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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历史下（第2页）

杨吴和南唐国先后以扬州，金陵为都经略江南，南方在区域性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的其他方面都取得了跳跃式发展，在杨吴及后继政权南唐国所辖范围内的今江淮平原，苏南西部，更是突破了传统陈式，发展速度与规模尤为突出，为我国古代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实质性南移和江苏地区开放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业

在恢复与发展农业经济的政绩中，杨吴及南唐对江淮的经营是浓重的一笔。唐末兵燹使淮南成为重灾区，扬州被坏尤为惨烈。昔日繁华都市，“城中仓廪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卷61，《吴世家》）不仅城中，“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圜辐数百里，人烟断绝”。（卷134，《杨行密传》）杨行密初定江淮，从谋士高勖议，招抚流散，保境安民，他劝课农桑，轻徭薄赋，数年之间，江淮几复唐时盛况。

但李昪执掌吴政时，吴民间仍继续“以见钱纽纳税直，既为不堪，然于其中所谓和卖折帛，尤为名不正而敛最重”。

宋大中祥符间太常博士许载《吴唐拾遗录·劝农桑》亦云：“吴顺义年中，差官兴版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市价折以金银。

算计丁口课调，亦科钱。宋齐丘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紬绵绢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无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

‘是时，绢每匹市价五百文，紬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丘请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紬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朝议喧然阻之，为亏损官钱，为数不少。

齐丘致书于徐知诰曰：'明公总百官，理大国，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彗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知诰得书曰：‘此劝农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卷16，《宋齐丘》）

南唐国事

杨吴和南唐在不断加大政策力度的基础上，根据江淮环境形势，优先发展水利，淮南和江南等地区的农业迅速恢复发展。杨吴建国之初，便着手在楚州和扬州修复或新建陂塘；南唐立国，筑楚州境内白水塘，淮南为之得益。又“命州县陂塘湮废者，修复之”。（卷3，《嗣主书第三》）唐五代对于江南运河的疏浚和整补，亦是大手笔，可见记载的就有驿亭埭，奔牛埭等。

升元年间对丹阳练湖的整修，更是一项重大工程，向为水利史所重。练湖始开于西晋，东晋时成为江南地区的重要湖泊，可溉丹阳，金坛，延陵等县万顷良田；唐代，练湖开始对江南运河进行水量补给，唐末兵乱之后，练湖年久失修，至南唐几无灌溉之力。

丹阳县令吕延桢主持疏浚整治练湖工程，“筑塞环岸，疏凿斗门”，使练湖恢复了水利功能。多雨时节，可汲纳四十八派之水；旱季可溉周围诸县，又灌注江南河，“使命商旅，舟船往来，免役牛牵，”。（卷871）陶懋炳认为，“南方诸国兴修水利，成绩之著，无如吴越”，（p181）应是中肯之论。

从地域政治上看，江苏东部当时处于吴越国统治范围，但吴越对今江苏太湖地区的水利整修，得益于南唐与之共同创造了相对安定的环境，一定程度上是南唐政策间接使然，值得一提。时吴越于重要水利工程处置“撩浅军”，“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卷78，《吴越武肃王世家》）元璙在苏州任中吴节度使时，命部将梅世忠为都水使，“设锸港口，按时启闭，以备旱涝”。（卷115，《拾遗》）

南唐对于秦淮河的整修也值得一提。杨吴时始将秦淮河贯于城中，作为重要航道；南唐保大年间，又疏浚河道。《宋朝事实类苑》卷47《休祥梦兆》云：“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是为验证。

在南唐经济发展中，随着我国农业经济重心的南移，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的新格局在江苏地区逐渐形成。南方优良作物品种北上，蔚成大势。江南地区是稻米之乡，扬州，泰州，楚州和泗州等地，南唐时已广种稻米，不仅产量提高，品种也得到改良，泰州的香粳就很有声名。

北方传统优良品种南渐势头也有增无减，在江南地区，北方的小麦已普遍种植，出现了“极目青青垄麦齐”的景象。桑树栽培遍及江淮，故有“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之谓。（卷270，《后梁纪五》）楚州和泗州的麻有名，为朝贡之物。茶叶的生产以扬州，常州和润州的茶园闻名于当时。

宜兴产茶历史久远，“阳羡茶”向为江淮名品，早在三国孙吴时代就驰名江南，当时称为“国山茶”，后来又有“阳羡贡茶”，“毗陵茶”，“阳羡紫笋”和“晋陵紫笋”等称谓。唐肃宗年间，列“阳羡紫笋”（阳羡紫笋因鲜芽色紫形似笋而得名）为进贡珍品，茶圣陆羽认为阳羡茶“芳香冠世产”，可为贡品。

常州刺史李栖筠采纳了他的建议，即在鼋画溪旁造起茶舍，每年采制茶叶万两进贡，品饮阳羡茶成为风行的时尚。南唐时“阳羡茶”依旧为名茶，后随着产茶区域的南移，产于建州的京铤茶渐渐取而代之，成为贡品，朝廷方罢“阳羡茶”。

在南方国家中，南唐对于农业的开发最具力度，其时，皇家府库充盈，“凡积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国家农桑之盛，前所未有，农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南北无出其右者。

当然，单一叙述农业的表现是缺少学术意义的，上述内容旨在揭示，在正确的政策之后，兴修水利对于地处江淮流域的南唐政权，是开发南方，改善生存环境和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第一要项。

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模式的渐渐成型，标志我国农业经济重心南移新格局在江苏区域形成，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渐渐这才显示出新鲜的活力。郑学檬先生在1985年发表的《五代时期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一文里指出，我国古代北方自商鞅变法开始，基本实行耕战政策，所谓“足兵足食”是也。

因为北方是古代的政治中心，官多兵多，粮食需求大，政府的赋税政策决定了北方农业以种粮为纲。南方各国由于缺少北方以粮为纲的传统，不象北方有那么多的官兵，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极易种植经济作物，多种经营条件好。所以，江南农业在商业过程中扬长避短，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种植经济作物，开展多种经营，使南方较早地出现了农业商品化似的趋势。笔者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商品化的植入，才使南方农业的发展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较高的平台。

从此，江苏区域经济发展以农业为突破口，渐渐拉开架势，向着新的纪元前进。南唐商业出现的新特点，应当引起学界的注意。五代十国是一个特定的时代，在相对分割狭小的空间里，各国特别是南方各国国用严重不足，因此普遍重视招徕商贾，经营商利，征收重商税，以充军国用度，商品交换空前活跃。

结果是，虽国与国间时恶时睦，民间交易却日益频繁；大运河虽然阻断，海运却发达起来。南方各国商业的活跃程度视唐代有加。

各国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在江南农业和各种经济行为商品化过程中，城市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为政治功能逐渐淡化，经济功能渐渐增强。这一功能的转换，对于我国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实质性南移，对于江苏地区提早进入较发达地域的序列，意义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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