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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磕甑拇罅吭龀ぢ穑吭诮窈蟮?0年中，它能与西方的英国中部、鲁尔、西里西亚和匹兹堡发生的钢铁和制成品生产的爆炸性增长相比吗？它能否赶上普鲁士即将向世界显示的、重视国家实力中质的因素超过重视量的因素的“军事革命”，甚至能否赶上经过现代化改造的普鲁士陆军？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使一个俄国的民族主义者失望，他非常清楚，他的国家在欧洲的地位从1815年和1848年的突出位置大大地下降了。

五　　内战与美国

前面已经提到，从德·托克维尔起的全球政治观察家都感到，俄国帝国的崛起可与美国的崛起相比拟。的确，每个人会承认两国的政治、文化和体制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但从世界大国的角度观察，它们的面积大小、“敞开的”和不断变动的边界、迅速增长的人口和几乎没有开发的资源，看上去却很相似。虽然以上大部分情况是事实，但在整个19世纪，美国与俄国依然存在着重要的经济差距，这些差距对两国实力的影响日益增加。第一个经济差距在总人口数方面，虽然在1816年（俄国5　120万，美国850万）到1860年（俄国7　600万，美国3　140万）期间，差距大大地缩小了。更关键的是人口的素质：俄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农奴，收入和生产力都低，而分得土地的，或住在迅速成长的城市中的美国人，与其他国家相比，则普遍地［11］享受高标准的生活和国民产值。早在1800年，工资已高于西欧工资13，而且这种优势在整个19世纪即使没有扩大，也仍将保持着。到19世纪50年代，尽管来了大量欧洲移民，但西部容易取得土地的情况，再加上持续的工业增长，造成了劳动力的相对缺乏和高工资，这两者转过来又促使制造商们投资于节省劳力的机器，从而进一步刺激国民的生产力。这个年轻的合众国超然于欧洲的权力斗争之外，英国皇家海军（不是门罗主义）布置防疫线，以强行把旧世界同新世界分开，这些情况意味着对美国未来繁荣的威胁只能来自英国本身。可是，尽管有1776年和1812年的辛酸回忆和西北边境的争端，英美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英国资本和制成品流入美国，美国的原料（特别是棉花）回流到英国，这种情况把两国的经济更紧密地拴在一起，并进一步促进美国经济的成长。因此，战略上安全的美国不必把财政资源分散地用于国防支出，而可以集中自己的（和英国的）资金去开发其巨大的经济潜力。与印第安人的冲突和1846年与墨西哥的战争，都没有大量消耗这种生产性投资。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5）

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甚至在1861年4月内战爆发前，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巨人，虽然它远离欧洲、其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发展（而不是对外贸易）和依然保持着自然粗犷风貌的农村，部分地掩盖了这个事实。虽然1860年它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份额远远落在大不列颠后面，但却超过了德国和俄国，快要赶上法国。1860年人口只占俄国40％的美国，其城市人口却比俄国多一倍，生产83万吨铁（俄国只生产35万吨），消耗现代燃料的能源15倍于俄国，铁路长度是俄国的30倍（甚至是英国的3倍）。相比之下，美国只有一支万名士兵的正规军，而俄国巨大的兵力则高达万人。两个远隔重洋的国家的经济指数和军事指数的差距，也许再也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为悬殊的了。

当然，在下一年中，内战开始改变美国人专门用于军事目的的国家资源的数量。这场冲突的根源和原因，这里不加论述，但是由于双方的领导已经决定把战斗进行到底，又都能号召数十万人，斗争就有可能延续下去。由于战斗席卷广大地区，情况更是如此，“战线”从弗吉尼亚沿岸直至密西西比，甚至往西更远至密苏里和阿肯色——大部分地区是森林、山脉和沼泽地。同样，北方的海军封锁了敌人的港口，它巡逻的海岸线同汉堡与热那亚之间的距离一样长。换句话说，尤其是对一个已把武装部队保持在最低水平而且没有大规模战争经验的民族来说，打垮南方将是一个困难的后勤和军事任务。

可是，虽然4年的冲突是消耗元气和伤亡惨重的（北方联邦政府约损失36万人，而南方邦联则损失万人［12］），但它也体现了美国拥有潜在的国力。这场冲突（至少短期地）把美国改造成地球上最大的军事国家（1865年以后到大幅度减员之前）。双方的武装部队从一开始的外行转变成不断进行大量征兵的陆军，它们使用了有来复线的现代大炮和小型武器，在北弗吉尼亚的围城战中展开拉锯或者大批兵员乘火车奔赴西部战场，双方的陆军司令部都采用电报通讯，并且利用动员起来的战时经济资源；在海战中，出现了首先使用的铁甲舰、旋转炮塔、早期的鱼雷和水雷、以及劫掠商船的蒸汽快船。比起克里米亚战争或普鲁士统一战争，这场冲突更有资格号称第一次真正的工业化“总体战”，所以指出北方取胜的原因是非常值得的。

