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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利用机会反抗军阀“汤老虎”部队的虐政，因此华军在没有得到人民主动支持的环境下，张学良无法派遣缺乏国家意识，以及没有足够后勤的地方军队，事先进驻热河。在作战时，缺乏人民支持的部队，其战斗表现，必然会在水准之下。

而日军的训练、编组以及武器装备，在接近三十年来的重点配置，都是为了在西伯利亚与俄军进行野战准备，因此比较不知如何应付城镇的攻坚与巷战，也不知如何面对人民起义的游击作战。日军在上海与东北地区的作战，既有轻敌的问题，又需要时间调整适应，因此日军的作战表现也就在水准之下。但是日军在热河之战，刚好得到日军最为优秀的将领指挥，又可以充分发挥野战的能力，加上策反工作非常的成功，热河民团又有响应日军的军事行动，所以关东军在热河的作战，当然是得心应手、大有表现。

在热河保卫战之前，当时中国的舆论界，一天到晚地把政客与“报纸军事专家”的谬见，大量地加以渲染与散播这些见解，把一二八事变的中国军队能够暂时的守住阵地，当成日军战力其实不足为惧的证明，把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风起云涌反击，当成关东军战力不过尔尔的事实，舆情当然就会期待中国军队在热河再有杰出的表现，事实上，这些舆论可以说是爱国热情有余，但是对于事实了解缺乏，只会影响到整个战略的布局，更造成了引爆政潮的燃料库。

11。4　日军掌握作战的优势

当然从战略对抗的角度而言，日军进兵热河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楚，攻占热河，痛击华军，以切断关内对东北义勇军的支持，并且扩大华北分裂的局势。但是中国军队的战略目标则并不清楚，张学良先是期望热河能够成为中日两国的一个缓冲，以尽量的拖延双方冲突的时间，减少东北军的伤亡，蒋介石则是把热河的保卫战，当成一场维护政局安定的牺牲打，作战目标不在保住热河（因为根本也保不住），更不是就此进行中日全面的战争，而是要给国人一个抵抗的交代，以安抚民心，同时能让日军多付出一些侵略的代价，而稍知收敛。

而关东军在武藤信义指挥下，犹如脱胎换骨般地发挥高超水准的战力，一扫过去受困于东北义勇军的形象，也是出乎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意料之外。武藤信义只以两个师团加两个混成旅团的部队，就敢大胆地发动热河之战，造成中国部队几乎措手不及的应战。中国方面则是由于军力的调度，特别是后勤支持，有着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对于进驻塞北寒荒的热河作战，本来就是有些应付舆论压力的消极作战。当时张学良真正的主力作战部署意图，不在热河而是在长城沿线抗敌，以确保河北平津，热河反而成为陪衬的作战，只要能有抵抗的表现就好。不料热河作战的表现过于差劲，造成华北人心与军心的全面浮动，蒋介石只有在仓促之间北上，张学良负责请辞，蒋临时重新布局，在长城沿线与日军作战。

虽然当时各军在长城的作战，特别是中央军防守古北口到南天门的血战，几乎是以全师牺牲为代价，西北军在喜峰口与罗文峪甚至出现成功的逆袭，而东北军王以哲部、何柱国部与晋军商震部、傅作义部，在滦东也都有相当英勇的抗敌牺牲，但是当时中国部队，根本对于现代新式的火力所知有限，在长城地区坚硬地形难以临时构建有效的防御工事，而日军使用空军与重炮的优势火力，造成中国守军阵地几乎全毁，也就无法成功地对抗日军的攻势。不过这系列的战斗，证明了中国军队的确敢于牺牲，不再是一支望敌溃散的“太监军”了＇4＇。

11。5　华军作战需要大幅改进

不过就作战指挥而言，当时何应钦与杨杰的长城防御作战战略，实在是过于的被动与呆板，只是强调各军死守险要阵地，而与日军进行浴血作战，来展现中国军队流血与牺牲的精神，却没有在战场上发挥协同作战的功能，更没有运用主动反击的战术，打击日军极其脆弱的后方与补给线，实在是相当的失算。

事实上，当时在长城防线的中国军队，应该采取更为灵活的机动防御，一方面以部分军队，依据地形险要布阵防守，但是应抽调更多的兵力，采取精锐编组，在长城沿线一些日军兵力薄弱的地带，主动地越过长城，利用复杂的地形，深入日军的北侧反击敌军，甚至可以远征日军补给集中的后方据点，进行大胆的敌后攻击与破坏，与包围日军的后方据点，而造成日军首尾受敌的压力（因为当时日军在热河后方的兵力的确不足，军力几乎全都调到长城正面攻击华军了），而不是让各军完全以被动的防御，等待日军强烈火力来逐一击破。

当然要实施这种机动防御，是需要有更好的部队协调，以及更为宽裕、可资调动的兵力，同时也需要指挥官有足够的企图心、决策的胆识与能力。这不但是当时何应钦与杨杰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中国军队直到武汉会战后期，才开始懂得运用这种战术，在三次的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才真正灵活的使用这种战术。

