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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第3类　　刘哲澄　　男　　28岁，《湖南农民报》编辑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

第3类　　陈望岳　　男　　28岁，中###员，编辑部副主任　　所受处分：撤职、降5级。

第3类　　刘皓宇　　男　　26岁，中###员　　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由行政18级降为最低的23级。

第3类　　何新明　　男　　23岁，中###员，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

第3类　　伍国庆　　男　　23岁，共青团员，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

第3类　　李福全　　男　　25岁，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

第3类　　张海辉　　男　　30岁，中###员，湖南农民报编委　　所受处分：撤职降薪。

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7）

第4类　　严伯嘉　　男　　27岁，中###员　　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降职、降薪。1958年秋摘去右派帽子，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第4类　　鲁峋　　男　　24岁，中###员，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降职、降薪。

第6类　　杨德嘉　　男　　25岁，中###员，编辑部副主任，当时免予行政处分；1958年秋摘去右派帽子，恢复党籍，但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并降薪，工资由16级降为19级；但到文革中被错抓坐牢。

此外还有：

黄德瑜　　男　　34岁，中###员，湖南农民报编辑　　1957年批斗时不堪凌辱而出走，从此失踪，据信是自杀了。

说明：1、上述右派分子里面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被开除党籍团籍，但像张雨林、袁家式、杨德嘉、严伯嘉于1958年（半年后）被摘去右派帽子，前三人恢复党籍，严伯嘉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不知道其他地方有否先例。

2、上述右派分子中有四对夫妇、一对兄弟、一对叔侄；到1959年，苏辛涛的妻子、以及张慎恒的丈夫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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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陈明夫妇

丁玲本是副部长级（行政7级）干部，月薪322元。建国之初，她曾住在颐和园的松云巢，那是座落于排云殿与石舫之间的山坡上，是一所较大的宅院，有正房5间，耳房2间，院中有走廊。毛泽东和江青还来这里看望过她。后来，她又搬到多福巷16号，一所典型的方方正正的四合院里，这是公家的房子，她经过一番装修，已是焕然一新了。院内有繁茂的花木，北屋西边1间是她的书房，另l大间做客厅，西厢是卧室，东厢的3间中，有2间打通为l大间是餐厅，房内摆了1套沙发，也可以做会客用。南屋的几间由女工住，北屋两边的耳房做厨房和暖气锅炉房，东边的耳房由儿子住。

丁玲和丈夫陈明都被打成右派分子。陈明的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对他的处理是第2类，撤销级别、保留厂籍，下放农场监督劳动。陈明被发配到了北大荒——黑龙江密山农场。从此停发工资，按农场新农工待遇，每月只拿28元生活费。

陈明走后，丁玲仍留在北京等待处分。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告诉她：“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6类处理。冯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6类处理，这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但是丁玲希望到北大荒去，同陈明生活在一起。不久，她就从中国作家协会拿到由###签署的一封简单的介绍信。这一张窄纸条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丁玲就这样去了北大荒，这一年她是54岁。丁玲在北大荒住在简陋的农舍里，她参加劳动，养鸡，办托儿所，当扫盲教员，后又到宝泉岭农场安家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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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另类”拾零

北京钟惦棐

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在1957年因发表杂文《电影的锣鼓》而成为钦定的“右派”，受到了第2类处分：总算态度还好、情节不十分严重，决定撤职送农村或农场监督劳动，生活上酌予补助；开除党籍，撤消职务（原为行政11级），下放唐山柏各庄农场监督劳动4年。撤职、监督劳动者不发给工资，每月领取生活费26元人民币。

钟惦棐被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最受牵连的当然是直系亲属。夫人张子芳和岳母带着五个孩子，四男一女，被迫从机关大楼的宿舍迁居到陋巷大杂院——振兴巷6号。在繁华的北京闹市区，这条窄巷，三人并肩就无法通过。从1958年到1979年，一家老少八口人，就一直挤住在这里的狭小平房中。

钟惦棐每月生活费26元，每个孩子补贴10元，加上张子芳每月工资，共收入100多元，要养活八口之家，物质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长年靠棒子面粥、窝窝头养活，不买论斤称的新鲜蔬菜，而买最便宜货：论捆的烂菜叶子、论堆的烂西红柿。孩子们放学回家，马上脱下布鞋换木屐，以节约鞋子。1960—1962年三年灾害饥荒时期，张子芳工作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偶尔从外地弄到一批鸡，配给供应，每只6元（黑市价10元到15元），每个职工限购一只。张子芳盘算来盘算去，硬是拿不出这6块钱来养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一个老弱的母亲。“一毛钱攥出汗水，也舍不得花”。（引自罗艺军《敲电影锣鼓的人》，原载《电影创作》1993年第5期）

受尽了唐山柏各庄农场的4　年监督劳动煎熬，钟惦棐由于“劳改表现好”，终于被调回北京，贬谪在中国电影家协会资料室工作。1963年，他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成了一名“摘帽右派”，行政降4级，降为15级，每月工资124元。

钟惦棐还没有缓过气来，1966年“文革”的锣鼓敲响了。作为“摘帽右派”，他这个反面教员成了“革命大批判”的“当然对象”。于是，他又被关进“牛棚”，每月生活费仅15元；然后被赶到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直到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才使钟惦棐的沉冤得以昭雪。钟惦棐苦笑道：“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40年，居然有一半多时间不在党内。”钟惦棐又开始忙于电影评论工作，他被推选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写下百万言电影理论著作，他说：“人活一天，倘学无长进，则愧对人生。”

1987年3月，钟惦棐患肝病和肾癌，不幸病逝。令他欣慰的是，他的次子阿城以小说《棋王》震动中国文坛，进入作家行列。

上海陈忠兴

陈忠兴（生于1926年）是邮电部上海通讯设备厂的技术人员，由于“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比成孙悟空”而受批判。1958年7月被调到工具车间监督劳动，9月被“补课”定为右派分子。陈忠兴在1956年评为七级技工，每月工资105元4角；定为右派以后，降为三级工，每月工资57元5角。他上有双亲，下有三子一女。妻子是女工，1956年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家庭重担压到了妻子肩上，妻子的头发过早地白了。

在百般无奈之中，陈忠兴把女儿给了别人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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