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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天吾 到陌生的地方去见陌生的人（第1页）

许多人将星期天的早晨理解为休息的象征。但在整个少年时代，天吾从来不认为星期天的早晨是快乐的，连一次也没有过。星期天总是令他情绪忧郁。一到周末，身躯就会变得呆滞、沉重，丧失食欲，全身处处开始发痛。对于天吾来说，星期天就像个始终把黑暗的背面朝着他的变形的月亮。要是星期天永远不会来访该多好啊！少年时代的天吾常常这么希望。每天学校都开课，没有休息日，那该多么愉快！他甚至还祈祷过星期天不要到来——这样的祈祷当然不可能应验。即便是现在，自己已经长大成人，星期天已经不再是现实的威胁，然而那天早晨醒来，有时还会毫无来由地心绪黯淡，感到浑身关节吱吱作响，甚至会产生呕吐感。这种反应已经深深地沁入心灵深处，恐怕渗透到了深层的潜意识中。

担任NHK视听费收款员的父亲，一到星期天就带着年龄还小的天吾出去收款。这从上幼儿园前开始，直到他上小学五年级为止，除非星期天学校有特别活动，从未间断过一次。早晨七点起床，父亲用肥皂把天吾的脸洗得干干净净，仔细检查他的耳朵和指甲，给他穿上尽量干净（但不奢华）的衣服，允诺待会儿给他买好东西吃。

别的NHK收款员星期天工作不工作，天吾不知道。但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星期天必定要去工作，不如说是比平时更卖力地工作。因为那些平时不在家的人，星期天就能找得到他们。

他带着小天吾一起去收款，有几个理由。无法把幼小的天吾独自扔在家里，是一个理由。平日和星期六把他交给保育园、幼儿园或小学，而星期天这些地方都休息。有必要让儿子看到父亲在做怎样的工作，是另一个理由。自己的生活是建立在怎样的营生上，劳动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事小时候就得知道。父亲自己从刚开始记事时起，便被赶到农田里去干活了，根本没有什么星期天。农活繁忙时，甚至还得请假下地干活。这样的生活对父亲来说，原本是理所当然。

第三个，也是最后的理由，最有算计的色彩，所以也最深地伤了天吾的心。父亲深知，带着小孩子去收款，常常能事半功倍。面对牵着幼儿的收款员，“这种钱我不想付，赶快滚蛋”之类的话便难以开口。在孩子的凝视下，许多原本不打算付款的人，也只得掏出钱包来。所以父亲在星期天专门走难收款的人家居多的路线。天吾一开始就悟出了父亲期待他扮演的角色，无比反感。但另一方面，为了讨父亲的欢心，他也不得不动足脑筋，完成父亲期待的表演。像耍猴戏的猴儿。如果赢得了父亲的欢心，天吾那一整天都能得到温情的对待。

天吾唯一的宽慰，是父亲负责的区域离自己家有一段距离。天吾家在市川市郊外的住宅区里，父亲的收款地区则位于市中心，学区也不同。所以总算避免了去幼儿园或小学同班同学家里收款的情形。尽管这样，走在市区繁华地段，偶尔也会和同学擦肩而过。这时候他总是飞快地闪身躲在父亲身后，不让对方察觉。

天吾同学的父亲，大多是去东京中心地区上班的白领。他们觉得市川市就是东京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因为某种机缘偶然被编入了千叶县。到了星期一早上，同学们便起劲地谈论星期天自己去了哪儿干了什么。他们去了游乐场、动物园、棒球场。夏日里去南房总游泳，冬天则去滑雪。或是让父亲开车带着出游，还有的去爬山。他们起劲地谈论这样的经验，交流各类场所的信息。但天吾无话可谈。他没出去旅游过，也没有去过游乐场。星期天从早到晚，跟着父亲去按响素不相识的人家的门铃，向开门出来的人鞠躬收钱，如果对方不愿付款，就连哄带吓。如果对方要理论，就上演一场论战，也曾被当成狗一样辱骂。这种种经历无法在同学面前卖弄。

小学三年级时，他的父亲是NHK收款员一事，成了全班都知道的事实。大概是他跟父亲去收款时，被谁看见了。要知道每个星期天从早到晚，他都得跟在父亲后面走遍市内每一个角落，被熟人看到也是必然的事（他已经长得太大，没法再躲在父亲身后了）。以前居然一直没暴露，反倒更让人诧异。

于是，同学们从此就用“NHK”这个外号来喊他。在出身白领家庭的中产阶级的孩子聚集的社会中，他不得不成为一种“另类”。许多对别的孩子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对天吾来说却并非如此。天吾住在和他们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过着另类的生活。他在学校成绩优秀，而且擅长体育，身材高大又有力气，老师对他也事事关照。因此尽管是“另类”，在班级里却没有成为遭受排斥的对象，遇事反而对他另眼相待。然而，就算有人邀请，说星期天一起到哪儿去玩，或是请到我家来玩，他也无言以对。因为他明白，就算告诉了父亲“这个星期天大家都到某某同学家去聚会”，父亲也绝不会理睬。对不起，星期天我不方便。他只能这样婉言谢绝。连续谢绝几次后，自然再也不会有人来邀请他了。等回过神来，他在班上已经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总是一个人。

