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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希望之火不灭（第1页）

——第一次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1643~1645）

主和的人眼见两方委员还不曾得到什么结果就要分手，十分焦急，于是在快到2月中旬的时候，协同作出最后努力。在他们看来，关于民团问题，如果国王作一些让步，例如在若干年内让出指挥民团之权，交给几个领袖，似乎是可行的。南安普顿伯爵就急匆匆地赶往牛津，请求国王让出这个兵权。

议会的不和与独立派的兴起

现在，长老会会员高兴到极点：议会得救了，他们的仇敌闷不吭声了，苏格兰军队已答应帮助他们。因此，今后的一切，无论继续改革，还是停止战争，都由他们说了算。

不久后，一股宗教狂热和专制风气弥漫于议会内外。10月12日，教士大会奉命起草一个管理教会事务的计划；10月20日，四个苏格兰大臣[　分别是是亨德森、瑟福德、吉利斯皮和贝利。

]奉命协助教士大会准备一个宏伟规划，以便统一两国的礼拜仪式。各郡所派的委员会抓紧调查在职教士的行为和宗旨，将近二千名牧师被驱逐[　主教派的文章说被驱逐者达八千人，反对主教派的人则说不足一千六百人。这里采用的估计数字是尼尔提供的情况。

]，他们被控告为再浸礼派、布朗派或独立派等。那些把他们送进监牢的人正是不久以前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的人。在伦敦市里，凡是拒绝在盟约上签名的人都不能当市政会的会员，甚至连选举市政参议员的投票权都没有。星期日和节假日的各种民间游乐活动全被禁止，无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还是明显没有什么害处的，都不能幸免。冬去春来，自古竖起的五朔节花柱[　用花或彩带装饰的柱子，少男少女会绕柱舞蹈游戏。

]全被拔掉，也不许再立新的，若是小孩们犯了这条禁令，就要重罚父母。大主教劳德已被监禁三年，无人过问，11月13日，忽然传他到上议院受审，奉命答复下议院所控的各项罪状。

他们对战争也表现出同样的狂热。因为在最近几次战役中立下大功，就扬扬自得，不再谈和平了。许多富裕市民出钱为士兵供给军装，还有自愿入伍的。甚至有几个领袖人物，如霍利斯、格林·梅纳德等人，向来对谈和表示友好的，如今却对市政会大声疾呼，鼓励他们作出最大努力。这个党派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精力充沛、大权在握。

但是，这一派离垮台也不远了。从一开始，该党就担任宗教与政治的双重改革，但从没有用相同的观点来办这两件事。宗教方面，这个党的信仰热诚，信条简单、坚决、连贯。长老会的体制，是由平等的牧师们管理宗教事务，共同开会议事。这个体制不是人定的，而是奉神旨存在的，也可以说是根据基督的法律存在的，是唯一合法的宗教体制，人们不能随意修改。他们认为自己进行的是一场神圣的革命，要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它的胜利。但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却与此相反，思想空洞无物。他们虽然出兵抵抗国王，内心却热爱独裁；虽然要节制君权，但还是尊重国王的特权；虽然只相信众议员，却并不怨恨或藐视贵族；既服从维新的需要，又服从古老的习惯。他们对于自身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看法和目的，只企求合法的改革，就足够了。

长老会派就这样交替地被这些截然相反的思想所支配，它的队伍中从未涌现过一个领袖。它跟随政治改革家的足迹，这些改革家是民族运动的最早阐明者，又是他们的真正代表。这样的同盟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为什么说是自然的？因为这两党有共同目的，都是只求改革，而不要求取消政府。为什么说是必要的？因为政治改革家拥有大权，可以运用他们在阶级、地位、财富和知识上的优势来维持这个权利。在这些优势面前，即使是最热心的长老会会员也不愿意和他们一争高低。大多数政治改革家虽接受长老会的支持，但对教会事务，却不能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政治改革家满足于一个温和折中的主教制，按照法律限制来管理教会事务。因此他们表面上支持长老会，私下却尽力阻止他们的发展。这样一来，主张宗教革命的那些人的精力就会被一些领袖们所抑制；只有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两党的联盟才是完全真诚的。

到1643年底，政治改革——至少是合法的政治改革——已经大功告成，但是宗教革命却几乎还没有开始。而且，政治改革也处于动荡不定的阶段，缺少保障，大有转化为一场革命的趋势。现在，迄今为止占统治地位的党派的内部缺点，它们在结构上、纲领上、计划上的重重矛盾已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这一派每天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尝试各种不恰当的努力，它的立场与言论往往先后矛盾。一会儿宣扬民主派的原则与感情，以反对主教制；一会儿又宣扬专制独裁和贵族制的教义与影响，以反对正在上升的共和主义。这些人今天提倡新事物，明天又咒骂维新派；有时敢作敢为，有时缩手缩脚；有时叛逆，有时专制；有时以自由的名义去迫害主教们，有时又以权利的名义去制裁独立派。

此时，这一派觉得自己已被他们的几个领袖抛弃、否定或牵连。有些像拉迪亚德这样的人，原本最富自尊心，最讲道德，现在却不肯挺身采取行动。皮姆等更为坚忍和有胆略的人，却一心想与新党妥协，因为他们认定新党将很快独揽大权。许多腐化堕落的人已经放弃一切爱国希望，心中只有自己的名利富贵。他们在管理事务的委员会中，形成一个贪污集团，互相勾结，利用分配官职、征用物品等差事进行敛财。许多贵族已前往牛津投靠国王，其余的贵族们则归隐乡下，不问国事，他们轮流和议会或宫廷谈判条件。9月22日，上议院还剩下十个贵族，到10月5日，只剩五个了。于是每次开会都要点名，有些人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的缺席，又只好回到威斯敏斯特。较为高级的贵族，日益脱离人民大众，不但不再支持长老会，反而成为他们的障碍。他们的信教狂热使有才干保护民权的人和他们脱离关系；而他们温和的政治观点，却使他们摆脱不了可能会危害他们的盟友。

