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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而居的流氓田五垂涎谢氏及女儿的姿色，屡挑不遂，又趁龚行不在家时，率一批同伙上门逼奸，因谢氏呼救，众邻居拥集，未能得逞。田五问计于自己这个流氓团伙的头子何三，何三即教他伪造债契，与众无赖冲到龚家“索债”并殴打龚行，欲用此术强迫谢氏顺其淫威。街坊们慑于他们的气焰，无人敢出头说理。县衙也不查真情，反笞龚行，要他“还债”。谢氏和龚巧竟双双投河。冤情大白后，邑中绅民请命坊表，礼葬釜鼎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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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占逼命禽兽行（2）

读者不妨去翻翻二十四史上的《列女传》，多多少少的“烈女”、“贞妇”牌坊上，都书写着“无赖”、“恶少”、“赤棍”逼奸良善妇女的罪行，而且施暴对象都是贫寒阶层。古代流氓摧残迫害妇女的罪恶，罄竹难书。

此外，流氓们也常设能使劣迹掩遮的诡计进行强奸和轮奸。惯用的伎俩之一，就是扮作轿夫、车夫等，将单身女客劫至僻静处行淫。赛会节日之夜，妇女出游，也是他们诱骗下手的时机。同兵痞匪徒之性犯罪无差别的是，流氓摧残妇女的手段一样是令人发指的。如《折狱新语》中，就有一浣衣少女在河边被三个流氓轮奸的案例。又《明史》记嘉靖二十三年（1544），嘉定有个流氓胡严伙同党徒逼奸少妇张氏，“一人乃前刺其颈，一人刺其胁，又其阴”，行为恶劣，禽兽不如。

北京光棍——硬（1）

有明一代的官私文献里，颇多京师“光棍”的记载，乃至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均有反映。如《警世通言》上即有“北京城街上，最多游食光棍”的说法。《闲评》中也说：“京中光棍最多。”多到什么程度，谁也没做过准确统计。明末时，刘宗周的估计是“不下数万人”，或可作参考。

齐如山先生在《北京土语》一书里，对光棍有个解释，指作“强索人钱财，占人便宜者，则名之曰‘光棍’”。又说“既名曰棍，则决非柔软之物，故以形容硬而不讲情理之人”。可知光棍的特色在“强”，在“硬”。观诸史料，确实如此，甚至连本当心虚胆怯的偷贼一类，居然也有这等气焰。如《燕京杂记》称，京师里的“小利”（即在闹市中用利器割取他人佩囊者）在人丛中行窃时，旁观者不敢叫破，否则他们就用暗刀子捅你。这种“传统”到清代时仍然保存。《清稗类钞》上就举过一例：一女郎坐香车，一书生行其旁，正眉目传情时，一个“小利”来到书生后面，想用利刃割取其盛钱的荷包。女郎瞧见了，不敢喊出声来，便用努嘴方式向书生暗示，书生忙回头看，“小利”遂不得下手。一会儿，女郎所乘香车折入曲巷。“小利”竟跟踪而来，用利刃将她的嘴划破后，逃逸而去。

比小偷剪荷包更厉害的，是光棍的公然聚伙打劫。《查浦辑闻》说，明末京城玉河桥一带，每到夜晚，即成恶少出没抢劫行人之地，有的还“身蒙驴皮，黑面利爪”，扮成恶鬼模样，恐吓夜行之人。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一书中的描绘，还要恐怖，道是“京师之六街九衢市有劫夺，居者、行者相视而不敢救！”大家都成了“看客”不算，甚至连被害人也因受到威胁，不敢报案。如《五杂俎》称，有个叫陆炳的人，被一伙强徒从家里劫去珠宝，不敢声张。一日遇到负责京师治安的巡按御史，偶而提及此事，当晚便有人上门，怒责道：“警告过你不许多话，你忘啦？”继而嬉笑说：“就是有一百个御史，又能拿我们怎样？”不难想像这伙人在御史衙门里有内线，所以报案的结果，往往是自招新的祸害。

暗偷明抢以外，京师光棍的日常功课是三五成群及至数十结伙，在街市中肆逞凶恶，随时捕捉硬诈横，从《明实录》、《皇明条法事类纂》等官方存档和文件里的披露来看，他们的拣肥门径，大抵有以下几类：

