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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三个人之一用自己的破车曾经撞到一个富人的奔驰车，所以欠了一笔修车赔款。有一天夜里，发现他们所闯入的豪宅正巧是这名奔驰车主的家，正巧他们又被这个人撞见、认出了。所以他们不得已只好将这人“绑走”，也就是说他们成了“绑匪”。

躲在阿尔卑斯山的破木屋里，几个人开始交谈。他们发现这名富人竟然也曾经是个六七十年代的“愤怒青年”，曾经充满改造社会的理想和斗志。三个人逐渐反省，觉得他们的“绑架”行为其实不符合他们所立下的理念，想把人放走；而被绑者回忆起自己的“愤怒”岁月，也表示不会报警，而且债也不要讨了。

但是富人一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却改变主意，马上报了警。警察循线追到了三人的住处，发现已经搬空，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些人，永远变不了。　”

电影的最后是这三个人闯进一个电视台，把频道关闭。他们认为电视是愚民最彻底的工具。

这是一个关于阶级跟贫富差异、社会公义的电影。

我是和老爸一起去看这电影的。老爸开着　BMW745的车，我穿着一件　Ralph　Lauren的白衬衫，我们住的小镇，是全德国平均收入最高的小镇——那我不正是这电影中的“坏人”吗？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饿死的边缘，我们开豪华的车是不是不道德？有些人做一天的工还赚不够吃的，而我只是上学，什么工都不必做，生活舒服得像个小王子一样，我可不可以心安理得呢？我也知道，电视在操纵、玩弄人的思维和价值观，但是我继续坐在那里看电视。我也知道，物质满到一个程度，就失去意义，但是我仍旧享受物质的满。

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反叛”的东西了呢？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的，如我前封信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公不义值得我们去“革命”，没有什么理想和价值值得我们去行动呢？

我想是有的，还是有的。

好，那我能干什么？电影中三个革命者之一说，他完全看穿了这个虚拟的　Matrix一样的社会体制，而他拒绝与这个虚假的　Matrix共存，所以他采取了行动。我呢？我只能看得出这个虚拟的结构的一部分，而且我还能忍受它——或许因为我闭上了眼睛，因为我不愿意看见问题，不愿意看见问题，问题就变得抽象。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对问题视若无睹，假装看不见——如果我能把思想关掉更好。

但是，如果我决定把眼睛打开，看见世界的不公不义，我能怎么做呢？我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说是信息开放，价值多元，电视、网络、报纸，每天都在影响我，但是，当你真正想要知道你能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告诉你，嘿，你要自己决定，因为这是民主。

前面当我在谈年轻人的自由的时候，我接到很多读者来信（对我来说是“很多”），他们似乎都有同感，就是，这个世界没什么好“反叛”的了。但是这个电影却好像提醒了我，世界上那么多不公正存在，怎么可能没有“反叛”的需要？所差的只不过在于你是否愿意看见，是否愿意站起来，行动不行动而已。

最后我就不得不问我自己：那么你是不是要决定“站起来”，去“行动”？

我真的认真地想了这个问题，然后，　MM，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的自我发现，你就当它是“忏悔录”吧。

我发现：是，我知道，中国大陆的妇女在极不人道的工作环境里，为耐克做苦工，但我不会因而不买耐克的运动鞋。我知道麦当劳为了生产牛肉，大面积破坏了南美的原始森林，而他们的老板口袋里塞满了钱，但我不会因而不去吃麦当劳。我知道非洲很多孩子死于营养不良，但我不会因而勉强自己把每一餐饭的每一个盘子舔干净。换句话说，我发现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　asshole）。

我是一个“日子过得太好”的年轻人，狠很打我几个耳光也不为过，但是至少，我清楚看见自己的生存状态，而且至少，我并不以我的生存状态为荣。

现在，　MM，我好奇你会怎么说呢？

第9封信　两种道德（1）

安德烈：

在给你写信的此刻，南亚海啸灾难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我到银行去捐了一笔款子。菲力普的化学老师，海啸时，正在泰国潜水。死了，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我对这个年轻的老师还有印象，是汉堡人，个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力普说他教学特别认真，花很多自己的时间带学生做课外活动。

说话又特别滑稽有趣，跟学生的沟通特别好，学生觉得他很“酷”，特别服他。我说，菲力普，给他的家人写封信，就用你的话告诉他们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好不好？他面露难色，说，“我又不认识他们。　”

“想想看，菲力普，那个两岁的孩子会长大。再过五年他七岁，能认字了，读到你的信，知道他父亲曾经在香港德瑞学校教书，而他的香港学生很喜欢他，很服他——对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会不会是件很重要的事？”

菲力普点点头。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分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　20％的富有国家用掉　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费。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定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断地开灯、不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你一定记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头关灯吧——还一面骂你们没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阳光，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阳台或院子里去晾，绝不用烘干机。若是有自然清风，我绝不用冷气。室内若开了暖气，我进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浇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力普小的时候，我常让你们俩用同一缸水洗澡，记得吗？

我曾经喜欢吃鱼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鱼翅是怎么来的。他们从鲨鱼身上割下鱼鳍，然后，就放手让鲨鱼自生自灭。鲨鱼没了“翅膀　”，无法游走，巨大的身体沉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饿死。我从此不再吃鱼翅。

菲力普说，唉呀妈妈，那你鸡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大量养鸡的吗？他们让鸡在笼子里活活被啄成一堆烂肉，你说人道吗？

我说，我又不是圣人，我只管我记得的、做得到的。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不一定由逻辑来管辖。

你一定知道中国大陆有些不肖商人是怎么对付黑熊的。他们把黑熊锁在笼子里，用一条管子硬生生插进黑熊的胆，直接汲取胆汁。黑熊的胆汁夜以继日地滴进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经年累月插着管子，就在笼子里渐渐长大，而笼子不变，笼子的铁条就深深“长”进肉里去。

我本来就不食熊掌或喝什么胆汁、用什么中药，所以也无法用行动来抵抗人类对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银行里去捐一笔钱，给保护黑熊的基金会。消极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积极”道德小小迈进了一步。

第9封信　两种道德（2）

你和菲力普都会穿着名牌衣服，你们也都知道我对昂贵的名牌服饰毫无兴趣。你想过为什么吗？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山很陡，全是石阶，远望像天梯，直直通进云层里。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驼着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担，挑着山顶饭店所需要的粮食和饮料。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担休息时，我问他挑的什么？一边是水泥，一边是食品，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他早晨四点出门，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黄昏时爬到山顶，放下扁担，快步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时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了。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挑的东西有多重？九十公斤。他笑笑。一天挣多少钱？三十块。安德烈，你知道三十块钱是三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三球冰淇淋。到了山顶旅馆，我发现，一杯咖啡是二十元。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那天和菲力普到九龙吃饭，在街角突然听见菲力普说，

“快看！”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刚好一辆　Rolls　Royce开过来，成为背景。菲力普来不及取出相机，豪华车就开走了，老妇人抬起头来，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发达社会中贫富不均第一名的地方，每四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中。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难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给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妈妈任何东西，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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