况且，这一派地位上升已有三年，无论它在教会或政府中的计划是否完成，这三年里的公共事务都是在他们的协助和同意下进行的。于是，人民就将所受的许多痛苦，所遭遇的许多失望，都归咎于这一派。人民谴责他们，说他们的压迫不亚于主教们，专横又不亚于国王。一想到该派的自相矛盾和脆弱无能，就令人痛恨不已，人们愈发感觉需要有新的原则和新的统治者出现。

长老会派和主教派都准备就绪，等待时机力图争夺指挥大权。早在这许多纠纷开始以前，长老会派就流露出意向，企图强迫国教会采用一种共和制，并利用那种形式来保持自己的权利和信仰。独立派、布朗派以及再浸礼派都公开质问，为什么让国教会存在下去？无论是天主教士还是主教派，或者长老会派，它们究竟有什么权力压制基督教徒的信仰？他们说，凡是同一地方或邻近地方的居民，因为信仰相同而自由集会来赞美上帝，他们就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任何别的教会都没有统治这个教会的合法权威。这种良心自由原则（这是地位卑贱的新教徒在盲目热情的错误行动中对人宣布的）刚一出现，就被人们看作犯罪或疯狂。主教派和长老会派，牧师们和地方官都要求严禁这个原则。应该怎样管理基督的教会，以及归谁管理，这两个问题一直是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大家都认为，他们只需要在教皇的绝对权力、主教们的贵族制、长老会的民主制之间任选其一就可以了，却没有人追究这几种体制的起源、形式和名称是否合法。

此时，有一项伟大的运动正在动摇全局，尽管从表面上难以察觉。每天都会出现各种争论，全国人民需要考虑社会的新问题，来衡量意见。这些都使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并进入到与人文、社会相关的更广阔的领域中去，能够大胆摆脱所有的古老成见和清规戒律。与此同时，关于奉行信仰与礼拜方式的自由，几乎已成定局，但还没有从法律上取代主教的大权。议会忙着应付敌对势力，无暇顾及它的党人在宗教方面脱离常规的问题。长老会派的热情有时会让两院发出带威胁性的宣言。1643年6月11日，一条法令声明“禁止近来对宗教和政府名誉肆意毁谤的报纸、书本、小册子”，无论什么出版物都要先接受严格的检查。但是，权力不能阻止那些走在运动前面的人。几个礼拜之后，只有保王党和主教派受到这条禁令的限制；新教派对此不是设法规避，就是置之不理。于是，数目更多、种类更繁、狂热更高涨的新教派布满全国，例如独立派、布朗派、反浸礼派、反童年洗礼派、贵格派、唯信仰论派、基督的王国派[　“基督的王国”一词出自《圣经·旧约》，意即“上帝的国必存到永远”。基督的王国派是狂热的盼望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基督教派。

]等。在长老会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这次革命同时唤起了许多狂热教徒、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来反对长老会派。

从此以后，所有问题全部面目一新，社会动乱改变了它的性质。那些势力强大、受人尊敬的传统，过去曾经指导政治改革家和宗教改革家的观点，受到严峻挑战。对政治改革家而言，这些传统就是古代英格兰的法律；对宗教改革家而言，这些传统就是教会的组织方式。这些古代制度既是一种典范又是一种约束，无论他们的事业有多么冒险，双方都没有对空泛的愿望和无限的要求让步。如果说他们在行动上有错误趋向的话，至少还能够指出行动的目标，而他们的劲敌却没有明确的目标作为指导，又没有历史或法律的传统来限制他们的思想。他们赋予革命决定和管理一切事物的权利，且以革命作为他们的唯一指导。在革命的指导下，哲学家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真理，狂热的教徒不惜任何代价寻求信仰，自由思想家不惜任何代价追求成功。于是调动制度、法律、习惯、事件等等，按照人的理性或意志来控制革命。在这样大胆的事业里，一切都是合法的，不管是根据对一个原则的信仰，或是出于一种宗教狂热，或是以需要的名义行事。长老会派在教会里严禁君主制与贵族制，那为什么在国家体制里还保留君主制与贵族制呢？政治改革家们曾透露，如果国王或贵族坚决拒绝一个有利于人民的议决案，众议员们就应该运用自身的权威强行通过它。既然有这样的意向，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呢？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事态紧迫时才请出民权，其实民权早应该作为合法权利，且作为政权本身的基础。教士们依靠什么权利才能形成一个永久性的、财务自由的、独立的集团？若从他们手中收回全部司法权，甚至收回贬逐教徒的权力，只留下劝导、讲经、教训、祈祷的职能，那么所有一切滥用宗教权威，所有令宗教与政治格格不入的困难，当然都会立刻停止。况且，信仰的合法权利本来就不属于教士而属于教徒。选择和委派牧师的权利，应该属于信徒；牧师并无互相选派之权，更无权强迫信徒承认。不仅如此，一个基督信徒本来就是一个牧师，是他自己的牧师，是他家庭的牧师，是所有被他的语言所感动的人的牧师，这些人会因此而承认他受感于天，愿意和他一同祈祷。无论是布道还是斗争，唯有上帝才能选择并赐封他的圣徒，谁都不能与上帝相争。自由思想家听了这番话大声喝彩，对他们来说，不管用什么方法，也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要实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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