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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多有赞成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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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帝王文化的分界（1）

（一）

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其《中夜不寐》有云：英雄欺世惯，贤圣误人深。

上句实况，下句武断。圣贤就其言论而言都是可供参考、可供借鉴的。英雄借为欺人之具，那就和圣贤本人无关了。即令此圣贤不出生，他也会另觅意中人，此一点真可说是防不胜防。

但凡是中国的，都是不好的。当年先进的左翼文人，要“把月亮一笔勾销”，要清算月亮，进而视赏月和吃月饼，也是封建的、落后的、旧式的。可是林语堂先生反驳他们，“而与女学生去吃瑞士的巧克力牛奶糖，却是进步的、革命的，因巧克力糖来自西方”。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自然也为其所不容。如此之西化，则此辈所要的西化是何物，也可不问而知了。只要西方的外在，而鄙弃其内里。

其实这不是他们的文化观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化，酱缸里面浸泡太久，或者根底浅薄见风就是雨。

关于传统，备受抨击。对其反诘，只需一问：希特勒极喜欢瓦格纳的音乐，我们能说这音乐煽动了、鼓动了、发动了他的杀人神经，或给了他杀人的暗示吗？在美国那样合理有效的政治框架之下，他们所读的，总不会是什么经书了吧？但照样有很坏很坏的人，极左高烧倘若不是胡佛、麦克阿瑟，不是里根等人的锐眼，并依制度的力量予以掣肘，恐怕是早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帝王对文化，多是别有用心的，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吴虞喊打倒孔家店，我看该打倒的是慈禧太后，是袁世凯、张勋、张宗昌……从秦始皇到袁世凯都有个人的原因，缺德，寡情，恶形恶神。子不语怪力乱神。圣人没有教他们杀人越货……传统文化讲求的责任、良知、道义，在他们历代的统治中何曾见到丝毫的影子？

最切要的是改变政治体制的结构，根源是政体文化，造成这样的局面，传统文化中合理的成分，自可继之，不合理成分，则非而弃之。

传统家训的温、良、恭、俭、让，和美国的公民教育，我看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美国的家长，不为孩子创业，鼓励个人奋斗，与古来士大夫家书“不靠祖宗余荫”的想法，也可说是同声同调的。

制度对了头，政治上了轨道，文化就不成其为问题。

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阿奎那“外来的客商会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的影响，如果市民专心于做生意，他们就有许多做恶事的机会”。他们都怕钱对人心的腐化。其实不是“钱”，不是那铜钱纸币或硬通货，而是人性。因此需要体制框架，在没有这样的框架之前，东、西方的哲人提出正人心，多数还是出于好意。但由于没有框架支持，就会流于玄虚、空洞、说教，或为乌托邦试验家所利用，于是人民大起反感。

最紧要的是宪政的框架，*的模式，三权分立的制衡，国会立法的独立，政治*化，经济市场化，文艺自由化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传统文化也会变成、也可以变成“建筑材料”，即文化建设的基本因子。

日本、韩国甚至柬埔寨、缅甸都已实行大选，我国台湾地区，他们对传统文化并没有恨之入骨，相反，善而用之，善而化之，也就善而享之。

林同济先生说的中国传统官僚的四种毒素：皇权毒，文人毒，宗法毒，钱神毒；胡适说的中国的病根在贫、懒、奸、滑……都似是而非，错在认为罪恶是这些灾难的原因。有的是结果，如贫穷困窘，不是原因。又如钱神毒，货币实为社会人生之所需要，只是专制下，没有规矩，没有游戏规则，或其规矩制下不制上。就人性而言，除少数圣徒外，没有不爱钱的，莎士比亚剧本中的那一篇有名的“钱神论”，适用于所有的人群和人性。腰间无铜，困住英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关键看在一种什么样的机制下去规范人性的负面盲动。所以根子是在体制上，即在政治文化上。从来没有享受*政治的，没有资格攻其弊病。然而假如专制得以祛除，享受*政体有日，再观其民性，则由鬼变人，指日可待。

传统文化与帝王文化的分界（2）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于文化亦然。只有将制度先期改变，文化方能随之启动；制度未变，而欲变其文化，乃揪己头而欲离地球矣。只有在改变制度的过程中，实践中，由人去捍卫，去创立，才能随之产生新的良性文化机体，也才能合理地融汇传统文化而新生之，再生之。

