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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章 仰天俯地 无愧生者与亡灵感动孔从洲将军（第1页）

至今依旧清晰地记着，头一回听到孔从洲将军的名字，而且还是我的灞桥乡党时的那种惊讶和神秘的情状。

那是我刚刚进入高中学习，从结识不久尚未完全消除生疏的同班同学那里得知的。“孔从洲是我村人。我村出了一位将军。炮兵司令。”等等。他说话的表情和声调是骄傲，亦不无炫耀。然而，他只是再三强调孔从洲将军是他们上桥梓口村人，他父亲曾经和将军在同一所私塾念过书一块在村巷田野疯玩，却再也提供不出化释我的神秘感的内容，诸如将军如何踏上革命道路，经历过怎样艰难曲折的过程，有哪些超凡事迹或英雄壮举，这都是我乍听之后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他却不甚了了，只顾沉浸在本村出了将军的荣耀和骄傲的情绪里。我的高中母校就在古人折柳送别的灞桥桥南，学校的围墙就扎在灞河河堤根下，过桥朝西北方向走不过几华里，就是孔从洲将军的老家上桥梓口村。我和同学帮助农民秋收时，往返于上桥梓口村开阔的田野，眺望沿着灞河长堤伸向渭河平原深处的柳树林带，走在上桥梓口村雨后深陷的马车辙痕的土路上，看不出这个上桥梓口村和邻近村庄有什么不同的气场脉象，然而一位共和国的将军就出在这里。我的崇拜和敬重是很自然地发生的，上世纪50年代是一个崇拜英雄的时代，为共和国的建立流血牺牲的烈士和功勋卓著的英雄，获得整个社会的尊敬和爱戴是由衷的真诚的；从少年时代到步入青年，我充分感受浸润着这种崇拜英雄的社会气氛，也因为我的个性和刚刚萌生的想有作为的心理，对前辈英雄不仅崇拜，而且形成一种心理情结；孔从洲将军是离我最近的一位前辈乡党，我的崇敬我的骄傲和我的神秘感，由那时贮入心底，竟然有四十多年了。

直到去年初，我读到作家徐剑铭等人写作的长篇纪实《立马中条》书稿，看到孙蔚如司令麾下战将孔从洲浴血打击日本侵略者撼天动地泣鬼神的战绩，我几次被感动得心潮难抑，对将军第一次感知到最切实的了解。再到今年读到孔从洲将军的外孙张焱写作的《也无风雨也无晴》书稿，我对从家乡灞桥走出去的孔从洲将军，才有了较为完整的了解，一位从未见过面的将军生动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读这部书稿，不是通常意义的文学作品欣赏，尽管年轻的张焱思想深刻笔锋犀利。我的整个阅读感觉是走进一座大山，伟岸凛峻，却也高襟柔肠，那是对自己追求的事业的忠诚，对国家和人民承载的责任的义无反顾，对一个高尚的人的精神情操的历练，对一个纯粹的人的人格品质的坚守和修养，使我感到一个人用整个生命历程铸成的巍峨大山的形象。这座大山，不仅经得住同代人的审视，更经得起后人的阅读和叩问。这座山的独有的品格，独具的魅力，立于群山之中，不摧不老。

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我一遍成记。孔从洲在刚刚兴起的新式学校读了两年初中，因家里一场土地官司打得倾家荡产而辍学，回到村子别无选择地学做农活儿，而且很快成为赶马车的把式。依我乡村生活的印象，马车把式在关中农村是受人敬重更令人羡慕的“高职”人才。无论给自家驾车吆马或受雇于旁人执鞭，都是“高人一等”的技术性人才。然而孔从洲既无心纠缠于家庭土地纠纷的恩怨（乡村里无论贫富无论长幼都易陷入的仇恨情结）之中，亦不留恋沉迷小康之家和车把式的优越，扔下马鞭走出虽也凋敝却仍可以养人的天府关中，投奔远在陕北之北的杨虎城去了，行程几近一千公里，“经过数月奔走，衣衫褴褛满身疥疮，沿路乞讨”抵达目的地安边，走进一个显示着强烈反叛旧制度的杨虎城部队的军营，开始了他戎马倥偬的人生征程。这一年孔从洲年仅十六七岁。关中乡村走失了一个驾马抡鞭的车把式，成就了一位肩负国家民族命运的将军。依我所能得到的文字资料，说孔从洲在西安读书时听到过杨虎城和他的部队的侠义精神，是促使他投“鞭”从戎的唯一导向。我相信这种导向对青年孔从洲的影响力，但得注意孔从洲个人的接受基础。即孔从洲刚刚萌芽的人生抱负，不甘于普遍的乡村生活的平静和平庸，肯定是与生俱来的个性气质里的叛逆因子起着关键作用，使他自觉脱离开无以数计的关中乡村青年习惯接受的生活模式和生命运行轨道，他的生命没有消磨在麦垅马厩，而是张扬在民族救亡国家解放的烽火之中。我便确信，一茬一茬的茫茫人群里，少年时期就显出鸿鹄之志的杰出人物，是自古以来就屡见不鲜的事实。

