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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3页）

这以前我俩没任何来往，此后他便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那天我俩都喝多了，喝多了，就抱在一起哭。那年头，档案比人重要，挨个处分，往档案里一存，可不是闹着玩的，影响分配不说，搞不好要影响你一生。

那次处分也确实进了我的档案，好在毕业时给撤了。

大概是1984年吧，学院里买了一台雅马哈电子琴。全院也就这么一台，我特喜欢，就总去玩。

当时气氛已足够松快，流行音乐也起来了，港台的居多，大家伙儿都唱。

我平时总抱着一把吉它唱，有了电子琴，就更要唱了。流行什么唱什么，但唱得最多的还是邓丽君。没办法，好像是一种情感甚至灵魂的需要，就流淌在你的血管里。

再往后，流行音乐越来越热，电声吉它也进来了。这时除了邓丽君，我又迷上了苏芮，总唱她的《搭错车》、《请跟我来》什么的。我写《蒙古人》，和声部分就借鉴了《请跟我来》，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事实上我也是先扒带子把谱子和和声写出来，然后弹着吉它唱，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蒙古人》。

1985年我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民族歌舞团当指挥。次年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孔雀杯”青年歌手大赛，由东方歌舞团主持，王昆任评委主任，现在的好几个“大腕”都是那届大赛出来的。那是我第一次参赛，唱的正是《蒙古人》，还有《沙滩浪花》，结果和常宽、张海波等同列前十，用媒体爱使的“煽”话说，叫“一举成名”。

其实，说“一举成名”用的是真成了名以后的眼光；客观点，应该说那是我正式开始歌唱生涯的起点。获奖前，你唱得再好，也是业余的；获奖后，路宽了，机会多了，形成良性循环，你才真成名，慢慢就变成专业的了。

一个人成名是有道理的，这道理有时叫机缘，但更多的时候叫实力。没有实力，再多的机缘你也抓不住；即便侥幸“一举成名”，也会很快被再次湮灭。到那时，你那“一举成名”之“名”，也就随之显得非常可疑了。

不管怎么说，86年是我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虽然前面的路还看不清，也没有特别想看清。在经济上，我也开始走出先前那种捉襟见肘的窘迫境地。上海声像公司录了我的第一张专辑，录完后给了我1000块钱，这可是我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呵。

我还记得当时那种感觉：手在口袋里，钱在手里，掐着，乘公共汽车回家，到了家又再数一遍。

三年后我在我父母身上又看到了同一幕。那是我获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流行歌曲优秀歌手选拔赛”十佳第一名后回家，一下给了他们10000元。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多钱，我妈也是认真地数啊，数啊，一张一张地数。这时我就在一旁打诨说：看看，假如当初你们不让我上大学的话，这钱就没有哇。

我妈根本不接茬，还是只顾数，数完一拍手，笑着说：还真是一万块哪！

邓丽君在我心灵上打下的烙印如此之深，有时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去年有媒体问我最喜欢港台的哪位歌手？以前逢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答邓丽君；但这次因此前不久在报上见过张惠妹说我的好话，一时想到投桃报李，就说张惠妹。

都是邓丽君惹的祸（2）

没想到事后竟长时间地为此感到不安，觉得违背了良心。现在借出书之便更正一下：我当然很喜欢张惠妹，她的歌也确实唱得好；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邓丽君，很可能永远都是邓丽君。

在固原

第一次获奖后不久，我就作为中央讲师团的一员去了宁夏。刘欢当时还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老师，也去了，和我在一个团，不过不在一个地方。他被分在了哪里记不清了，我是被分到了固原，那是宁夏最穷的地方之一。

回头去看，中央开发、扶持大西北的政策其实从那时就开始了，派讲师团算是先声。我大学毕业不久，年轻，当然是合适的人选，也义不容辞，不过团里还是给我允诺了些好处。

一是说，你去，回来就分你一套房子。这当然很有诱惑力，因为我分来后只给了一间平房。还有就是入党，党委书记为此还专门找我谈了话，让我先写入申请书。这是帮助我进步，我当然也很乐意。