（二）

尝见有这样的一些论师，被极权所压制，蒙昧、惧怕到骨子里去了，一提到传统，就要批判，其实不知传统何物。批判的对象、本体、客体，批判的武器与因由，一律的拎不清，以什么做批判呢？以何角度切入呢？传统在不同叙说者的心目中概念大异，应考虑学际分科、知识谱系、历史现场诸因素，可稍作界说——

一是帝王专制的心事，包括传统的异化，为野蛮专制，为个人专断，为迷信极权，为谎言*，为一元的意识形态，为思想枷锁，为黑金政治，为假象与黑幕……

二是一般民间的生活习俗知识谱系，为工艺、音乐，美术，为由衣食住行而起的生活习俗、习惯……

三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反专制的抗击，为抗击愚民的心曲，为求取自由、民权、*等普世价值的心境，为思想与道德之基础，为对生命的爱护与尊重，为地方选举、自由结社、道德感召力，为说真话与摧毁谎言基础，以智慧勇气抵抗邪恶……

第一种其实不是文化，而是文化的反面，是野蛮与倒退。之所以后人说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在相当的程度上是指专制的恶果。政治上没有希望，经济上更没有指望，老百姓挣扎在这样的环境中，它渗透在民众生活的细节与血液中，所以认传统文化便专在这一点上着眼。请以食物为喻，极权的地域是观音土，则“封建”的园囿可说得上是五花粉蒸肉了。求自由、反专制的中国文化成了专制王朝的替罪羊。他们将民族奴役与暴君专制的统治实质当成中国文化本身，而专制文化中的奴性成分在逐步递加，至此而毒汁鼎沸，传统良性文化则扫除以尽。在肉体消灭的绞肉机窒息中，求保命而不得，谈何传统文化呢？在某种暴力恐怖的威胁下，这种“思想教育”只能是散布愚昧、迷信、恐怖；更恶劣的是形成了全民范围，甚至包括儿童的一种脑结石说谎的风尚，极大地败坏了民族的道德。所以至今还要批判传统文化者，当其稀薄无以复加之际，就不是批判，而是当以敬畏之心感受补充。

世界本系联络融贯之整体，事物也是相互影响、制约、互为因果的关系链。所以中国优秀、悠久的传统文化，孔孟的民本思想、战争态度，到明清以降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直到谭嗣同、孙中山、宋教仁……形成了整体宏观和取法中庸的贤哲思维。长期以来国人只会机械思维，与辩证认知相背离，谈何“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思辨能力？他们怎又能领会一切大学问来源于杂交优势，杂交领域跨距越大，成果越辉煌的玄机妙道呢？

外国的*，固然有其良好的传统，但也不是生来就有，其严酷性，也并不怎么弱于中国。大型的莫名其妙的战争、宗教*……霍尔巴赫、伽利略及《乌托邦》的作者莫尔等人的遭遇，在在可见专制*的严酷性。

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畏我能，而畏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是一种人格力量，凡正常的国家的吏治都想造成这样的效果、这样的境界，然而唯有*国家可以依靠制度和游戏规则可能使之达成，否则那只是一种理想或说辞而已。萨迪的《蔷薇园》中有句名言：“贪婪的人！他在世界各地奔走。他在追逐金钱，死亡却跟在他背后。”专制制度下，只有这样的宿命。在没有制度的框架情形之下，要想靠道德情操建立清正廉洁的防线，只能是一个笑话。

人性有其光辉也有其弱点，那就是“自私”。没有监督，领导人的人性常常变成私心。政治专制、枪指挥国家和垂帘听政，这些已经成为晚清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现代的政治，本无所用于道德。制度完善的用意，贤者用其闲；不肖者无所见其不肖。但在君主时代的英国，行政几乎是政治的全部，当政者自决的空间扩大，也少有程序可加以约束。20世纪初，中国人在西方的形象是：丑陋，阴险，狡猾，肮脏，冷漠，麻木，连长相都很难看，在国内则有义和团乱闹，在西方大城市的唐人街，则有恶棍、罪犯，他们生活在西方，没有本领，没有规矩，却随身带去了犯罪的本事。在西方社会，则连黑社会也要守法。政治上了轨道，则无在不有规矩。试将西方人放在这样专制的环境酱制，相信也一定变得可鄙可恶，由人变成非人的。

希特勒、墨索里尼，相信没有读过中国的经书，但他们是那样的坏，超过了普通人的想象力。

胡适、鲁迅、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南社的诸位，读的古书如何？而其对*的期求，对社会的担当，都可说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了吧。若说读了古书会中毒，那他们早就七窍流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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