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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部 第二十章（第1页）

自从皮埃尔走后的那第一个晚上，当娜塔莎带着一种快乐的、讥讽的微笑对玛丽亚公爵小姐说，他真的像是刚从浴室内走出来一样，穿着常礼服，头发剪得短短的，从这一刻起，在娜塔莎的心中却有某一种隐蔽的，甚至连她自己本身也莫明其妙的，又难以克制的东西苏醒了。

所有的一切：面孔、脚步、目光、声音——她的所有的一切，突然间都完全改变了。就连她自身也感到意外的东西——生命的力量以及对幸福的渴望，都浮升到表面上来了，而且渴望予以满足。从第一天晚上起，娜塔莎好像把她自己以往的所有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她从此之后，没有一次埋怨过自己的处境，她对过去哪怕是一个字也从不提及，她已经不害怕制订未来的美好的计划了。她很难得谈到皮埃尔，每当玛丽亚公爵小姐提起他时，在她的眼睛里久已熄灭了的那种亮光又重新燃烧起来了，她的嘴唇咧着独特的微笑。

在娜塔莎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最初使玛丽亚公爵小姐感到吃惊；但当她明白了这种变化的意义时，这一变化使她感到痛心。“难道她对我哥哥的爱情就那么淡漠，这样快就把他给忘掉了。”当玛丽亚公爵小姐独自一人在忖度娜塔莎所发生的这种改变时，她在内心里这样想。但是，当她和娜塔莎在一起的时候，她并不生的气，也不责备她。在娜塔莎身上洋溢着的一种复苏的生命力，十分明显地，是无法遏止的，对于玛丽亚公爵小姐来说，却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以致使她在娜塔莎的面前觉得她没有任何权利哪怕是只在内心里去责怪她。

娜塔莎以全部身心和所有的真诚沉湎于这一新的感情之中，她并不想掩饰它，她现在没有悲哀，而只有高兴和快乐。

那天夜间，当玛丽亚公爵小姐和皮埃尔谈过话之后回自己的房间时，娜塔莎在房门口迎着她。

“他说了？是吗？他说了？”她翻来覆去地说道。娜塔莎脸上露出欢喜的、同时又是怪可怜的、为这种欢喜请求原谅的表情。

“我原本想在门口听的；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告诉我。”

对于娜塔莎看她的那种眼神，尽管玛丽亚公爵小姐已经非常理解，已经非常感动；尽管娜塔莎那激动的样子确实令人同情；然而，娜塔莎所说的话，在最初的一刹那间仍然使玛丽亚公爵小姐感到屈辱。她想起了哥哥，想起了他的爱情。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她不能不这样，”玛丽亚公爵小姐想；于是她带着忧郁的、有几分严肃的表情，把皮埃尔对她说的话全都告诉了娜塔莎。听说皮埃尔要动身去彼得堡；娜塔莎吃了一惊。

“去彼得堡！”她重复说，似乎没有听懂似的。但是当她一看玛丽亚公爵小姐脸上忧郁的神情，就猜到了她难过的原因，她突然哭了起来。“玛丽，”她说，“告诉我，我应当怎么办：我生怕会做出傻事来；你告诉我该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告诉我吧……”

“你爱他吗？”

“爱。”娜塔莎细声说。

“那你哭什么？我为你高兴。”玛丽亚公爵小姐说，由于她流了泪，她已经原谅了娜塔莎的快乐了。

“这不会很快了，总有这么一天。你想一想，我做了他的妻子，你嫁给尼古拉，那该是多幸福啊！”

“娜塔莎，我不是求你别谈这个吗？咱们只谈你的事。”

她们沉默了一会儿。

“不过他为什么要去彼得堡！”娜塔莎说，她连忙自己作出了回答：“不，不，应该去……玛丽，你说是吗？应该去……”

尾声（一）第一章

一八一二年来到了，然后又过了七年。奔腾汹涌的欧洲历史的海洋已经平静了。它似乎沉默下来，但那些推动人类前进的神秘力量（其所以神秘，因为规定这些力量运动的法则，我们还不了解），却继续起着作用。

虽然，历史海洋的表面似乎不在运动，但人类却像不断前进的时间一样，继续向前迈进。人们所组成的各种集团建立了，又解散了。国家的建立和解体以及各个民族的迁移的种种原因都在酝酿着。

历史的海洋，已不像先前那样从此岸向彼岸凶猛急遽地冲击；但它却在海水的深处汹涌翻腾。历史人物也不像先前那样被波涛从此岸向彼岸卷过来卷过去；现在他们仿佛停留在原处，只是在漩涡里打转。原先，这些历史人物领导着军队，发布命令，宣战、出征、会战，藉之以击退民众运动；而现在却巧用政治和外交手腕，利用法律和条约来击退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

历史人物的这种活动，史学家们称之为反动。

史学家们在描述这些过去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时，往往声色俱厉地谴责他们，因为史学家们认为那些历史人物就是他们所指的反动的祸根。当时所有闻名的人物，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到斯塔埃尔夫人、福蒂、谢林、费希特、谢多勃良以及和其他一些人物都遭受到史学家们的严正的审判，并视他们是否有助于进步或反动而宣告无罪或加以谴责。