强充“揽头”。当时各地方衙门向京都起解各项钱粮，多委派大户代办，称“纳户”。纳户虽然有钱，却是平民身份，出这种“公差”，既是不得已，但也有趁机揩油的机会，关键在于能否走通京师中各接收粮仓库房的门路，否则就会遭到他们刁难和敲诈，反使自己亏赔。所以，许多纳户到北京后，多投同乡中在京当官者，央其通门路打关节乃至全权委托代办，称为“揽头”，代价是另送“人情”。北京的光棍，借此地面与人头熟的优势，强充这种“揽头”，趁机向外埠来京的纳户讹取财物。倘纳户不愿意，就会受到他们的报复，轻则拳脚相加，重则勾结接收库仓里的蠹吏恶胥，一起使坏。纳户们在京孤立无援，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听任他们的盘剥。

行凶“护送”。京师是万商云集之地，从各地来京的商船商货，例须经正阳门宣课司验物上税。光棍们当然不会放过这好机会，辄以“护送”过关为名向客商诈取，想逃税或作弊的客商，也会主动勾结光棍，通过他们向税务部门行贿，或以蒙混、霸道方式“闯关”。有明一代的国家财政收入，被这种税蠹、光棍和商贾三位一体的侵削吞没极多。

北京光棍——硬（2）

告讦诬陷。这又分多种手法。有的叫“拿讹头”，就是刺探别人阴私，甚或无端捏造，然后以此为胁强行勒索。有的叫“取白状”，就是客商富户诱骗至花街柳巷或僻静处，用暴力威胁，强迫订立借贷文书，再借此讹诈。更阴毒的就是杠尸图赖，如《涌幢小品》记，明孝宗弘治年间，曾破获过一桩大案：有以孙腾霄为首的一伙游食光棍，约30余人，一向在京师各街市横行取闹。其惯用伎俩是，先物色一个贫老无依的流丐，骗在窝里。令其看门煮饭，然后结伙找一家富商巨贾开的店铺，以买东西的名义挑衅，激怒对方与之发生争吵，互相殴骂，随即号啕而去，让旁观者留下他们是吃了大亏的印象。当晚，将流丐弄死，把尸体扛到富商门前，一起号哭，指为在白天被打伤的同伙，因伤重不治死去，且扬言要告官偿命。商家大恐，恳求“私了”，往往听任他们开条件，拿出一笔钱财来消灾。他们收下钱后，便将尸体焚化。挥霍完了勒索所得，又去寻找新的牺牲品及勒索对象。就这样，前后杀数十人充当诬赖用的“尸证”，最终引起他人怀疑并报官，方得破案，虽说这伙灭绝人性的渣滓都被处死了，但光棍之凶狠狡诈，令人震惊。

北京又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及“天牢”所在地，京师光棍以“歇家”，“代投（状纸）”等名义拦截上京告状者以行榨取，或勒逼乃至强奸探狱之囚犯家属，此等罪恶在明朝官方文书里亦多有披露。其他如窝赃开赌、诱嫖做局等，则为各地流氓通习，不在话下。

四川嘓噜——横

熟悉旧中国流氓史实的，都知道，川康“袍哥”为一大流派。“袍哥”的历史，又当从清代的“噜子”溯源。

“嘓噜”亦称“嘓噜子”，早在乾隆初年已见诸政府文书。当时四川巡抚方显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四川经明末兵燹，人口锐减。及本朝克定祸乱，倡导移民四川。但各省移民进川后失业者甚多，遂以作奸犯科为生，即所谓“嘓噜子”。其后金川（四川土司名）用兵，甘肃凉庄道顾光旭奉命入川，署理按察使，《清史稿·顾光旭传》记：“蜀民失业无赖者，多习拳勇，嗜饮博，浸至劫杀，号嘓噜子。”顾光旭曾严加捕治，并收编了许多悔改者为运丁。不过此为“治标”一时，直到清末，“嘓噜子”始终是治川官员引为最棘手的社会祸患。如咸丰时四川总督王庆云便指出：“四川旧有匪，盗案多于他省。”光绪初四川总督丁宝桢亦一再重申：“川省向多嘓匪。”最后演绎为袍哥，流入民国。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为患200多年的区域性公害，才得彻底肃清。

