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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1页）

将二战中的经历从你的记忆中拽出，并按照时间顺序做一个准确的描述，这可不是件易事：要么艰难地挑选出一些偶发事件让自己感到满意，要么干脆用生动的幻想填补你记忆的空白。许多业已出版的书籍混合使用了这两种方式，不是通过讲述那种无可置疑的英雄主义行为来美化战争，就是用“恶意讣告”的方式来诠释战争，从而说服读者将普通的士兵们视为嗜血的凶手。上述的这两种方式我都不想采用，我既不愿美化战争，也不想对其作出裁决。我要讲述的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作为一名普通士兵，我是如何亲身经历和感知俄国前线的这场血战，从1942年秋季直到最后，其间只因为负伤而偶尔中断。

这本书是一份真实可靠的记录，描述了我个人难以忘怀的经历、印象和看法——这是一个普通前线士兵的观点，用当时的俚语来说，是以一个Landser的身份[1]。与许多依赖当时的文件资料的书籍不同，本书没有从负责指挥这场战争的高层人员的角度去讨论责任问题（或者可以说缺乏），甚至也没有以那些接受过特别训练、为自己的部下做出榜样的军官们的观点着眼（通常说来，这些军官与我们在前线并肩作战）。

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向无数无名战士致敬，他们所经历的战争主要是在俄国土地上肮脏的散兵坑内度过——无论是顶着夏季滚烫的阳光，还是雨季浸泡在齐膝深的泥泞中，或是冒着冬季的暴风雪与冻得坚硬无比的土地及深深的积雪打交道——只有在需要对敌人发起直接的交火时，他们才会放弃散兵坑。这些士兵唯一的愿望是获得批准，跟随后方补给车队得到短暂的休整。但是，在获得休整前，他们就扎根于前线的战壕或散兵坑内——在这条主战线上，他们日复一日地为自己的生存提心吊胆，为了自己不被杀而杀掉敌人；在这里，每个士兵都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战斗，但最终不得不依靠自己；在这里，他们身边的土地经常会变成一片燃烧的地狱；在这里，滚烫的弹片或呼啸的子弹搜寻着他们鲜活的躯体，他们会感觉到死亡冰冷的触摸；在这里，敌人被撕裂的尸体在他们面前堆积如山；这里，伤员的惨叫声混合着垂死者奄奄一息、低不可闻的呻吟，灌入这些紧紧蜷伏在地上的士兵们的耳中，并在噩梦中继续折磨着他们。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后，依然存活的那些老兵中，仍能述说他们在俄国前线血腥的杀戮中生还的故事，或是在战后经历了非人道的监禁后存活的人寥寥无几。但可以肯定地说，出于某种奇迹，有些人从地狱般的恐怖中生还，而且，由于在那段时期里记录的笔记，使得现在将其还原出来成为可能。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成为了一名重机枪手。上级安排我从事这一专业，在前线服役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担任着一个重机枪小组的领导。我不想否认的是，使用这种射速极快的武器——安装在机枪架上，并配有光学瞄准镜——我在东线战场上打死了许多敌人。

在此期间，我做了一些笔记，为的是战斗结束后可以撰写一份真实的作战报告。起初，我还写日记，尽管这对一个普通士兵来说是违规的。日记的第一篇，我记录了我们那支刚刚受训完毕、满是年轻人的单位，作为补充部队赶往斯大林格勒的情形。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们必须背负重物，走上好几天，穿过无尽的卡尔梅克草原上波光粼粼的热气。

1942年12月13日，苏军坦克发起了庞大的攻势，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外缘，我们的补给车队以及私人物品落入了俄国人之手。倒霉的是，我的日记本也在那些战利品中。我对此并不太担心，因为我只在那里面写了些个人的感受，对俄国人来说意义不大。日记里没写我的名字，也没有提及我所在部队的番号，尽管根据所获得的资料，俄国人实际上已经弄清了我所在的部队。

后来，等我从第一次负伤中康复过来后，我再次写下这一重要时期内自己的经历——连着数天、数周，我们这些近乎疯狂的德国人试图逃离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冒着百余辆苏军坦克逼近时射出的铺天盖地的炮火，冲过冰封的顿河，最终得以逃离。这一行动结束了一段永生难忘的经历——炮弹爆炸时震耳欲聋的轰鸣，坦克履带持续不断的咯咯声，紧贴在我们身后让人头晕目眩的闪烁。瘦弱憔悴的尸体和负伤的战友堆积如山，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地面上的白雪，我们最终安全地到达了顿河对岸，就在一天前，那里还覆盖在一片皑皑白雪下，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丢失了自己的日记本后，我便用碰巧能找到的任何一张纸片做记录。然后，我把这些纸折叠起来，塞进军大衣内衬的窄缝里。在军医院短暂停留的期间，我曾有过两次机会将这些记录交与我的母亲妥善保存。我相信，除了我之外，没人能破译我的信手涂鸦，其中的部分文字是速记。

