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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绛（第1页）

1911—

杨绛，女，江苏无锡人，著名学者、文学翻译家。早年曾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清华大学研究院、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1939年起至1953年间，曾任振华女中上海分校校长，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文系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3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专事外国文学研究及翻译工作。主要译著有《小癞子》、《堂·吉诃德》等，文学著述主要有长篇小说《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回忆录《钱锺书与〈围城〉》等

老　王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登，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登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登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登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象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登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象棺材里倒出来的，就象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唔”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象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明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读书人语

杨绛先生是位学者，写散文，对她来说，不知是第几职业了，然而却篇篇玑珠，篇篇不凡。八十年代初，《千校六记》出版后，不知使多少读者为之痴迷、颠倒。和钱锺书先生的文章一样，杨绛先生的散文，属于余光中先生所谓的“学者散文”一路，不铺张，不华躁，意味醇厚，文风健朗，行文处处都隐含了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情结”。想来真是有意思的事情，钟书先生与杨绛先生是现代中国文化巨人群落中最著名最有风格的“夫妻店”，生活上相濡以沫，学问文章上也是共融共通，风格几出一人，到底是谁首先影响了谁，倒是一个美丽的谜。

散文一族，最上乘，最有经典价值的当属所谓“学者散文”一派。形象地说她应该是金字塔顶端的部分。这种认识，应该是公正的。余光中先生曾有句名言：“诗人用右手写诗而用左手写散文”。这句话有点自赏的味道。但在我看来，不管是右手还是左手，倒底只是一只手；那么学者呢？真正的学者写散文，不仅用双手，而且也用双脚，用血，用灵魂！鲁迅之重于梁实秋，加缪之重于蓬热，钱锺书杨绛之重于其它若干散文写家，正在这里；而这篇一向为人所忽略的《老王》，之重于杨绛先生本人其他的散文作品之处，也在这里。（《干校六记》中亦见思想的光辉，但这种光辉，多少有些为智者的诙谐所冲淡！）其实在这篇散文中，杨绛先生不仅做祈祷与忏悔，更重在解剖鞭笞自己的文化人格，并且不给自己留有解脱开罪的机会。文章的结尾，其实是情感与思想的闭合——闭合在老王的生死之轮上。这样自觉而深重地谴责自己甚至折磨自己的精神方式，除了鲁迅、巴金之外，似乎还不曾见过几个，于今更其稀少。其实，这亦是作为时代的代表，是“五四”人出色于五十年代、八十年代人的核心之所在。难道也真应了九斤老太的话：“一代不如一代”？　【北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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