11。6　长城作战对日本侵华策略的影响

日军在赢得热河与长城之战的胜利之后，当然成功的截断了中国支持东北义勇军的联结通路，使得义勇军在热河失守之后的短期间之内，因为进一步的失去支持，大部分的部队被日军消灭，一部分则是退到苏联的境内，不过仍然有少部分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以游击战的方式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东北义勇军自动自发的英勇作战精神，是在中国的近代史中，一个唤醒了民族精神的历史事迹。东北义勇军的精神所兴起的一股抗日的共识，开始成为凝聚中国统一与新生的力量，终于成为中国走出几世纪迷失的历史动力。

日军占领热河后，不但完成日本对于拱卫满洲国的战略，同时也为推动“蒙古国”，找到一个理想的桥头堡，这时日本的侵略野心，简直已经到达沸腾的地步。日军既已穿过长城，兵临平津，就进一步的积极制造事端，煽动军阀与汉奸政客，以推动设立“华北国”。日本终极的战略目标，就是分裂中国，然后加以宰割。

不过，中国军队在热河与长城的作战与牺牲，多少让日军觉得，要想再演出类似九一八事变那种近乎无抵抗的占领中国事件，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必须设法策动与扩大中国内部的分裂，然后再加以介入与利用，它才能顺利的“征服”中国。所以日本在热河长城作战后，暂时停止全面的武装侵略，对华开始采用武力压迫之下的政略行动，准备一块块地肢解中国。首先上场的就是“蒙古国”的建立，以及“华北五省的自治”的推动。枪声未息，谈判上的压力就已上阵。

事实上，日本在谈判桌上的强横态度，绝对不减于在战场上的残忍手法，不过中国只有见招拆招，国民政府多数采取息事宁人的退让政策，用尽一切力量与日本周旋，才勉强换到了四年的准备时间（1933…1937）。而当日本发现中国已经开始凝聚抗日的共识，以及有了一些建设与军事的成果之后，就决定提前发动对中国全面的侵略。

第十二章、兵临城下的塘沽协定

由于日军迅速地攻占热河，同时击溃华军的长城防线，日本的大军就直接兵临平、津重镇，日军的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胜利，对于中国的华北与内蒙地区，造成了极大的战略威胁。不过日本政府与日军也开始明白，日军任何进一步的军事侵略，是必然会遭到中国的浴血反抗，中国不会像甲午战争的时代，打了败仗就准备割地赔款。纵使中国军民的血肉长城，一时之间仍然无法阻挡日军的侵略，不过却足以让日军付出可观的代价，日本若是要想以继续动武的方式，来侵略与占领中国，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超过当时日本所能负担的。何况日本还要担心苏联的立场，以及国际强权的反弹，所以日军无意恋战，反而希望先见好就收。

12。1　中、日在战略对抗上的比较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情绪虽然因为侵略中国而上扬，但是还不足以让人民支持全国立刻成为“全民皆兵”的地步，特别是扩大与中国的战争，日本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更非当时经济低迷的日本所能承受。日本极缺作战的重要物资如石油、钢铁、橡胶等资源，所以日本政府认为，它需要时间来培养更为狂热的军国主义，日本也需要时间来消化已占领的中国领土，转化中国的资源成为日本的国力。加上国际社会对于日本不断的侵略中国，准备独占中国的利益，出现相当的不满与压力，所以日本不愿在长城作战之后，全面的乘胜追击，而是希望将最终征服中国的战略，暂时的从战场移到谈判桌上。

当时日本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以和战交替互用的方式，逐步蚕食中国，最终能全面的屈服她的抗日意志，让一个分裂的中国，接受日本的纵与支配，而使中国的资源，成为支持日帝国称霸世界的基础。日本的大陆政策，就是要侵略中国，但它却不希望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战争，认为只有步步进逼，逐渐分割与蚕食她，才是上策。

不过中国在热河长城作战之后，出现另外一波民族主义觉醒的意识，西北军大刀队的搏斗（与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拼斗），虽然能够激发中国人的抵抗热血，却不能真正的打败日军的攻势。同样的，天险长城加血肉长城，也不能阻挡日本军队对于中国的侵略。但是中国人的这些鲜血与牺牲，并没有白白的浪费，一个凝聚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幼苗，正在中国人抗日的血泪的灌溉之下，迅速地成长，曾是老大陈腐、分裂内讧的中国，开始在日本连串的侵略之下，出现了团结与转变。

当时，中国无法战败日本的基本原因，还不只是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不足，也不是中国军队不够勇敢拼斗，而是更基本的关键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与分裂的国家。中国没有现代化的社会、人民、政府、工业与军队，因此她在总体的国力上，根本就不足以击败日本的强大优势，军队在战场上抗日的失利，只是中国全盘落后、加上内战、分裂的必然结果，中国人开始逐渐知道危机的所在了。