星期天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得跟着父亲从早到晚沿着预定的线路去收款。这是绝对的铁律，不容更改也没有例外。哪怕患了感冒不停咳嗽，哪怕发着低烧，吃坏了肚子，父亲也大多不会迁就。这种时候，他踉踉跄跄地跟在父亲身后，心里常常想：要是就这么倒地死掉该有多好。这样的话，父亲恐怕会多少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吧——自己也许对孩子太严厉了。但不知该说是幸运还是倒霉，天吾天生一副健壮的体格。哪怕发烧，哪怕胃痛，哪怕想呕吐，也从没倒下过，也不曾失神昏迷，能跟着父亲走完漫长的收款路程。连一句怨言也不吐露。

天吾的父亲在战争结束那一年，身无分文地从满洲撤回国。他出生于东北的农家，排行第三，跟着同乡一起加入“满蒙开拓团”，去了满洲。他倒不是盲目地全部相信政府的宣传，以为满洲就是王道乐土，土地辽阔肥沃，去了那儿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王道乐土之类的在哪儿都不可能存在，这种事他一开始就心知肚明。只是他们饥寒交迫，待在乡下的话，就只能过着快要饿死的日子。世间又极不景气，失业者充斥街头巷尾，到城市去也别指望能找到活干。这样一来，就只剩下前往满洲这一条生路。接受了有事时能拿枪的开拓农民的基本训练，脑子里塞进了一点满洲农业情况的应景知识，送行时接受三呼万岁的礼遇后，他们就离开家乡，再从大连坐火车被送到了蒙古边境，在那儿分到了耕地、农具和步枪，和伙伴们一起开始经营农业。那是布满碎石的贫瘠土地，到了冬天万物都冻结成冰。因为没东西可吃，连野狗都吃了。尽管这样，最初几年好在还有政府的补贴，总算熬了下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就在生活终于开始呈现稳定的迹象时，苏联对日宣战，全面攻入“满洲国”。结束了欧洲战事的苏军将大量兵力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运往远东，扎实地调整部署，准备跨越国境。父亲从一位因偶然机会交好的官员处私下得知了这样紧迫的形势，预料到了苏军的进攻。那位官员偷偷告诉他，关东军已经弱得不堪一击，要赶紧做好只身出逃的准备，逃得越快越好。所以苏军突破国境的消息刚传出，他就骑上事前准备的快马冲到火车站，挤上了开往大连的倒数第二班火车。同伴中在当年就能逃回日本的，他是唯一一个。

战后，父亲来到东京，做过黑市商人，学过木匠手艺，可一样都没成功，只能勉强填饱肚皮。一九四七年秋，在浅草的一家小酒馆里干送货的活时，偶然在路边遇到了在满洲时的熟人，就是那位把日苏开战在即的消息偷偷告诉他的官员。当年他是被借调到满洲做邮政工作的，这时已回到日本，在以前工作的递信省供职。大概是同乡的关系，加上官员知道天吾的父亲是个吃苦耐劳的人，对他似乎很有好感，就请他吃饭。

得知天吾的父亲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生活艰难，这位官员主动问他愿不愿意做NHK收款的工作。有个好朋友在那个部门干，可以帮忙。如果能那样就太好啦，父亲说。虽然不知道NHK是干什么的，但只要有固定收入，什么工作都成。官员写了封介绍信，甚至还出面做了他的保人。父亲于是顺利地做上了NHK的收款员，接受了培训，领到了制服，分配了工作量。人们终于从战败的冲击下缓过劲来，开始在贫困的生活中追求娱乐。收音机提供的音乐、滑稽节目和体育节目成了身边最廉价的娱乐方式，收音机的普及程度远非战前可比。NHK需要大量的人员到现场去征收收听费。

天吾的父亲工作起来十分尽心尽责。他的强项在于体格健壮，忍耐力极强。要知道有生以来他可是连吃上一顿饱饭都不容易，对这样的人来说，NHK的收款工作根本不算艰苦。不管被人家如何破口大骂，都毫不在乎。虽然仅仅位于基层，他却为自己隶属于一个巨大的组织而满足。先是干了一年计件支付工资、没有身份保障的委托收款员，由于业绩优秀、工作态度认真，便被录用为正式收款员。这从NHK的惯例来看是破格的提拔。在收款难度特别高的地区取得了优异成绩固然是重要理由，但身为递信省官员的保人的威势也起了作用。基本工资固定，还有各种津贴，搬进了公司宿舍，又加入了医疗保险。与几乎是一次性使用的一般委托收款员简直有天壤之别。这是他人生中遇到的最大的幸运了。无论如何，他终于在图腾柱的最底端确定了自己的位置。

这是他从父亲口中听过无数遍的老生常谈。父亲不唱摇篮曲，也不曾在枕边给他读童话。取代这些的，是把迄今为止的亲身体验一遍又一遍讲给儿子听。出生在东北的佃农之家，像狗一样在劳作和殴打中长大，作为“开拓团”的一员前往满洲，在那片连小便都会在中途冻成冰的土地上，一边端着步枪驱逐马贼和狼群一边开荒耕作，从苏联坦克军团的履带下仓皇奔逃，幸运地没被送进西伯利亚的战俘营而安然回国，忍饥挨饿地熬过了战后的混乱时期，由于偶然的巧合幸运地成了NHK的正式收款员。一段长长的故事。而成为NHK收款员，是最终的完美结局。于是故事大吉大利地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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