按照史学家们的记载，这一时期在俄国也发生过反动，这次反动的元凶，就是亚历山大一世。正是这个亚历山大一世（仍然是按照史学家们的记载）在其统治初期就倡导自由主义，宣扬拯救俄国。

在现有的俄国文献中，从中学生到学识渊博的史学家，没有一人不因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的错误行为而向他投掷石子。

“他本应如此这般地行事。他在某件事上做得好，而在另一件事上则做得糟。他在当政初期和一八一二年干得很出色；但是，给波兰制订宪法、成立神圣同盟、把大权授与阿拉克契耶夫、鼓励戈利岑和神秘主义，嗣后又鼓励希什科夫和福蒂，这些事就做得很糟。他过问前线的军队，做得不对；解散谢苗诺夫兵团，他也处理得不当，等等，等等。”

史学家根据他们所具有的关于人类福利的知识，对亚历山大一世所作的种种责备，如果要加以枚举的话，就得写满整整十页纸。

这些责备是什么意思呢？

亚历山大一世受到史学家赞扬的行为，如登位初期的一些自由主义的创举、抗击拿破仑、一八一二年所表现的强硬态度、一八一三年的出征，同那些受到史学家谴责的行为，如成立神圣同盟、使波兰复国、二十年代的反动，不都是从形成亚历山大一世个性的血统、教育、生活诸条件的同一根源中产生出来的吗？

这些责备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质在于：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个处于人类权力可能达到的顶峰、就像是处于夺目的历史光辉在他身上聚成的焦点上的历史人物。像他这样的人物，理应受到伴随权力而来的阴谋、欺诈、阿谀、自欺的世上最强有力的影响；像他这样的人物，在他一生中的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应对欧洲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这个人物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像所有的人那样，有自己的习惯、情欲、对真善美的渴望——这个人物在五十年前，并非缺乏美德（史学家也没有在这方面责难他）。但是他却没有当代教授们对人类幸福所具有的看法和观点——这些教授们从青年时代起就钻研学问，广谈博览，领会讲义材料的精神，并把他的心得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假定说，五十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对人类的幸福的看法是错误的，那么，当然也应该这样认为，指摘亚历山大的史学家对人类幸福的观点，在若干年之后，也将被认为是不正确的。这种假定之所以合乎情理，必不可少，那是因为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历史的发展，就会看到，对人类幸福的看法，随着时代的不同，随着作家的不同，在不断地改变着。因此，本来认为是福，十年后就会认为是祸，反之亦然。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对祸福的看法有时也是完全矛盾的。例如，一些人认为给波兰以宪法和神圣同盟是亚历山大的功劳，但另一些人却因此而谴责亚历山大。

对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行为，不能简单地说有益或有害，因为我们说不出它为什么有益和为什么有害。假如某些人不喜欢某些活动，无非是因为这些活动不符合他对幸福的狭隘的看法。不论是一八一二年我父亲在莫斯科的房子得到保存，还是俄国军队的光荣，或者彼得堡大学或其他大学的繁荣，或者波兰的自由，或者俄国的强大，或者欧洲的均衡，或者欧洲的某种文明进步，对这些现象不论我是否认为是福，我都得承认，任何历史人物的行为，除了这些目的之外，还有其他我所不理解的更带有普遍性的目的。

可是，我们假定所谓科学有调和一切矛盾的可能性，它也有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好坏永不改变的尺度。

我们假定，亚历山大能够按照另外一个样子来做这一切事情。我们假定，他可以按照那些指责他的、自命深知人类活动终极目标的人的指示行事，同时依照现在指责他的人所提供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进步的纲领（似乎也没有更新的纲领了）治国。我们假定，可能有这么一个纲领，而且已经拟定好了，亚历山大也按照这个纲领来办了。那么，那些反对当时政府方针政策的人们的一切活动——史学家认为那些活动是有益的，好的，会成什么样呢？这种活动是不会有的，实际的生活也不会有，所有这一切都不会有的。

如果说，人类的生活可以受理性支配，那就不可能有实际生活了。

尾声（一）第二章

如果像史学家那样认为，是伟大的人物引导着人类达到一定的目的——如俄国或法国的强大，欧洲的均衡，革命思想的传播，普遍的进步，或者是其他任何方面，那么不用机遇和天才这两个概念，就无法解释历史现象了。

如果本世纪（十九世纪）初欧洲历次战争的目的乃在于实现俄国的强大，那么，没有战争和侵略也能达到这个目的。如果目的是为了法国的强大，那么，不进行革命，不建立帝国，这个目的也能达到。如果目的是传播思想，那么，出版书籍就比动用武力有效得多。如果目的是为了文明进步，那么，不用多说，除了使用屠杀生命和销毁财富的手段之外，还有其他更适宜于传播文明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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