中、日战争是一场历史性的民族战争，其胜败的关键在于总体国力的强弱，中国若继续陷在分裂与落后的状况之中，她就根本不可能有力量对抗日本的侵略，中国若是立刻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其结果很可能是亡国。但是当时的中国，与其它成为西方殖民地的古文明民族不同的是，中国不愿接受亡国的欺凌，中国人不肯成为亡国奴！因此中国就必须尽一切的力量争取时间，以完成团结与建设。

任何国家要想现代化，绝对不是一日可以完成的，中国若要复兴与现代化，当然也是如此：她幅员庞大、人口众多，加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因此中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凝聚共识，她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发展。现代化的战争要有现代化的人民、社会、组织、经济与工业，才能组成现代化的军队，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有实力来对抗日本的侵略。

而中国要有这些现代化的社会与经济基础，至少要有几十年的时间培养与发展，才能看到具体的成效。但是在日本疯狂的进逼下，中国被迫即使没有做好作战的准备，也要开始反抗了。所以日本的决策者知道，绝对不能给中国足够的时间来复兴国家与救亡图存，中、日两大民族的历史决战胜负，就决定在时间的竞争上。

12。2　日本企图建立汉奸政权的失败

一九三三年年初，武藤信义率兵进军热河的重点并不只在征服热河而已，而更是直指华北，目的是要给中国人民一个“无法对抗日本”的事实打击＇1＇。日本特别希望能够击溃国民政府之中央军，以离间华北的各个地方部队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武藤认为让中国遭到前所未有之丧师辱国的惨败、打垮中国的抵抗意志，这样才可以屈服华北，同时进而造成华中与华南的分裂。

因此当武藤信义调动关东军准备进军热河的同时，日本的“中国通”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立刻奉命转任天津特务机关长。坂垣的计划是，利用中国部队作战失利所引起的社会与人心动乱的当头，来利诱军阀与政客，他曾经企图利用段祺瑞、孙传芳与吴佩孚，但是都不得要领。（这真是大大的出乎板垣的意料之外，中国人怎么会有官不做？）板垣只有跟张敬尧与孙殿英等“三流”军阀联系，并且透过他们与东北军将领张作相，西北军将领宋哲元都有所接触。板垣希望能够离间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然后在华军的战线崩溃之时，由他们趁乱出兵反蒋，造成“华北独立”政府，届时再运动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渠来响应就更有可能了。但是这次任凭板垣用尽各种手段，都无法真正的策反这些原先与蒋介石有仇的军队，来公然的反叛国民政府。而担任居中联络的汉奸张敬尧，又被爱国志士所刺杀，因此板垣所有的策反计划全都落空，使得关东军在华北的军事行动，失去了政略上的作用。

同时国际社会已经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华北，破坏了各国在华利益的均衡，出现了相当强烈的反弹。日本既不能一口就并吞中国，政略离间以瓦解中国又没有达成，因此只有设法与中国停战，以集中力量消化所占领的东北四省。日本军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向关东军下达“华北应急方案”，要求关东军在六月底之前，要与中国方面达成停战，然后撤军回到长城以北地区。而在国民政府方面，汪精卫在张学良下野之后，重新复职，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因为热河之战输得太惨，自己无法兑现抵抗到底的宣言，只有请假出国，进行广泛的外交联系活动。蒋、汪二人对于当前的局势，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可以有条件的暂时接受屈辱，而尽量设法保全华北，以图国家的建设与抗战的准备。

12。3　黄郛设法收拾残局

不过问题是，国民政府方面当时并不知道日本政府与军部，已经决定在华北停战。国民政府眼见日军突破了长城防线，兵临平、津，而蒋介石却正处在无兵可调与无财可用的窘境。蒋、汪只有设法请出与日本关系良好，也是同盟会时代的革命老同志黄郛，让他设法与日本人谈判折冲。由于黄郛是留日学人，精通日语与了解日本的文化与国情，曾在同盟会时代，热心参与革命，后来在北洋政府任过要职，并且与蒋介石结为金兰，是蒋介石对日政策的主要私人顾问，而他与日本当时的军政方面负责人，也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黄郛虽然已经退出政坛多年，但在国家陷入危亡震撼之际，蒋介石又动之以金兰情，恳请他念在苍生而出山，他只好出面收拾华北的局势。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最感到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与日本进行直接的谈判与交涉。因为当时日本的政局，在少壮派军人的主控之下，气焰之狂妄，根本是无理可谈，所谓的中日谈判交涉，只不过是让中国在会议桌上屈膝受辱而已（其实连日本政府官员，也不敢惹这些少壮派军人）。而当时中国的民气又沸腾已极，任何对日本让步的协议，都会被视为“卖国”的罪行，因此官员在议场中所受的内外压力，甚至大于在战场的指挥官。当时黄郛实在是在无可奈何的状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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