，或上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发展学说的一无是处，或宏观分析一落笔就打三更，或机会主义之类的博弈分析只是说故事，无从验证。我要说的是七十年代后期起，经济学者的兴趣一般是与真实世界脱离了。不知世事，问为什么不是有点胡里胡涂了？理论多多，但一般与真实世界扯不上关系，是今天经济学发展的悲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经济解释会成为中国学派吗？（2）

我对后者不幸发展的解释，是越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大学转向算助理教授发表文章的数量及发表学报的名头来作为升级或加薪的准则。出道于越战之前，我用不着担心薪酬要与文章数量及学报品牌挂钩。自由自在，想到过瘾有趣的，调查、思考到忍不住时才写出来，潇洒得很，虽然每件作品都经过一段艰苦历程。在我之前的经济学者，是好是坏都可以这样潇洒一番。越战后不久形势开始转变。

七十年代中期，老师艾智仁给我信，说「愤青」在学术界出现，很头痛。其它大学，包括我在西雅图任职的华大，也有类似的困难。当时助理教授升级或加薪是由大教授品评、话事的。一些助理教授问：「你们这些老头子算什么？有多少文章在名学报发表过？懂数学吗？凭什么资格决定我的前途？」事实上，除了三几家名校，大学中也真的有不少没有跟进学问的老头子，发表文章的数量远不及数学与统计皆可应付的后起之秀。数文章与论学报之风于是成为定局。可悲的是再没有重视趣味与真实世界了。有名牌学报收容，算；书不算，没有评审过关的也不算。问题是替学报作评审的一般低能（高能的通常没有时间评审），而那些所谓名学报，动不动要「审」几年才可以过关。撒网政策的行为于是普及。为了饭碗，没有谁会那样傻，花一两年时间去考查一个题材才动笔。要知道世事从来不易，在不多发表必遭淘汰的情况下，再没有谁像我当年，可以奢侈地调查思考十三年才动笔写《公司的合约本质》，或奢侈得像我今天那样，跟进中国二十九年才发表《中国的经济制度》。是的，局限不同，今天没有谁可以写得出像高斯一九六○的《社会成本问题》那种需要深入调查世事的文章。制度不改，今天在大学谋生计的不可能写得出《国富论》那种伟大作品。

年多来高斯两次来信，提出如下的问题：「有趣的经济学在西方完蛋了，你可以在中国再搞起来吗？」我见自己也日暮黄昏，很久没有回应。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若有所悟，给他信，说：「你提到要试把有趣的经济学在中国再搞起来，不是毫无希望的。网上的搜索说，『高斯定律』及两个其它译法在中文世界被提及超过十万次，远比英文世界为多，而我只几年前发表的三卷本的《经济解释》，被提及八十八万次。每次到校园讲话，无数学生拿着《经济解释》求签名。有人从网上打印下来大量复制，批发零售，售价整套只两美元。听说从西方名校回归的教师很头痛，因为他们教的跟我说的是两回事！」

这次「《佃农理论》四十年」研讨会议更让我看到经济解释的生机：征求得有趣而又值得发表的文稿比我事前想象来得容易。在神州大地，古灵精怪的有趣现象十分多，而懂得思考的青年确也不少。如果每篇值得发表的纯作解释的文章出稿酬人民币五千，在国内出版一本每年四期名为《经济解释》的刊物，每期十篇，每年的总稿酬二十万，售价但求与印制成本打平，找义务编辑、选文的用不着老人家，几年后有机会把经济解释的兴趣普及神州！

每年筹经费二十万容易，五十万不难，一百万也可以吧。季刊售价十元一本可以打平：学问之道，纸张用不着高档次的，学子订购应该无数。不容易想出对教育更相宜的贡献了。困难只一个，简直无从过关。那是要在国内取得刊物出版的牌照，点止登天咁简单？挂人家的牌出版不难，但不可以接受。这是因为追求真理这回事，是不可以左顾右忌的。纯为解释的科学性文字北京应该不会反对，但我的印象，是搞出版的喜欢筑茧自缚，这句不能说，那句要修改，等等，莫名其妙，今天如家常便饭也。

不知何年何日，有关当局能体会到，学术的发展要有一种言论自由的空间。我不是个信奉言论绝对「自由」的人，问题是界线要在哪里划分。我的投诉，是国内的界线划分很不清楚，可以阐释到防碍学术思想的发展。这与*先生的主张是有出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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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与中国工业（1）

（2008…11…14　07：48：15）

先要澄清两件事。其一，有些言论把目前中国工业遇到的大困难，归咎于地球金融风暴。这风暴无疑带来杀伤力，但对中国来说这些是今年九月十四日雷曼兄弟出事之后的麻烦，而中国工业遇难是早上大半年开始明确的了。厂商们的看法很一致。风暴之前让他们亏蚀的主要是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但关门主要因为新劳动合同法。后者使他们从失望转到绝望去。厂商们的意识，是人民币升值及带来的损害很可能是过渡性的，北京上头知道他们的困境或会改过来。新劳动法则说得实牙实齿。大半年前港商听到北京派去的说出的一番话，纷纷感到大势去矣。

要分析及处理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境，千万不要有混淆：人民币与新劳动法加起来是一回事，金融风暴是另一回事。以后者作为前者的借口是严重的错失，因为二者的性质差别大，解救或处理的策略是不同的。我大略地估计过前者给国家带来的损失，大得不说算了。这种估计要算得精确很困难，但大略的估计不难，也不会离谱，比较聪明而又有观察力的研究生可以算得及格。

第二件要澄清的，是一些读者读到我批评新劳动法的文章，说他们所在的地方政府没有真的执行，有等于无，何害之有哉？我知道执行有地区性的分别。北京与上海执行得相当紧，据说劳资双方打官司劳方的赢面在九成以上。一些地区忙顾左右，劳方不吵起来不管。还有一些地方，有关干部对厂商们说最好大家不提新劳动法，或明或暗地教厂商们怎样避重就轻。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只要新劳动法存在，北京随时可以坚持此法的严厉执行，地方政府怎样打松章，投资者也不敢下注。

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三项观察皆凶兆！一、厂房租金暴跌，空置厂房无数。二、工人的收入明显下降。三、几个月前我观察到而又写过的工人回乡潮，目前正在急升。这三项严重的不幸皆起于金融风暴之前好几个月。北京不要再等了。

复杂的问题要找简单的角度看；简单的问题要寻求复杂的一面。这是我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相当复杂，让我分点解释一下吧。

（一）大约二○○三年五月起，我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这绝对不是因为要维护或增加贸易顺差，而是当时中国的农转工发展得好，亚洲及一些落后之邦的发展也有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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