嘓噜的意思，有人解为四川土语。清人李调元曾作《噜曲》，其序云：“嘓噜本意国鲁，骂人呼赌钱者通曰嘓噜。”也有人认为嘓噜极可能是满语的音译，其意是对散兵游勇与失业游民团体的蔑称。两种讲法，都缺乏确凿有力的证据，但游民、博徒、兵痞之类的成分认定则相一致，这与官修正史上“失业无赖”的记述也能吻合。大致的线索就是，起初发端于客籍移民失业者间，后来土著也渐次混入，最终形成为巴蜀游民无赖乃至“乱民”的通称。

嘓噜的寻常活动，以结党横行和公开持有武器为特色，即便是以偷窃为业者亦如此。如《清仁宗实录》称“川省有红、黑钱”，《蜀燹死事者略传》谓“川省红、黑两党家暴子。”都指偷窃型嘓噜。“红线”即白昼剪绺辈。“黑线”即漏夜穿墙辈，一概带刀在身上，随时拒捕。但这是起码货，多数噜都靠开赌、诈欺和拦路抢劫为业，并以流窜为对付官府兜捕的基本法门。如清人张汉在《请禁四川匪疏》里，就有概况性描述，略谓四川各州县均有此辈盘踞，没有固定的住所，逢到赶集开市的日期，便纷纷出动，或纠合在一起胁迫商民，强取横夺，或酗酒开赌，或持棍棒、刀刃公然抢劫，“甚至火人房屋，淫人妻女，常有其事”。贫弱的民众不敢同他们较量，地方官府也怕他们的凶强，往往睁只眼闭只眼，只图无事。“万一民不得已，告诉有司，一经缉拿，则此县逃之他县，积年屡月不获到案”，倘兜捕稍急，索性进行武装抗拒，这就升为“匪”了。

嘓噜之所以能够形成连官府也害怕的威势，并非仅在于他们身怀武器一项，最主要的是他们的结伙方式相当牢固。据嘉庆时编纂的《三省边防备览》称：“凡数十人结大伙，先约：遇难不许散帮；遇追捕急，公议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如未议而一二人先散者，众共追戮之。（故）其党极为坚固。”其结伙手续是焚香拜把，还要割下头发烧成灰烬，搅拌在酒里轮饮，谓“烧会”。

和许多流氓帮伙的行为特征相似，嘓噜间也有不少约定俗成的黑道规矩。比如无论是在草野间打劫的嘓噜，还是在市井中“开山”占码头的噜，都恪守“分槽吃食”的规矩。《类钞》中有一则故事，道是有个湖北人在四川打工，积攒下笔钱后回乡，惟恐遭到拦路抢劫，便将钱藏在破棉絮里，自己则扮成穷丐，一路行乞。经过重庆一家酒店时，他向七八个围坐在一块的豪饮者乞食。座中有人斜看他一眼，便说破他棉絮里藏有银子，吓得他马上跪下来求饶。另一个蓄着长须的酒客便让他递上破絮，拿出一条长绳，捆扎一番，随后扔给他道：“你走吧，千万别动我打的绳结。”原来这绳结就是个暗记，这个湖北人离开重庆后，沿途遇见好几起欲向他打劫者，一见这“食已有主”的暗记，无不束手。“守道”如此，确为它埠所罕见，这大概也是噜得以顽强生存200余年的原因之一吧。

津门混混——泼（1）

混混儿，又称混星子或锅匪，是清时天津地区一种以撒泼白赖为特色的流氓帮伙通称。据说起源于清初，但鼎盛期则在嘉庆以后，直到光绪后期，方在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严厉镇压下，归于销声匿迹。

锅匪，是官方文件上的叫法，源于混混儿同食一锅的组织形式。这些有力气不干活的游民无赖，喜欢十几个或几十个人聚合成为一伙，在闹中取静的地方，半租半借几间房屋，支口大锅同灶而食，屋里除大炕苇席和一些炊具桌凳外，就是暗藏些械斗用的蜡杆子、花枪、斧头类。敛财的方式，大抵与各埠流氓相似，如开赌摊抽头、立私炉铸伪及欺行霸市、冒充牙侩、把持津渡、拦河取“税”，以及占码头开脚行、吃讲茶办赛会等等，再就是受雇于人，聚众械斗。