军大衣内衬里的缝隙，作为藏匿地显然达到了目的，因此，在我接下来休假回家期间，我再次把最新的记录藏在了同一个地方。唯一的不同是，这次我穿的是一件新配发的军大衣，而我上一件大衣是1940年年底时配发的，当时我被召集到伊策霍，在国家社会主义汽车团的机动车驾驶学校培训了一年（这是初步的军事训练，以便获得几种不同的军用驾驶执照）。总有一天我会按照时间顺序来整理这些记录，并将这其中的观点阐述出来。写一本书，成了我最热切的期盼，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梦想注定一直无法实现。时间就这样慢慢流逝，尽管希望的火焰时常会被点燃。

后来，我记不起自己的笔记放在了什么地方：我认为是在一次搬家的过程中莫名其妙地丢失了这些记录，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经历了与妻子离婚的伤痛，但过了很久我才发现，那些记录被我遗忘在我们的公寓里。离婚后，我的妻子迅速做了她很期望的事情——嫁给了一名美军士兵，他带着她和我的女儿，还有个将来的孩子，一同返回了美国。

尽管过去了几十年，但战争带来的痛苦记忆依然深深地扎根于我的灵魂。此外，社会态度的改变，从“什么曾经是可以接受的行为”到一个明确无误的“新浪潮”，允许缺乏尊重、进取的态度、仇恨和暴力，并未让我忘记那些不幸的岁月。直到某一天，我意外地重新得到了那些失散已久的笔记。只读了短短几行，便将四十年代的画面拉回到严峻的现实中。

这一切开始于一个来自美国的电话。电话里，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用明确无误的美国口音询问我的名字，随即便称呼我为“爸爸”。起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过了一会，我意识到，电话是我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打来的——五十年代中期我离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突然间得到了一个女儿，这种感觉很奇怪，她已经成家，因此，一夜之间，我也成了两个孩子的外公。

随后，她来到德国看望我和我的后妻，还给我带来了一份奇妙的礼物——装着我全部战时笔记的一个文件夹！这些笔记是她所拥有的、来自她亲身父亲的唯一纪念品，这些年来她一直细心保存着，希望有朝一日能再次见到他。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她多次试图找到我，但都因我住址的变化而失败。不过，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已经在她位于拉斯维加斯的家里度过了好几个愉快的假期。

今天，距离二战结束已经六十多年，仇恨的画面、残暴行径的镜头通过各种媒体传入我们的家中，灌输给我们。这些事件可能会造成后脊背的一阵寒意涌起，也可能会使你的眼中噙满泪水，但没人会真正了解受害者所遭受的真正的伤害。人们看着那些残酷的暴行和兽性，可能会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也许会讨论他们所看见的东西，但这些画面很快会被他们遗忘。只有切实经历过当年那些事情的人才会在自己的意识深处感受到一种悲剧性的影响，往往只有时间才能愈合他们灵魂深处的创伤并减轻他们的伤痛。

我在二战中所负的伤，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痊愈，但我依然能感觉到身上的伤疤以及被深深植入我灵魂中的创伤。每当我看见或读到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令人不安的事件时，那些战争期间可怕的经历所形成的恐怖画面便会从我的内心世界跃入眼前。这些记忆明确无误地驱使着我，在经历了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后，以我的笔记为基础，写一本书。隐藏在身后的几乎是我整个的生命，最后，等我终于提起笔来书写时，它从我的灵魂深处涌出，我从未这样真正地释放过自己。

我并不打算告诉读者所有真实的姓名，书中也没有我所在部队的确切番号，因为我想让这本书集中于我个人的经历以及我的印象和观察上，另外也包括我对这场战争的感受和看法：如果有我过去的战友碰巧读到了这本书，无论怎样，他们都能辨认出自己的身影。

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感觉到一种不容妥协的责任感。现在是时候记录下那些得以生还但依然被遗忘的战士了。上一场大战的幸存者，有责任代表那些战场的阵亡者成为劝勉使者，因为阵亡的战士已经永久地沉默了。

这本书是我的贡献，现在，我觉得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义务。

京特?K?科朔雷克

[1]Landser是德语旧称，指的是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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