假定双方的意志力保持不变，第一和最明显的原因是资源和人口的悬殊。以下的情况可能是事实：南方为自己生存而战，而且（通常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战斗，所以在斗志方面占了优势；它能征召更高比率的擅长骑射的白人男子；它拥有一批坚定和优秀的将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它可以进口军火和其他供应，以弥补物资的亏缺。但这些都不能补偿北方和南方之间数字上的巨大差距。当北方拥有将近2　000万的白人人口时，南方邦联只有600万。此外，由于移民（1861—1865年期间来了80万）和1862年征募黑人部队的决定（完全可以预料，这是南方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之前回避的事），联邦政府的人口总数不断增长。约200万人曾在联邦政府军中服役，1864—1865年的实力达到了顶峰，约有100万士兵。只有约90万士兵曾经陆续为南方邦联军作战，它的最大兵力从没有超过464　500人——这是1863年晚些时候达到的“最高峰”，从此人数就缓慢地减少了。

但是，与常情一样，对战争来说，除单纯的数字外还有其他因素。南方即使达到了军队的规模，它还要冒从农业、矿业和铸造厂抽调过多的男人的风险，从而削弱了打一场长期战争时必须依靠的能力。事实上从一开始，南方邦联的支持者已经发现他们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在1860年，北方拥有11万个制造业设施，而南方只有万个（其中许多还依靠北方的技术专业知识和技工）；邦联只生产万吨生铁，而宾夕法尼亚一地的产量就达58万吨；纽约州几乎生产了价值3亿美元的货物——是弗吉尼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产值总和的4倍以上。交战双方经济基础的惊人差距，不断地表现为战斗力的差距。

例如，南方仅能制造少量的步枪（主要是用从哈泼渡口缴获的机器制造的），并且严重地依靠进口，北方则大量在国内制造步枪，生产的步枪近170万支。北方的铁路系统（长度约万英里，并从东部向西南扇形展开）在战时得以维护甚至发展；南方只有万英里的路轨和供应不足的机车和车皮，而且在逐渐磨损。同样，虽然双方在冲突开始时基本上都没有海军，但南方因没有建造船舶发动机的机器车间而处于不利地位，而北方则有几十个这样的设施。虽然要经过一段时期，人们才能感到北方联邦政府的海上优势（在此期间，偷越封锁的船只把欧洲造的军火运给邦联军，使南方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给北方的商船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但封锁网缓慢而无情地在南方港口周围收紧了。到1864年12月，北方联邦政府的海军共有671艘战船，其中包括战争开始以来建造的236艘汽船。北方的海上力量在使其武装部队控制几条大内河——特别是在密西西比至田纳西地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铁路和水路运输成功的结合使用，帮助了联邦政府在西部战场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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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6）

最后，南方邦联的支持者发现不可能负担战争的费用。他们在和平时期的主要收入来自棉花出口，当这项贸易萎缩和欧洲列强没有干涉这场争斗（这使南方感到失望）时，他们就无法弥补损失。南方的银行很少，也没有什么流动资本；当土地和奴隶的生产受到战争的严重打击时，土地税和奴隶税的收入就很少了。向外国借款收效不大，可是没有外国的通货或硬币，就难以支付主要的进口货。也许南方邦联的金库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印刷机，但是“过滥的钞票，加上几种商品的短缺，造成了不可收拾的通货膨胀”，这又转过来严重地打击了民众继续战斗的意志。对比之下，北方通过税收和借款，始终能筹措足够的资金去支付这场冲突的费用；它印发的“美钞”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刺激了工业和经济的增长。联邦政府的生产力在战争期间，不但在军火、铁路建设和铁甲舰的建造方面，而且在农业产量方面，都增长迅猛。到战争结束时，北军的伙食和供应可能比历史上的任何军队都强。如果说正在出现一种特殊的进行军事冲突的美国方法（韦格利教授称之为“美国式的战争”），那么它首先在这里，即在联邦政府动员和利用其巨大的工业…技术潜力以打垮其敌人的行动中形成。

如果以上一切因素对解释一场拉锯将近4年的冲突的结果来说听起来过于像物质决定数论，那么着重指出南方面临的基本战略问题也许是值得的。由于面积和人口的差距，南方无法赶上北方。充其量它只能做到削弱敌人的锐气和意志力，以致使他们放弃其高压政策和承认南方的权力（维持奴隶制，或者分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果处于南北交界的州，如马里兰和肯塔基，有绝大部分人投票要求加入邦联，这个策略将得到很大的帮助，可是这种事根本没有发生；假如外国（像英国）干预，它又会得到无法估量的帮助，但作这样的假设，是对19世纪60年代初期英国政治的权衡与抉择的惊人的误解。排除了以上两种使全面军事优势转向南方的可能性，邦联的支持者只能采用抵抗联邦政府的压力和希望大部分北方佬厌战的战略了。但是，这样必然意味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而战争时间拖得越长，联邦政府就越能动员其更丰富的资源，提高其军火生产，兴建数百艘战舰和无情地压制南方——通过海军封锁、对弗吉尼亚北部施加持久的压力、在西部长期征战和谢尔曼破坏性地深入敌人领土来完成。像南方的经济那样，士气下降，前线的军队也衰弱了，到1865年初，它“应召”部队的总数降至万人，投降是剩下的唯一现实主义的选择。

