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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第1页）

定上岗前的基本条件，即对每个应聘者五年来的教学、科研工作进行审核。然后进入院系审核小组答辩，院系通过后再报校部。每个应聘人员都经过三级审核：一、院系的聘任审核委员会，二、学部学术委员会（北京大学有理学部、化学和技术工程学部、社会科学部、人文学部、医学部等五个学部），三、校部学术委员会。以往职称评审时，过半数就算通过。这次所有人员都必须经过三个委员会的三分之二表决通过，增加了难度。有将近九分之一的教授跌到B类的岗位，这对他们有一定的心理冲击。

最后，申请获得批准的应聘人员，经过学校最高委员会资格认证，再报学校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后上岗。此项改革是过去没有做过的，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因此对所有人都先试聘一年。一年以后，再签三年协议。1999年7月份开始进行全面审核，按学期签订聘任的协议，聘一到六个学期。面临退休的人，最短应该满一个学期。如果发现有人不能实现上岗时提出的目标，就要进行调整。学校保留调整的权利。

全校1000个关键岗位，第一批聘任724名，有71位年轻的副教授进到A类，65位正教授到了B类。当了教授以后若没有新的贡献，在这次改革中就只好退到次要岗位上；让年轻的副教授走上关键岗位。

1999年北京大学教授队伍总体比较老化，全校近800名教授里面，超过60岁的占一半以上。但45岁以下的年轻教授基本上全部被聘到了关键岗位，有的院系被聘到A1、A2类的年轻教授的比重非常突出，如化学院A1岗位50岁以下的教授达到了40　％　；根据北京大学的规定，特聘教授不占岗位。理学院A1岗位50岁以下的教授也达到了50　％　左右。这两个学院的教师，几乎是清一色博士学位的人员。但有些院系，教师的结构层次相对较低。

今后公开岗位，国际国内人员都可以参加竞争。院系内部的招聘，逐步过渡到面向社会、面向国内外的招聘。

由于岗位的设置，1999年以来要求到北京大学工作的人越来越多。重点在国外。2000年申请来北京大学工作的国外博士，有一百多人。通过这次改革，北京大学出现了吸引人才的新高潮。

存在的问题：必须摆脱“官本位”

教育事业的职责是“出人才、出成果”，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发展的前途。而“政治挂帅”和“金钱挂帅”都是扼杀人才的。因此，学校不应该是“官场”，也不应该是“商场”。

在教研人员中套用行政机关的级别，就是一种“官本位”的做法，对于学校管理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减低了效率，增加了矛盾。例如1985年我国的工资制度，施行了“学校工资待遇与行政级别挂靠”。当时北京“市重点”中学的校长被定为“正处级”，区重点中学的校长被定为“副处级”，初级中学和中心小学的校长被定为“科级”。而教授专家的待遇，甚至有“省部级学者”“厅局级学者”的提法。这真是荒谬。

2001年，上海市首先开始在全市中小学推行“校长职务制度”，取消了中小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上岗的原则，有利于教学人员告别“官本位”，促进校长向“学者型”“专家型”的转变。

在高校中，也应该如此。学校行政级别的差异，不利于学术交流。

（以上根据近几年报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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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后改行大学收费制度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8年，长达40年间，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是不收学费的（只收伙食费、住宿费、教材费等）。那时，上大学花钱虽少，但毕业后个人对工作选择的自由度不大。在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制度下，大学毕业生完全由国家安排工作，“一切服从国家需要、组织分配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工作后也是低薪制，大多数毕业后二十来年月薪一直冻结在人民币56元左右（合今560元）。那种局面造成“脑体倒挂”的怪现状，确实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20世纪80—90年代以后，我国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相应地，学费制度也必然要改变。但是如何改变才符合国情呢？这造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大难题！

到1989年开始改行大学收费制度，当时规定每学年的学费一律200元。

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8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376元，那么200元学费占人均年收入的七分之一；加上生活费和其他学杂费开支，平均以每年500元计，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占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40　％　左右。城市家庭尚能应付，但是乡村家庭已经感到负担比较重。

1993年，高校学费提高到每年平均610元。1995年，提高到700—800元。

1994年以前，高校对大学生实行公费培养，毕业后统一分配。大学生在校学习的成本由政府教育经费承担。虽然在这其间，一些公立学校开始招收部分“自费生”，形成了公费生与自费生并存的“双轨制”。但当时所谓的自费生，主要是各部门、各企业委托培养，学费由各部门缴纳，不由学生家庭承担。

到1996年，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每年学费一下子超过2000元。顿时引起轩然大波，96级学生对此深有感触：“心里一下子失去平衡！同样是大学生、同样的课程，上一级收费大约700元左右，而一年后我们的学费上涨三倍！”

从1997年开始，我国消费有所萧条，但此时居民储蓄总额达到了空前5万亿元。面对这庞大的5万亿元巨款，某些决策者毫不分析到底其中有多少是普通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只是想着如何将银行里的存款引向消费。他们把目光转向学校，认定那里是一个个“摇钱树、聚宝盆”。因为，可怜天下父母心，无不“望子成龙”，他们一贯省吃俭用，但是对于下一代教育，则往往是从不吝惜的。

于是，一场所谓“教育产业化”的变革启动了。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学校市场化！公然将学校课堂作为商店，将教育办成商业，将学生家长当作购物的顾客，将毕业生当作可以买卖的商品。这种理论认为，“学生应该为自己所受的教育买单。”从前占高校大多数的“公费生”，一下子几乎全部按照“自费生”收费了！

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一律提高学费。高校每学年的学费逐年显著增加，超过2000元。1997年“全面并轨”后，大学学费一直在3000元上下浮动。

1999年以后，高校又连续三年扩招，平均每年学费由1999年的3000元到2000年猛涨为4200元，并继续飞扬跋扈。

到21世纪初，我国各大专院校收费标准猛涨。据新华社消息，###门发出通知：“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　％　，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师范、体育、农林、航海、民族专业等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学生免缴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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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大学收费单

2003年一名大学新生收到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广告专业的收费单——

学费：每年人民币16000元；住宿费：1200元；书费：600元；卧具费：400元；体检费：100元（进校、毕业各一次）；保险费：每年40元；就餐费（预先打入校园卡）：115元；住宿押金：100元；军训服装费：95元；总计：一次交19000元。预计生活费：每月600元。全年总费用26000元。

社会一般家庭见到这张收费单，都会心烦意乱。这意味着，对多数老百姓而言，大学的门槛离他们更高、更远了。

然而，到2005年学年开始时，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学费仍然居高不下：艺术设计专业学费20000元年，建筑学专业学费18000元年，一般普通专业学费16000元年，国际合作项目专业学费25000…26000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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