先写了一份，书记说不合格；正好一位老同志刚入了党，书记便把他的申请书给了我一份作参照，我心想，既然汉语不够好，还参什么照啊，就干脆一字不改地照抄了一遍。

行前团里专门开了欢送会，让我珍惜这次机会，并说这是胡耀邦总书记讲话的精神。我也表了态，话说得那叫个好；可真到了固原，我的表现却让我现在说起都伤心。

我的岗位是在固原师范专科学校，教音乐。他们挺照顾我，别的音乐老师都是一周5节课，我只要上4节就行了。

开始时我也确实很认真，可那儿的学生，许多连哆来咪都不知道，给他们讲乐理，说得难听点简直有点对牛弹琴；他们主科的压力又大，天天做作业都做到很晚，结果音乐课就被他们用来打盹儿养神。

很快我就看出来了：他们上这个学压根儿就没打算学音乐，往这方面使力纯属瞎掰。我也想通了，上课时只讲很少的音乐，大部分时间用来介绍国外的情况，美国如何，欧洲如何，吹呗。你别说，这样他们反而有精神，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喜欢得不得了。有时下课铃都响半天了，还不愿让我走，让接着讲。至于考试，我的政策是“两便”：一律85分。这样大家都高兴。

课上得不精心也就罢了，问题是我在当地又交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朋友。这里的“乱七八糟”没别的意思，无非是一帮人总聚在一起喝酒。我这人本来就爱交朋友，当时又算有了点小名气，容易招人，再加上实在也没别的事可做，喝酒是正常的。可你认为正常，挡不住别人认为不正常，总而言之，时间长了，就有点负面影响。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给领导添乱。

那年的五一、五四，按团里的安排，全体团员要去延安接受再教育；我是写了入党申请书的人，照理更该去。可事儿有不巧，好多当地人都安排在五一期间结婚，请帖送来了好几张，都说务请光临。其实我去，无非就是抱着吉它唱几首歌，关键是我却不过他们的盛情。结果真抱着吉它去了，却耽误了去延安。

没过几天团里开大会，团长在讲话中就批评了我，虽说没点名，口气却足够严厉：五一期间绝大多数同志都服从了团里的安排，可有的人就不，要留下来参加什么婚礼！别人都在接受党的教育，他却在那里喝酒，昏天黑地，影响极为恶劣……不用说，就跟在天津音乐学院那次被当众宣布受处分一样，弄得我特没面子。

更没面子的事儿还在后头：我们团分到固原的共有9人，到讲师团“班师”时全都入了党，就我一人没入上；回到北京，团里原先答应给的房子也泡汤了，还得回到原先分给我的那间小平房里去。这两件事，谁都没给我明说，但我心里倍儿清楚：那叫自作自受！帮别人闹新房，却闹丢了自己的新房，心里的那份沮丧，就别提了。

从固原回来，正赶上崔健的《一无所有》火爆京城。在固原时说是闲得只能喝酒，却也没真闲着，一年中写了二十几首歌，许多都给当地人唱过，他们特喜欢，我也挺得意；可回来一听《一无所有》，顿时就有落后了几十年的感觉。那二十首歌，除《东去的列车》一首后来录过音外，其余的都让我悄悄撕了，也羞于跟同行提起。

我没有后悔去固原的意思；但从专业的角度说，这一年是我停滞的一年，甚至可以说是被我荒废掉的一年。世界日新月异，你不一定要紧紧跟上，但不能不了解种种变化。假如这一年我没有离开北京，即便一首歌也不写、不唱，光是听，情况也会大大不同。

无论自愿还是被迫，处在一种封闭状态中都不是一件好事儿，在封闭中自得其乐就更不好了。

草原风暴震撼宝岛（1）

人生如大河行船，忽儿急流险滩，提心吊胆；忽儿潮平水阔，气定神闲；忽儿峡谷夹岸，难见天日；忽儿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我拽这么一堆成语，连自己都觉得牙酸，其实说白了，也就是算命先生所谓的“运程”如何，“定数”如何。只可惜，再好的算命先生也算不好自己的命，更甭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了。

我对自己的“运程”什么的不是太感兴趣。那是天意，管理权在“天”，就让天去管吧。

不过，真要说“运程”，我觉得90年前后我肯定是走在好运程上。那几年好事接二连三，挡都挡不住，包括89年获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流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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