六　　德国的统一

虽然美国内战被不少欧洲的军事观察家研究过，但它的特征（范围广大，在原野进行，以及内部冲突等性质），使它不像19世纪60年代欧洲发生的武装斗争那样表现为衡量全面军事发展的指示器。在欧洲，克里米亚战争不但破坏了老式的协作体外交，而且使各“侧翼”强国感到可以更少地去干涉欧洲中部的事务：俄国需要多年才能从其屈辱的战败中恢复过来，而英国则宁愿把精力集中在帝国和国内的问题上。因此，欧洲事务被法国所左右，虽然这种局面证明是人为的。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普鲁士在腓特烈·威廉四世统治下处在表面上不光彩的地位，这时因腓特烈的继承者威廉一世与普鲁士议会之间关于宪法问题的争吵，特别是在陆军改革问题上的分歧，而正在备受折磨。就哈布斯堡帝国而言，它仍在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玩弄花招，即保持它在意大利的利益以反对皮埃蒙特，保持它在德意志的利益以反对普鲁士，同时又在国内大力遏制匈牙利的不满分子。

对比之下，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下，法国似乎是强大和有信心的。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银行业务、铁路和工业开发都有进展。它的殖民地帝国在西非、印度###和太平洋扩大了。它的舰队得到扩充，以致有时（例如1859年）引起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恐慌。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不论在解决德意志问题或是意大利问题时，它似乎都是决定性的第三种力量，这在1859年已充分表现出来：法国站在皮埃蒙特一边，迅速出面干预而与奥地利进行短期交战。

可是，在迫使哈布斯堡帝国放弃它对伦巴第的控制中，不管马祖让之战和索尔费里诺之战多么重要，1859年的敏锐的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是奥地利人军事上的无能，而不是法国人杰出的军事才能（当然也不是皮埃蒙特人的军事才能！）决定了结局。法国陆军的确拥有比奥地利更多步枪的优势（这造成了使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为之不安的伤亡），但法国的缺点也是显著的：医药和军火供应非常缺乏，动员的日程表是无计划的，拿破仑三世自己的领导也不是出众的。由于哈布斯堡的陆军比较弱，居莱伊将军的领导甚至更加犹豫不决，这些缺点还没有太大关系。军事效力毕竟是相对的，这可以从后来哈布斯堡的军队仍能在陆地（1866年在库斯托扎）和在海上（在利萨）轻而易举地对付意大利人这一事实中看出，虽然它当时仍不能与法国、普鲁士或俄国较量。但推而广之，这并不意味着法国自己在未来与另一个敌人的冲突中将自动地处于优势。那场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各方拥有的不同层次的军事领导、武器体系和生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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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正是在19世纪50和60年代，产业革命引起的技术的迅猛发展开始真正地影响战争方式，所以人们发现，各国诸军种这时正在尽力解决前所未有的作战问题就不会惊奇了。在战斗中，是配备新式后膛装弹步枪的步兵重要，还是配备新式钢炮筒机动炮的炮兵重要？铁路和电报对战地指挥有什么作用？新的战争技术是使进攻的军队还是使防守的军队更占优势？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当然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也就是说，战争的结局不但受到更新式武器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使用新武器的地形、部队士气和利用战术的能力、供应制度的效能以及其他一切有助于决定战斗命运的众多因素的影响。由于不可能事先知道一切事态进行情况，最关键的是要拥有一个擅长利用各种不同因素的军事…政治领导和完全能对新情况作出灵活反应的军事机构。在这些重要方面，哈布斯堡帝国，甚至法国，都将不能像普鲁士那样成功。

19世纪60年代的普鲁士“军事革命”很快地产生了迪斯累利［13］所郑重命名的欧洲事务中的“德意志革命”；“军事革命”建立在许多互相关联的因素之上。第一个因素是一种独特的短期服役制度，它是新王威廉一世及其陆军大臣不顾自由党的反对而推行的，该制度包括的内容有，每个男人先在正规军中服3年义务兵役，再在预备役中服役4年，才能转入后备军。这意味着，充分动员起来的普鲁士陆军（对每个人）有7年的征召［14］。由于不准顶替，以及后备军能够承担大部分卫戍和“后方”的任务，这一制度使普鲁士拥有的一线陆军，与其人口相对而言，远远多于其他大国。这又转过来要求人民接受至少是较高程度的初等教育，因为根据大部分专家的意见，一个迅速发展的短期兵役制在一个无文化的农民国家是难以实行的；它还要依靠全力处理这样大批人员的优秀的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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