最能体现混混儿特色的，是虽无武艺却不畏皮肉苦痛的“卖打”之勇，多在争行夺市的勾当中展露头角。以“搅赌局”为例，开赌抽头，最易引发垂涎者，想分一杯羹，就要靠“搅”。搅赌局的方式有多种。或者是单枪匹马冲进赌局，破口大骂，乃至捣乱，照例就有局头豢养的打手冲上来揍他，混混儿的本事，就是插上两手，抱住后脑，胳膊肘护住太阳穴，两条腿剪子股一拧，夹好下身，侧体倒下，刚巧把赌局的大门拦住，然后听任打手痛殴而不还手，嘴里则泼骂不停，哪怕皮开肉绽，血流全身，也不能有呻吟，更不能讨饶。这阵势僵持下去，眼看着赌场就开不成了。局头喝一声“擎手吧！够样儿了”。打手便立时停手，自有人出头说好话，安排将被打者抬回家去养伤，送钱送礼。待伤愈后，经人牵头讲条件，每天由赌局送一两吊钱作津贴，风雨无阻，分文不少，名为“拿挂钱”。这混混儿的身份，也就算“混”出来了。再厉害一点的“搅”法，是跑进赌局后，不动声色，径至赌台前，抽出刀子，在自己腿上剜下一片肉来，代替押宝的赌资，将赌客吓得胆战心惊。局头知道是来取闹的，吩咐手下道：“来人哪，给这位朋友上药。”便有人拿一把盐末给他捂在伤口上。咧嘴喊疼的，叉出门去，这叫“栽了”。有能耐的，谈笑自如，不露出一点痛苦模样。少不得经人说合，结果也可以每天“拿挂钱”。至于集体性的搅赌局，则以整个没收相威胁，少不了是双方一场恶斗，败者退出，胜者占有。若打不出胜负，再经旁人说合，形成共同占有的局面。

说到混混儿的集团性械斗，更是触目胆寒。出发前先摆列凶器，名为“铺家伙”，意在示威。假如同对方有“死过节儿”，预先选定几个人准备牺牲，或自告奋勇，或用“抽死签”的方式取决。即使当场死不了，事后若需要，即由这几个人顶名投案，承担凶手罪责。开打时，真能抖蜡杆子耍武术的没有几个，余者一概不过是蛮打死剁。但一般情况下只限于头破血出，肢体伤残。如无必要，谁也不愿酿出人命重案。及至斗到酣处，甚或失手酿出人命了，才有人出头劝止。最妙的是，混混儿械斗正酣时，有弹压之责的官兵并不当场抓人，全远远地站在一边瞧热闹。等他们打完了，自然会各出一批人顶凶投案。而到衙门里“过堂”一节，也是他们显示“卖打”能耐的重要场合，届时大堂下瞧热闹的挤得风雨不透，当事双方尤为提心吊胆，生怕自己这边的人出丑。什么叫出丑？就是熬刑不过喊痛呼饶。旧时衙门里的刑罚，相当酷毒，从掌嘴、打板子起数，凡压杠子、坐老虎凳、上光棍架、跪铁锁等，无不使用，血肉横飞及昏死过去是家常便饭，甚至折臂断腿。而受刑者为保住“混混儿”的身份，皆咬紧牙关，断不呻吟一声。其实混混儿的群殴，也以私了为多。当真见官时，也有劣绅奸商受人之托，出头求情，向官府递禀请求和解，暗中则花钱上下打点。当官的也乐得弄几个外快用用，即令两边出具息讼甘结，销案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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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混混——泼（2）

如此泼徒，如此官府，混星子遂成人见人怕的市井豺虎，在天津地面上逞了上百年的威风。

河南郭翁伯　大侠流氓不分家（1）

爱看武侠小说的读者，少有不对大师笔下那班行侠仗义、快意江湖的人物悠然神往的。然而使人遗憾的是：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存在于历史上的“游侠”，远不能同作为一种文学形象存在于小说中的“武侠”相复合。鲁迅先生在《流氓的变迁》中，直言流氓就是从侠演变而来，堪称精辟之论。比如，先后在《史记》和《汉书》两部名著中获得立传“殊荣”的汉代“游侠”郭解，便为人们形象地理解鲁迅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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