孔从洲参加了消灭军阀的北伐战争。尤其在西安城被军阀刘镇华围困的8个月时间里，孔从洲和守城的军民成功坚守到胜利，他已经初显军事指挥才智，荣任炮兵排长，时年20岁，被杨虎城爱称为“娃娃排长”。也就是从这时起，孔从洲与炮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他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炮兵学院并荣任院长，再到中央军委炮兵副司令员。

在标志中国革命形势重大转折的“西安事变”发生时，孔从洲已经成为这场震惊世界的事变成败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他任杨虎城17路军警备二旅少将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按照张学良杨虎城的部署，两三个小时内，城防司令孔从洲指挥部属一举解除蒋介石布置在西安的军、警、宪兵和特务组织，一个不漏地抓捕了包括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军政要员。作为东北军和西北军联手起事捉蒋的1936年12月12日凌晨那两颗信号弹，是孔从洲指令士兵发射的。这两颗信号弹射向夜幕沉沉的古城西安的高空，扭转的却是整个中国的时局，是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一个历史性转折。孔从洲在他后来的民族战争和革命战争历程中，不知发射过多少颗进攻的信号弹，都比不得上述这两颗。作为一个军人，一生中能有这样重大的历史性机遇，是骄傲自豪，也是幸运，足可以告慰平生。

在随后的中条山抗日前线，在战区司令孙蔚如麾下，孔从洲率独立46旅，先后参加过十余次大的战斗，血战永济成为重创日军鼓舞士气的重大胜利。他的民族血性在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成为这个民族后代子孙永远珍重和膜拜的精神楷模。

抗日战争胜利，孔从洲即率部起义。正式回到人民解放军的队列，从华北一直打到西南，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

我从《也无风雨也无晴》书里，简要列举出孔从洲革命历程中这几件史实，在于勾出一个清晰简明的线条，可以看出一个完全可能成为庄稼能手马车把式的关中乡村青年，怎样走过堪称光辉的人生历程，留给后人多少精神启示和激励；这些重要史实的意义，绝不仅仅属于孔从洲个人，而是让我看到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个民族和国家在寻求生路、出路和解放的艰难曲折复杂漫长的历程的一个缩影，孔从洲是一个坚定的实践者，一个在革命烽火里舞蹈的凤凰。我列举孔从洲生命历程的重大事件，也在我的心里铸刻下革命历史的几根该当铭记的线条。

毛泽东曾经连声称赞孔从洲“是个老实人”。毛泽东这个评价的依据和注解是“别人都相信你”。这不仅是毛泽东的赞语，而是几十年的风雨历程里，他的上级他的左右臂膀和他的部属对他的共同印象和评价。在我理解，这个“老实人”的所指，当有更为丰富更为深厚更为高尚的内涵：对认定的主义追求的坚定不移，在艰苦卓绝乃至生命绝境里的殊死坚守，对肩负的每一个使命的忠诚，对同志同道的赤诚和坦然，业已形成独秉的个性气质和性格魅力，远远不是人们习惯上所说的“老实人”概念所能包容得了的。有一件事令我感动，当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做出“捉蒋”决定，并且拟定了这场惊世事变中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分工部署，杨虎城把这个决定说给的第一个人，就是孔从洲，就是被他昵称为“娃娃排长”而今西安城防司令的孔从洲。可靠和信赖不需说了，成就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壮举是他们共同的抱负，才会产生彼此间不言而喻的生死与共。

关于孔从洲的党龄，也是令我十分感动的一个细节。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在各个部队剿杀共产党人，杨虎城拒不“清党”，把西北军里的共产党人或送走或隐蔽，就在这种白色恐怖乌云笼罩之局势里，孔从洲向共产党在陕西的创始人魏野畴提出入党要求。魏野畴觉得他暂时不要加入共产党，以他在西北军里的中级军官身份，更有利于为党工作。孔从洲听从了党的安排。1930年，孔从洲向南汉宸再次提出了入党要求，南以同样的考虑让他暂时不要入党。在中条山抗日战场上，孔从洲任旅长的独立旅，几乎是共产党人领导的一支部队，从旅部到士兵，谁都搞不清有多少共产党员，然而谁都明白这是一支皮白瓤红的战旅，连蒋介石都清楚，三番五次指令38军军长孙蔚如“清党”，孙蔚如和杨虎城一样保护了共产党人，孔从洲实际上是按党的指示在执行。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孔从洲按中央指示率部起义回到延安，经由毛泽东作介绍人加入中共。他的党龄就只能从1946年起算。从1927年到1946年几近20年的党龄，对于一位高级将领，不仅仅是荣誉和待遇层面的含义，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感受。他不应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而是从魏野畴那里开始，就自觉按照共产党的方略和思想规范着自己行动的老党员了。可贵的令人钦佩的在于他的态度，他提说过此事，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解决，也就坦然接受了既成的事实，毫不动摇甚至毫不在意地专注于他的炮校和炮院培养炮兵骨干的工作，这也是“老实人”处理个人事情的一个范例，一种襟怀，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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